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大多数人那一边时，就该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理想国imaginist Author 埃里克·霍弗
当你发现自己站在大多数人那一边时
就该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同一个世界，却又和历史似乎没什么区别。
尤其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不同群体间的撕裂，不同信仰间的交锋，都以一种高温沸腾的状态持续着。纳粹主义中的狂热因子，也许从未消失。
在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煽动群众情绪已然成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标准操作。严肃至政治，世俗至娱乐，我们都能感受到群众情绪沸腾后的余温。
你我都被卷入了集体情绪的旋涡之中，无处可逃，别无他选。
尽管在狂热的基督徒、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激进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分子之间有显著不同，但鼓动他们的那股狂热，却可以视为同样的东西。驱策他们去扩张和控制世界的那股力量也是相同的。
在各种类型的献身、信仰、权力追求、团结与自我牺牲中，存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不管两件神圣事业的内容和教义有多少歧义，让它们发生效力的因素仍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尽管人们会为千差万别的神圣事业赴死，其实他们说不定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死。
电影《浪潮》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
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拥有权力感。
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野，看来主要系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害怕未来会让人紧抓住现在不放，信仰未来让人热衷改变现状。
至于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
电影《悲惨世界》
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批评者往往指责群众运动用未来的希望来麻醉其信徒，剥夺他们对「现在」的享受。
可是，在失意者看来，他们的「现在」已败坏得无可救药，再多的享受与快乐都不能使其恢复完整。除却对未来的希望以外，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或安慰。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
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
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
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象或任何其他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尽管有失公允，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
社会中最优秀的个人——不管是活跃于政界、文学界、科学界还是工商界，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会另一端的个人，包括失败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从未厕身其间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
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
因此，他们总是一场革命、集体迁徙、宗教运动或种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皈依者之一，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色彩烙印到运动之中。
电影《悲惨世界》
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拭，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与失意感。
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
由此看来，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
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
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
电影《罗马》
群众运动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
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失意者从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满足感，并不亚于从它所鼓吹的目标中所得到者。
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
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恰如勒庞所言：大部人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