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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秦汉之后无信史”?

左项羽,右刘邦


 为何说“秦汉之后无信史”?
文:沥泉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公元前209年,项羽与刘邦约定,先破咸阳者封关中王。

然而,当项羽被章邯军阻挡在巨鹿之外,刘邦一路攻入函谷关迫使秦王子婴投降后,项羽心中不甘,鸿门宴上背弃约定,以实力迫使刘邦放弃关中,并将其封入偏僻蜀地,一把大火烧毁了咸阳宫室。

几年后,刘邦再次与项羽逐鹿中原。三年激战后,双方签订和约,决定结束内战,以鸿沟为界,西属汉,东属楚。随后,项羽守约罢兵东归。张良、陈平立刻进谏,劝说刘邦趁机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汉军撕毁协议,发动突然袭击,向撤退中的西楚背后捅了一刀,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边上。

同样是背信弃约,千年以来,项羽的民间形象是悲情英雄,刘邦却是一副小人模样。难道真如易中天所说,项羽是骨子里的贵族,刘邦是市井流氓

不得不说,在专制政治形成的长期心理压力之下,老百姓更容易同情失败者,怀念悲情英雄,它代替了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可能。

而另一方面,二者的形象差异,主要来自于《史记》的如椽巨笔。司马迁以生动而又深刻的笔法,写活了项羽的豪放不屈,为冰冷乏味的政治带来了英雄主义亮色。作为成功者的刘邦,却显得过于现实、自私、虚伪和狡狯,当他将自己的妻儿踢下车以逃亡时,在项羽的豪雄面前显得如此的猥琐不堪。

二十四史中以前四史声望最高,前四史中以《史记》影响最远,《史记》中的名篇,则首推《项羽本纪》。这不仅是一个失败者的历史,更是一场挑战胜利者的战争,对霸王项羽如是,对太史公亦如是。



真相与胜利者的千年之战

因李陵之祸,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活在极度的黑暗和屈辱中,活着耻于见乡人,死后耻于见父母,人生即地狱。只有当他回到书斋,将不堪的现实隔绝在外,在精神世界中才能得到拯救。他将自己比作漂泊中作《春秋》的孔子,放逐中作《离骚》的屈原。他是双目失明的左丘明,被削去膝盖的孙膑,他与上古的圣贤同在,与他们追求着共同的理想。他写下帝王的不义、小人物的抗争、士的牺牲与追求,述往事,思来者,飞翔在历史的星空。那是他黑暗人生的最后一束光。

他在坚持什么?他在追求什么?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来自手上沾满平民鲜血的纳粹军官约亨。但对二战胜利者的国人而言,却有着难以辩驳的强大逻辑。在如小姑娘般任人打扮的历史面前,这仿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然而,司马迁以最惨烈的代价和大无畏的理想,艰难地向世界证明,这个时代并非如此。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落了下乘,《汉书》对太史公的评价,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真话很简单,但在权力的注视之下,却要付出血的代价。史官与王权的千年之战,真相与胜利者的千年之战,一直延续到现在和未来。

史官文化与知识分子信仰

史官文化,源于商而成于周。商尊奉鬼神,以祭祀与占卜为决策依据,史官诞生于祭司阶层,甲骨文就是占卜和历史记录相结合的产物。巫史合一的时代,祭司与世俗政权的分立,带来史官的超然独立地位。

周灭商之后,史官制度得到保留,在代代世袭中得以不受君王干预而传承。由于周人重视礼仪和传统,事鬼神而远之,史官的文化色彩更多由神权而转向人文。

史官的源流,决定了他们不仅将自己视作记录历史的工具,且代表着神圣的使命。他们与世俗权力相对独立,凭自己的判断书写历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为君王负责,而是为上天和神明负责,为代表正义的天道负责,是道家、儒家、阴阳家等脉络的源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起源。

史官的价值观有几个特点:

▌中立意识和世界视野

司马迁将史官的追求总结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作为觉醒于时代之先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眼光敏锐,第一时间看出国家与政治的兴亡迹象。作为历史的观察者,他们拒绝将自己限定在某个狭隘的共同体中。为了传承使命,他们经常离开覆灭前的祖国,去别国甚至敌国任职,并成为国家兴亡的指向标。

西周衰落后,史官逐渐迁移到各诸侯国并建立国史传承。司马迁的祖先也不例外,他们原是西周的史官世家,在惠王和襄王之间来到晋国担任史官,其家族分散到卫国、赵国和秦国。

名气最大的,当属在东周担任柱下史的老子,“居周久矣,见周之衰,乃遂去”,他西出函谷关,作为过路费而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传颂千古,以隐遁为最后归宿。
  
▌史鉴信念

先秦史官离开祖国,是贪生怕死、追逐名利么?来到晋国的太史董狐,在一起残酷的政变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历史:“赵盾弑其君”。秉笔直书是史官的最高信念,他们忠于历史和事实,与后世不同,他们并非盛世修史歌功颂德,也并非只安全的为前朝作史以殷鉴本朝。他们直面时代风暴,记录当代历史,写下闪光的思想言论,以良知和睿智为刀笔,刻下历史的兴衰和政治的善恶。

史官将监督权力视为使命,他们要忠实写下帝王言论和历史大事,让权力“慎言行”,不能为所欲为。因烽火戏诸侯而丧失政治信用的周幽王,因打压国人言论自由而被流放的周厉王,战国的礼崩乐坏,齐国与秦国的宫廷丑闻,统统不能逃出他们的笔下。

▌清洁精神和朴素自由主义

诸子百家中,与史官文化最接近的是道家,《汉书》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他们将人民视为天道的化身,《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他们创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修养体系,史佚说“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

他们提倡多元,尊重不同意见,反对求同思维,西周史官史伯主张“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西周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

他们主张政治应尊重自然规律和人民的意见,周太史说:“政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

商鞅以法家治秦国。可很多人不知他见秦孝王时,首先推荐的是道家的“帝道”,然后是儒家的“王道”,秦王不感兴趣,他才推荐了法家的“霸道”。西汉初年,行黄老清净无为之道,减少税负徭役,对社会少加干涉,于是才有了西汉的强盛。

被权力围剿的历史

然而,如同霸王被围垓下,在权力的围困下,上古史官文化也走向末路,当战国诸侯一次次强化其集权后,总是“说坏话”和提忠告的知识分子也就格外招嫌了,史官纷纷被废黜,《孟子》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于是,战争开始了,《左传》记载了四位烈士为了历史真相前仆后继的理想故事:崔杼弑君后,史官记载"崔杼杀了国君",被杀。他的弟弟继续这样写,再次被杀。下一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崔杼终于不敢动手。更动人的是,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一个个都被砍了头,手持写好事实的竹简前去,准备以死续写史实!

读书至此,不由悠然神往,却又不由伤怀迷惘,这是何等高贵而清洁的精神,何等独立而自由的人格,原来我们的文化,也曾有这样的源头!

诸侯林立的年代,权力之手虽越伸越长,但各国都有史书,掩盖真相是困难的,这是权力分散和多元文化的好处,诸侯的种种野心、欲望和无耻,在史家的笔下一览无余。

随后,秦统一六国,焚六国史书只留秦史,民间私藏书者杀,大一统下的文化专制随着政治专制开始了。汉推翻秦的暴政来获得合法性,然而,汉初原封不动延续了焚书政策,“挟书令”“妖言令”和“诽谤律”维持到文帝时才得以松动。

于是,就有了司马迁绝望的抗争。也许,他看到的不仅是被权力掩盖的过去,还有着被权力不断异化的未来。据传,武帝翻阅《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怒而削之。我们已无法知晓,司马迁原本写了什么。

还有异化的知识分子,屈服并竭力维护权力的臣僚们,也纷纷加入压迫者的队伍。《后汉书》载,蔡邕受董卓牵连,在狱中上书,“希望能砍了我的双脚,在我额上刺字,只求让我把汉书写完再杀我”,权臣王允回答,“当初武帝没杀司马迁,导致谤书流于后世”,于是杀了他。蜀汉时,施行法家统治的诸葛亮厌恶史官,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连灾害都没有明确记录。

知识分子还剩下最后的坚持:帝王不得观看“起居注”仍是史官的信念,这是他们在权力面前最后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唐太宗要求翻看“起居注”,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献给君王,开启了恶劣的先河。在对灾祸的恐惧下,史官终于背离了神圣的传统,与其他臣子再无不同,成了权力的家奴。传说中“贞观之治”的盛世,其公信力也打上了问号--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有何意义

清初明史案中,庄廷鑨因失明而学左丘明著史,结局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族获罪,牵连数千人,被杀七十余人,写书的、作序的、挂名的、刻字的、印刷的、校阅的、卖书的、藏书的,都不能例外,连已死的都被开馆戮尸。



当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走到最后,这就是司马迁的最终下场,也是一代代国人走向混沌的必然。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说过,“我为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张鸣老师曾说:“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处于失忆的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出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找不好自己的位置。

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失去应有的记忆,所谓的“安身立命”,不啻为一个巨大的、可怜的、悲哀的笑话。对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史记》+《剑桥中国史》这两套史书。解决“秦汉之后无信史”的难题,帮助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丰富认知维度:

《史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领衔,综合历代《史记》版本,标点、校对。堪称当代《史记》最权威版本。跟随司马迁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大历史学家“通古今,齐生死”的文字魅力。

《剑桥中国史》:主编是堪称“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和崔瑞德(杜希德),领衔百名西方汉学界顶尖的学者,从秦汉写到现代中国,不隐藏敏感内容,也不避讳历史禁区,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书写,更是与中国史学家的视角不同,十分难得。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老师将其列为中国史必读系列。

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回溯,更是人类精神的寄托。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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