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秦汉之后无信史”？

李强好书伴读

左项羽，右刘邦

为何说“秦汉之后无信史”？

公元前209年，项羽与刘邦约定，先破咸阳者封关中王。

然而，当项羽被章邯军阻挡在巨鹿之外，刘邦一路攻入函谷关迫使秦王子婴投降后，项羽心中不甘，鸿门宴上背弃约定，以实力迫使刘邦放弃关中，并将其封入偏僻蜀地，一把大火烧毁了咸阳宫室。

几年后，刘邦再次与项羽逐鹿中原。三年激战后，双方签订和约，决定结束内战，以鸿沟为界，西属汉，东属楚。随后，项羽守约罢兵东归。张良、陈平立刻进谏，劝说刘邦趁机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汉军撕毁协议，发动突然袭击，向撤退中的西楚背后捅了一刀，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边上。

同样是背信弃约，千年以来，项羽的民间形象是悲情英雄，刘邦却是一副小人模样。难道真如易中天所说，项羽是骨子里的贵族，刘邦是市井流氓？

不得不说，在专制政治形成的长期心理压力之下，老百姓更容易同情失败者，怀念悲情英雄，它代替了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可能。

而另一方面，二者的形象差异，主要来自于《史记》的如椽巨笔。司马迁以生动而又深刻的笔法，写活了项羽的豪放不屈，为冰冷乏味的政治带来了英雄主义亮色。作为成功者的刘邦，却显得过于现实、自私、虚伪和狡狯，当他将自己的妻儿踢下车以逃亡时，在项羽的豪雄面前显得如此的猥琐不堪。

二十四史中以前四史声望最高，前四史中以《史记》影响最远，《史记》中的名篇，则首推《项羽本纪》。这不仅是一个失败者的历史，更是一场挑战胜利者的战争，对霸王项羽如是，对太史公亦如是。

真相与胜利者的千年之战

因李陵之祸，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活在极度的黑暗和屈辱中，活着耻于见乡人，死后耻于见父母，人生即地狱。只有当他回到书斋，将不堪的现实隔绝在外，在精神世界中才能得到拯救。他将自己比作漂泊中作《春秋》的孔子，放逐中作《离骚》的屈原。他是双目失明的左丘明，被削去膝盖的孙膑，他与上古的圣贤同在，与他们追求着共同的理想。他写下帝王的不义、小人物的抗争、士的牺牲与追求，述往事，思来者，飞翔在历史的星空。那是他黑暗人生的最后一束光。

他在坚持什么？他在追求什么？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来自手上沾满平民鲜血的纳粹军官约亨。但对二战胜利者的国人而言，却有着难以辩驳的强大逻辑。在如小姑娘般任人打扮的历史面前，这仿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然而，司马迁以最惨烈的代价和大无畏的理想，艰难地向世界证明，这个时代并非如此。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落了下乘，《汉书》对太史公的评价，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说真话很简单，但在权力的注视之下，却要付出血的代价。史官与王权的千年之战，真相与胜利者的千年之战，一直延续到现在和未来。

史官文化与知识分子信仰

史官文化，源于商而成于周。商尊奉鬼神，以祭祀与占卜为决策依据，史官诞生于祭司阶层，甲骨文就是占卜和历史记录相结合的产物。巫史合一的时代，祭司与世俗政权的分立，带来史官的超然独立地位。

周灭商之后，史官制度得到保留，在代代世袭中得以不受君王干预而传承。由于周人重视礼仪和传统，事鬼神而远之，史官的文化色彩更多由神权而转向人文。

史官的源流，决定了他们不仅将自己视作记录历史的工具，且代表着神圣的使命。他们与世俗权力相对独立，凭自己的判断书写历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为君王负责，而是为上天和神明负责，为代表正义的天道负责，是道家、儒家、阴阳家等脉络的源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起源。

史官的价值观有几个特点：

▌中立意识和世界视野

司马迁将史官的追求总结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作为觉醒于时代之先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眼光敏锐，第一时间看出国家与政治的兴亡迹象。作为历史的观察者，他们拒绝将自己限定在某个狭隘的共同体中。为了传承使命，他们经常离开覆灭前的祖国，去别国甚至敌国任职，并成为国家兴亡的指向标。

西周衰落后，史官逐渐迁移到各诸侯国并建立国史传承。司马迁的祖先也不例外，他们原是西周的史官世家，在惠王和襄王之间来到晋国担任史官，其家族分散到卫国、赵国和秦国。

名气最大的，当属在东周担任柱下史的老子，“居周久矣，见周之衰，乃遂去”，他西出函谷关，作为过路费而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传颂千古，以隐遁为最后归宿。

▌史鉴信念

先秦史官离开祖国，是贪生怕死、追逐名利么？来到晋国的太史董狐，在一起残酷的政变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历史：“赵盾弑其君”。秉笔直书是史官的最高信念，他们忠于历史和事实，与后世不同，他们并非盛世修史歌功颂德，也并非只安全的为前朝作史以殷鉴本朝。他们直面时代风暴，记录当代历史，写下闪光的思想言论，以良知和睿智为刀笔，刻下历史的兴衰和政治的善恶。

史官将监督权力视为使命，他们要忠实写下帝王言论和历史大事，让权力“慎言行”，不能为所欲为。因烽火戏诸侯而丧失政治信用的周幽王，因打压国人言论自由而被流放的周厉王，战国的礼崩乐坏，齐国与秦国的宫廷丑闻，统统不能逃出他们的笔下。

▌清洁精神和朴素自由主义

诸子百家中，与史官文化最接近的是道家，《汉书》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他们将人民视为天道的化身，《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他们创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修养体系，史佚说“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

他们提倡多元，尊重不同意见，反对求同思维，西周史官史伯主张“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西周行将灭亡，原因是周王“去和而取同”。

他们主张政治应尊重自然规律和人民的意见，周太史说：“政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

商鞅以法家治秦国。可很多人不知他见秦孝王时，首先推荐的是道家的“帝道”，然后是儒家的“王道”，秦王不感兴趣，他才推荐了法家的“霸道”。西汉初年，行黄老清净无为之道，减少税负徭役，对社会少加干涉，于是才有了西汉的强盛。

被权力围剿的历史

然而，如同霸王被围垓下，在权力的围困下，上古史官文化也走向末路，当战国诸侯一次次强化其集权后，总是“说坏话”和提忠告的知识分子也就格外招嫌了，史官纷纷被废黜，《孟子》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于是，战争开始了，《左传》记载了四位烈士为了历史真相前仆后继的理想故事：崔杼弑君后，史官记载"崔杼杀了国君"，被杀。他的弟弟继续这样写，再次被杀。下一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崔杼终于不敢动手。更动人的是，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一个个都被砍了头，手持写好事实的竹简前去，准备以死续写史实！

读书至此，不由悠然神往，却又不由伤怀迷惘，这是何等高贵而清洁的精神，何等独立而自由的人格，原来我们的文化，也曾有这样的源头！

诸侯林立的年代，权力之手虽越伸越长，但各国都有史书，掩盖真相是困难的，这是权力分散和多元文化的好处，诸侯的种种野心、欲望和无耻，在史家的笔下一览无余。

随后，秦统一六国，焚六国史书只留秦史，民间私藏书者杀，大一统下的文化专制随着政治专制开始了。汉推翻秦的暴政来获得合法性，然而，汉初原封不动延续了焚书政策，“挟书令”“妖言令”和“诽谤律”维持到文帝时才得以松动。

于是，就有了司马迁绝望的抗争。也许，他看到的不仅是被权力掩盖的过去，还有着被权力不断异化的未来。据传，武帝翻阅《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怒而削之。我们已无法知晓，司马迁原本写了什么。

还有异化的知识分子，屈服并竭力维护权力的臣僚们，也纷纷加入压迫者的队伍。《后汉书》载，蔡邕受董卓牵连，在狱中上书，“希望能砍了我的双脚，在我额上刺字，只求让我把汉书写完再杀我”，权臣王允回答，“当初武帝没杀司马迁，导致谤书流于后世”，于是杀了他。蜀汉时，施行法家统治的诸葛亮厌恶史官，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连灾害都没有明确记录。

知识分子还剩下最后的坚持：帝王不得观看“起居注”仍是史官的信念，这是他们在权力面前最后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唐太宗要求翻看“起居注”，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献给君王，开启了恶劣的先河。在对灾祸的恐惧下，史官终于背离了神圣的传统，与其他臣子再无不同，成了权力的家奴。传说中“贞观之治”的盛世，其公信力也打上了问号--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有何意义？

清初明史案中，庄廷鑨因失明而学左丘明著史，结局是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族获罪，牵连数千人，被杀七十余人，写书的、作序的、挂名的、刻字的、印刷的、校阅的、卖书的、藏书的，都不能例外，连已死的都被开馆戮尸。

当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走到最后，这就是司马迁的最终下场，也是一代代国人走向混沌的必然。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说过，“我为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张鸣老师曾说：“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处于失忆的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出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找不好自己的位置。

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逐渐失去应有的记忆，所谓的“安身立命”，不啻为一个巨大的、可怜的、悲哀的笑话。对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史记》+《剑桥中国史》这两套史书。解决“秦汉之后无信史”的难题，帮助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丰富认知维度：

《史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领衔，综合历代《史记》版本，标点、校对。堪称当代《史记》最权威版本。跟随司马迁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大历史学家“通古今，齐生死”的文字魅力。

《剑桥中国史》：主编是堪称“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和崔瑞德（杜希德）,领衔百名西方汉学界顶尖的学者，从秦汉写到现代中国，不隐藏敏感内容，也不避讳历史禁区，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书写，更是与中国史学家的视角不同，十分难得。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老师将其列为中国史必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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