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我们的，不是憎恨的东西，而是热爱的东西

《撕裂的末日》，反乌托邦电影

毁掉我们的

不是憎恨的东西，而是热爱的东西

文：赫胥黎 编：先知书店店长、李强

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外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生活在朝着乌托邦迈近。

或许一个新的世纪会开始，在那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阶级将想方设法逃避乌托邦，去回归一个非乌托邦的世界——少一些“完美”，多一些自由。

所有的道德家都会同意，慢性悔恨是一种最不健康的情绪。如果你做错了事，你可以忏悔，然后尽自己所能进行弥补，让自己下一次做得更好。千万不要沉浸在过去的错误中，在淤泥中打滚绝对无法让你变得干净。

艺术也有自己的道德观，有很多艺术道德的准则和普通伦理的准则是一样的，至少是相似的。

例如，不论是对于蹩脚的艺术还是错误的行为来说，悔恨都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应该找出不足，承认不足，然后，如果可能，就要在未来避免重复。

这就是为什么，眼前的新版《美丽新世界》和老版并无二致。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缺陷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要弥补这些缺陷，我就得重写这本书，而且在重写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因为岁数增长而发生变化的人，我很可能在改正它的一些缺点时把它原来的优点也一并抛弃了。

所以，我抵制住了在悔恨中打滚的诱惑，宁愿把优缺点都扔在一边，去思考一些其他的问题。

在乌托邦和原始社会的两难境地之间，存在着理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那些美丽新世界的流亡者和逃难者身上实现了。

他们生活在保留地的边境，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上提倡分权制和自由市场，政治上推行共产主义的合作社。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像是安息日，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让人为了它们改变并成为它们的奴隶（现在是这样，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如此）。宗教是人类对终极目标、对道或逻辑的知识以及超然神性有意识的有理性的追求。

人们普遍信奉更高层级的功利主义，最大快乐原则将服从于终极目标原则——在每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被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是：“我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思想或行为将对达到人的终极目标有何贡献，有何干扰？”

如果重写这本书，我会让在土著人中长大的野蛮人有机会直接了解乌托邦社会里自由合作的人们追求理智的事实后才让他到那里去。

如果做了这样的修改，《美丽新世界》就会拥有艺术和哲学（请允许我把这样的一个大词用于一本小说）的完整性，这些显然是我现在这本书所缺乏的。

但是，《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不管它的艺术和哲学完整性如何，如果它的预言看上去可能会实现，那么这样一本关于未来的的书总能让人感兴趣。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沿着现代历史再往前走15年，这些预言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在1931年和1946年之间这个痛苦的间隙中，有哪些事件已经证明了1931年的预言？

关于预言， 我有一个明显的失败，《美丽新世界》没有提到核裂变。在这本书写作之前的很多年里，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美丽新世界》没有提及这一点确实让人奇怪。

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斯曾经写过一个有关这个话题的剧本，非常成功。我记得我自己在20年代后期出版的一本小说里也非正式地提到过这个话题。

所以，就像我说的，福特7世纪的火箭和直升机还没有用这种原子核做能源似乎很奇怪。这个疏忽也许是不可原谅的，但至少是有理由可以轻松解释的。这本书的主题不是有关科学进步本身，而是有关科学进步如何影响人类个体。

物理、化学和工程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书中唯一特别加以描述的科学进步是如何将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未来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身上。只有生命科学可以彻底地改变人类的生活质量，物质科学的运用要么毁灭生活，要么使生活变得异常复杂和难受。

但是如果不是被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作为工具，它们本身根本无法改变生活的自然状态和表现形式。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革命，但不是最彻底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成碎片以此来结束历史）。

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革命不是在外部世界里取得的，而是在人的灵魂和肉体里。

美丽新世界中的领导者也许并不理智（从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来说），但他们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稳定。他们是为了得到稳定才通过科学手段开展了终极的、个人化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革命。

但是我们所处的还只是第一阶段，还不是终极革命。在此之后的阶段也许是核战争，可是如果真的发生核战争，那么一切关于未来的预言都是多余的。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即使我们无法彻底停止战争，我们也许至少还有足够的理智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理性地采取行动。

事实上，“三十年战争”难以想象的恐怖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之后的100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都有意识地抵制住运用毁灭性军事资源的诱惑，或者（在大多数的冲突中）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恋利益和荣耀，但他们也是保守主义者，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这个世界遭到破坏，这是他们持续的关注。

可是，在过去的30年间，保守主义者消失了，只剩下右派的的民族激进分子和左派的民族激进分子。最后一个保守主义的政治家是兰斯道恩侯爵五世，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多数的战争一样以和谈结束，曾经持保守态度的报纸编辑拒绝刊登那封信。

民族激进分子一意孤行，造成了我们都知道的后果——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和全球性的饥荒。

假设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前辈从马格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教训，我们也许有一天会面临一个虽谈不上和平，但只会发生有限破坏性的战争时期。我们可以假设，在那个时期，核能将只用于工业，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方面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迅速而全面的变革。

人类生活所有现存的模式将被打破，为了适应原子能非人性的特征，必须尽快产生新的模式。核科学家们就像穿着现代服装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他们为人类准备好了床，如果人类不适应这张床，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只能把人拉长或截短，这种事从应用科学开展以来一直存在，只是这一次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极端得多。

这些痛苦的手术将由高度集中的极权政府来实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久后的未来很可能和不久前的过去情况相似，在不久前的过去，飞速的技术革新发生在大规模生产中，发生在无产者身上，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混乱。

为了解决这种混乱局面，权力必须集中化，政府的控制加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就很可能变成了彻底的极权政府，几乎可以肯定，在原子能得到控制期间及之后，政府将进行极权统治。

只有大规模的提倡分权制和自助的大众化运动才能够制止目前中央集权主义的趋势。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出现这种运动的迹象。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新的极权主义一定会和旧的极权主义一样。通过棍棒和行刑队、通过人为饥荒、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驱逐统治的政府不仅仅是残酷的（如今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一点了），而且是低效的。

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里，应该由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在今天的极权国家里，让人们爱上被奴役的感觉是宣传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

宣传的最大胜利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没做什么。真理是伟大的，但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对真理保持沉默更伟大。极权政府的宣传家们根本没有提及某些话题，他们在人民和那些政客不喜欢的事实和观点之间拉下了丘吉尔先生所说的“铁幕”，他们这样做比最有力的控诉和反驳都更有效地影响了民众的舆论。

但是光是沉默是不够的。如果要避免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还要像利用消极宣传一样利用积极宣传。未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将是政府赞助的对政治家和科学家所谓的“快乐问题”进行的广泛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如何让人们爱上被奴役。如果没有经济保障，人们就不可能爱上被奴役。

我们设想一下，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将成功地解决长期保障的问题，但是人们很快会对拥有的保障熟视无睹，所以这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要想让人们真正爱上被奴役，就要在人的头脑和身体里进行深刻的、个人化的革命。为了实现这个革命，以下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必须的。

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的标准化已经达到了神奇的地步，而且这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技术和观念角度来看，我们离装在瓶子里的婴儿以及半白痴的重复克隆组还有不少距离。

但是到了福特纪年600年，谁知道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同时，其他那些让社会更快乐更稳定的东西——索麻、睡眠教学和科学的等级制度，也许在三四代人后就会变成现实。

就连《美丽新世界》里的性放纵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离婚的人几乎和结婚的人一样多。毫无疑问，再过几年，结婚证就可以像养狗证一样被买卖，有效期12个月，而且没有法律禁止换狗，或者规定一次只能养一条狗。

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一种补偿增加。独裁者很乐意鼓励这种自由（他需要更多的炮灰和可以派往殖民地的家庭）。人们在毒品、电影和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获得更多做白日梦的自由，而性放纵则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自己被奴役的命运。

基于上面的所有因素，我们可以说，乌托邦离我们如此之近，这是在15年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那时，我把故事的背景定在600年后。

现在看起来，这些可怕的事情在一个世纪内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前提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把自己炸成碎片。

确实，如果我们不选择分权制，不把应用科学作为创造自由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产生很多不同国家的、军事化的极权政府，其存在的基础是可怕的原子弹，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或者，即使战争受到了限制，也会出现顽固的军国主义）。

另一个选择是出现超国家的极权统治，这可能出现在快速的科学进步、尤其是原子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之后，这种极权统治为了满足高效和稳定的需要，最后发展成福利和专制并存的乌托邦。两个方案，你们自己选吧！

以上文章编选自《美丽新世界》一书，正如作者所讲述道，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而《美丽新世界》是与《1984》齐名的反乌托邦书籍。但，如果要说《1984》描述的是过去与现在，而赫胥黎描述的则是未来。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奥威尔与赫胥黎，最后都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极权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灾难，更是对一个民族的灾难。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反乌托邦三部曲”：焚书年代的奇品，对极权社会最深沉的反思。这三本书，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文学经典之一。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让我们在远离极权，在娱乐至死的年代的惊醒，工业国度认清幸福。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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