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在战后一段时间，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充满谬误，尤其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战刚结束，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在十年居住期间，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其答案正如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书名：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希特勒上台前，这些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靠着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哪怕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一位银行职员则认为，应当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他们渴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犹太人佩带耻辱的袖章，却视为理所当然。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1933年的德国人，被驯化为纳粹暴政机器上的螺丝钉。一个个普通人彻底放弃了思考，只是在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这就是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讲的“平庸之恶”。最终，德国给自己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尽管，血腥残酷的20世纪已经成为故纸堆上的历史，但“平庸之恶”的幽灵并未消散——权健公司中，那些每天贩卖有害保健品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平庸之恶”；某互联网公司中，那些用搜索排名技术向大众推荐“莆田系医院”的程序员是“平庸之恶”；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用制度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这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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