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与反思文明的时候到了

文：群学君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截止北京时间2020年3月31日11点，全世界因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4372人，死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三万多次。

浏览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地图就会发现，疫情最严重的东亚、西欧和北美，正是目前地球上经济最发达、物质生活水平最优渥、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通常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文明”的地区。

国外有末世论者说，这就是自然向人类文明发起的残酷报复。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命数”究竟怎样，谁也无从知晓。

就像某位教授说的：“一百年来，人类再次走入迷茫的沼泽，世界需要一个新文明的起点”。

现在反思和考验文明的时候到了。

放下内心的傲慢

1915年，“欧洲文化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到新几内亚特某小岛上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进行田野考察。

在西欧的文明人看来，这群土著野蛮到不可思议。他们甚至不知道性行为和受孕之间的关系，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部落里甚至还残存“吃人”的习俗——他们认为，将亲人遗体埋入土壤或一把火给烧成灰，会让生者和死者从此永远分离。只有将亲人食用，葬入腹中，才能保证生者与死者，永远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腹葬”。

年轻的人类学家倒是跟这帮吃人族相处的其乐融融，有一次，他心情沉痛地跟土著人说，自己的故乡正在发生可怕的战争，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殒命。

土著惊愕的说：每天杀那么多人，你们吃得完吗？

马林诺斯基说：在我们文明世界，杀人不是用来吃的。

土著更加惊愕：不吃杀来干什么？你们那儿的人也太野蛮了吧。

马林诺夫斯基（左三）

你看，这就叫“文明的冲突”。20世纪人类的文明开化与物质创造，超过此前人类进化的总和，却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彼此杀戮，流血漂橹，自诩“文明”的我们，真的可以那么理直气壮么？

好在我们终究是懂得反省的物种，又过了十年，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位年轻同行，美国最杰出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 米德只身去了另外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与另一群无忧无虑的土著萨摩亚人带了好几个月，几年后，米德这样说道：

通过对其他文明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方法并不是人类所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上帝确定的，而是由长期而激烈的历史所酿成的。这样，我们便可回过头来，对我们的一切制度、机构进行检查，予以总体的权衡，而不必害怕我们究竟有什么不足。
一个来自最发达国家的学者，能放下傲慢的文化偏见，谦卑平和地去了解原始部落的内心世界，这才是文明的力量，它比造出的所有钢铁大炮，都要有力。

没有怜悯，就没有文明

许多年以后，年轻的女学者米德已经成为美国人类学界最德高望重的泰斗，并出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在一次公开讲演后，一位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这个它是否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

一位坐在台下的年轻学生威利斯（心理猜想，答案可能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罐或者鱼钩，再不就是碾米的石臼。没想到，米德教授的回答却是：

文明的最初标志，是部落里出现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

她解释说：

在一个完全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纯粹取决于残酷的丛林守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下去，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出现了大量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跟他们分享火堆、水和食物，直到他们的骨伤愈合。 

最后，米德意味深长地说：大量愈合的股骨，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与帮助他人，而这也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我们看到，在中国，数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一省包一市；在美国，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后，两周之内，已有超过62000名医疗志愿者响应；在日本，人们在送给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德国，同样深受重创的城市，尽最大可能腾出病房，接受来自意大利的重症患者……这些才是文明的标志。

玛格丽特 · 米德

文明有一条底线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场战斗中，北方联邦军队以牺牲八百人的代价，歼灭敌对的南方联盟军队两千余人。

战斗结束后，林肯总统遇到一位北军的拥护者。她兴奋地向总统欢呼：他们死了2700人，而我们只损失了800人，这真是大获全胜的一仗！

林肯极度震惊于这位女士的态度，他严肃地说：“3500个同胞手足为此丧生，这样的战斗能称之为大获全胜吗？”

“哦，总统先生，事实上，我方只损失了800人，不是吗？”女士辩解道。

林肯低下头，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他只用一句话回答道：

女士，我只能说，这个世界远远大于你的心灵世界。

中国人说：物伤其类。对全世界的生命，无论他是哪种肤色、哪种信仰、哪种语言、哪种政见，但请记住一点，在“人”的意义上，我们是同类，对同类抱有同情、尊重、怜悯和帮助，是文明的底线。

保有基本的尊严

疫情期间，我一直在读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 · 莱维的著作。作为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莱维的文字具有一种与其他受难者不同的特质，他秉持一种化学家的冷静与节制来书写记忆，在司空见惯的情绪宣泄与绝望悲鸣中，显得特别有力。

莱维回到说，进了奥斯维辛，他一度万念俱灰，用悲观的消极等待死亡的降临。一天，他见到一位年过半百的囚犯，上身赤裸，就着地上一汪脏水认真地擦拭身体。

莱维说，这位德国铁十字勋章的一战老兵，给他上了一课：

在集中营里，每一个囚犯都是奴隶，受尽侮辱，毫无尊严地等待死亡，但是，至少我们还保有一种权利——拒绝认命的权利。集中营会把人变成野兽，但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变成野兽。所以，没有肥皂，我也要每天擦拭身体，这不是纳粹的规定，而是我内心的尊严使然。 

有些灾难，我们或许无法克服，但是，任何灾难都战胜不了的，是人之为人的尊严。

批判社会，也要反省自己

1999年的某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通知，一夜无眠。

到了会场上，费孝通说：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

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

费孝通（右）与潘光旦（左）

费孝通接着说：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那一代人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

这次灾难席卷全球，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我们当然可以直陈国家的短板、制度的弊端、丑陋的现象，但不要忘了另外很关键的一条：反省自己。

问一问自己，“面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我做了什么？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够？”社会的每一寸进步，大人物们固然责任更大，但普通如你我，也并不是只有“悲愤”这一种态度和“指责”这一种行为。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文明中，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而顽强延续到今天的。

但与之相反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身边依然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却还包含着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文明中的野蛮，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野蛮的有效遏制。因为这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自由与幸福。

哈耶克说：“从短期着眼，我们是观念或思想的俘虏，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可见，人类究竟是拥抱文明，还是堕入野蛮，取决于每个人对文明与野蛮的理解。

但如此宏大的话题，只有极少数能站在人类思想高处，俯瞰文明历史的绝世天才，才能由表及里，触及问题的根本。

威尔·杜兰特，正是这样一位天才。他是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获得者，美国思想史上的巨人，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半个世纪苦行僧式的学术钻研，一对灵魂伴侣的殉难式的终身事业，一位伟大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终极探索，造就了杜兰特夫妇《文明的故事》。  

杜兰特以大师的优雅笔法将“文明与野蛮”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兴亡起伏，并以此反思自身。 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这套书说的是历史故事，“真正的精华却是叙述当代人的思想”。 

这部1500万字的巨著，不仅是哲学视角下的人类大历史，也是一部部精彩的故事集、优美的散文集，以及装帧和图片异常精美的艺术品，从书中的任何一页都可以开始读起，每一段都不会让人失望。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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