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也救不了那些喜欢献身魔鬼的人

酷哥李强好书伴读

上帝也救不了

那些喜欢献身魔鬼的人

文：酷哥编辑：李强、三丰

电影《教父》里有句台词，“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们也许都不是那种半秒钟高手，但是否愿意去改变，或许是未来十年人生的主要分野。

以下的这则故事切切实实的验证了上面的话。而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前同事，为此李强好书伴读分享给大家：

5年前，我把东北一家名声赫赫的央企炒了鱿鱼。作为一个马上就要熬到副处的科长，我的离职让很多人感到诧异，甚至有人认为我发了疯。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被原单位的人当做反面教材，被领导用来教育员工和子女：“冲动是魔鬼！不要好高骛远、想一出是一出......”

科长在北京啥都不是，但在我们单位，它叫中层干部，相当牛逼。

就拿工资来说吧，从工资单上看，我与普通员工差不多，但我的年终奖是多数人的三倍。如果我稍微动点心眼，至少还能翻个好几番，而且还没有什么风险。

所以，当原来单位的人对最没油水的“离退办主任”把他的尼桑天籁换成了奥迪Q5感到震惊的时候，我丝毫没感到惊讶。

记得有一次开完会，我慢悠悠回到办公室，看到几个同事正在争论，细听之后我才明白他们在争论《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里的一些桥段。

他们争的面红耳赤，围观的人听的津津有味，还时不时有人插些或赞同或反驳的话。

那几年，官场小说盛行，同事几乎人手一册，道理很简单，对正努力攀升的人来说，这些书才是最有可读性的“官经”。

一个人手中的书，代表着他的三观，或者有没有三观。

我也许是单位里唯一不看这种小说的人。不仅是别人，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我与那个时代正发生着强烈的脱节。

有一天书记踱步到我的办公室，从我桌子上拿起一本柏克的《自由与传统》，然后用诊视精神病人的眼神扫描了我半天，看得我很焦躁。

自1997年上班以来，这种焦躁就时常在体内四处乱窜，我弄不清这是工作带给我的，还是那些书带给我的，或者，是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让我的工作和认知发生了严重的撕裂。

一个人无法同时追赶两只兔子。当你被自由的光辉所映照，脚下却是难以抬脚的泥潭，你也会被两种力量撕裂——那是两种世界的背离，不是天籁和Q5的差距。

真正的绝望不是物质上的没饭吃，而是精神上的绝望——活着没有希望！

2012年的某一天，记得那天下着大雪，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脸上，我身体缩成一团，但却闻到了阳光的味道。我拿着辞职报告走进书记的办公室，我用柏克式的犀利眼神看着书记，混杂着阿克顿式的悲悯、潘恩式的挑衅，还有米塞斯式的愤怒。

挥手再见时，书记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把我看作精神病人，现在，我是一位外星人。

自当上科长以后，有一件事始终郁结于心：中层干部本是上下游的中间环节，但我所办的事，没有几次能同时获得上下的认可。后来我意识到，这不该是我的心结，这是国企的死结。

但当时，为避免在领导的“你有没有点儿觉悟”，和群众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之间挣扎取舍，很多和我一样的“中层干部”，慢慢都舍弃了一头，只剩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每个人对国企的感受都不一样，离开，也一定各有缘由，马云说的“钱没到位”和“心受委屈了”，都可以归结为待遇问题。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来自内心的焦虑，乃至绝望——那不是做事的单位，而是教你“做人”的单位。

当你明白哪些人在这里能活得更好，你会对做人产生一种深深的绝望。绝望是因为，你和你所在的一切，必将有一天走到悬崖边上。

但除了柏克这种先知，普罗大众看不出它十年后的模样——它是国企，世界五百强，在老家这是最好的单位，未婚男青年亮出它来，等于北京人说二环里有套房；单身女工参加相亲会，长得再丑也是圆心之一。

而无论是大学毕业、部队复员还是其他渠道，想进我们单位，价码前几年就高达30万，还得找对人。

作为曾经的体制内人员，我见识了太多荒诞，负能量积累多了，整个人就慢慢不好了，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终于来了：2010年我去油田前线调研，几个油井较多的井组（采油厂基本生产单元，一般都在野外）说，查一遍所有的井太累，希望能提供一辆电动自行车。

我把这事写成报告，厂长批准了，并随即在单位内外的媒体上大作宣传，成为关爱员工的典型案例。两年后，这些电动车的电池作废，再无人理睬。我跟领导提，领导说：“不要总是盯着陈芝麻烂谷子，思维要开拓前进！”

从这件事我看出来，与其说这是关爱员工，不如说是领导业绩的一个佐料，当电动车已完成它的“使命”，谁还管它的死活？

时隔不久发生了另一件事。那段时期油价偏低，全厂开80%工资，员工情绪很大，厂里决定开士气大会。

书记让我写个发言稿，既要表达“困境只是偶然”的理念，更要高调重申“艰苦奋斗是油田的传家宝，工人阶级永远是国家栋梁”，云云。

冥思苦想熬了一个通宵，拿去交给领导，领导翻了一遍说，“还差点意思！”给了我六七个白眼。

下午开大会，领导不断加词，弄得就像40年前的誓师大会，我错愕不已时，他突然高喊道：“不要怕，同志们，垄断，能提高效益！”台下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我却依然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并发出轻微的哄笑。

国企之所以效率低下，我曾以为主要是用人不当的问题。当听到领导的口号，听到员工雷鸣般的掌声，我才突然意识到真正的病根——不负责任的话随口就说，不负责任的事拍脑袋就定。

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说过，“一个人所处的荒谬的、也是悲剧性的处境就是：当他最需要良知时，良知却最软弱。 ”良知为什么总是被沉入湖底？为什么明知身边很多事情都是在扯淡，却装作不知道，或压根不打算去想，这一切是否正常？

国企思维在东北根深蒂固。

前不久，东北一个油田采油岗招劳务工，前来应聘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有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有海归硕士。

我一个远方亲戚来找我帮忙找点门路，他儿子原本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月工资七八千块，现在想应聘这个月收入不过2800块的岗位。我说你会不会算账，他说“在油田工作受尊重，稳定。”然后又补充道，“好找对象。”

我有疑虑，却无力辩驳。我不知道“稳定”对他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求稳心态面前，精神的自由和活着的意义难道一文不值？何况，倘若十年后所依赖的“稳定”崩了盘，你又该做什么呢？

人生的十字路口太多，向左还是向右，从来都是艰难的选择，因此才有先秦哲学家杨朱的“临路而泣”。在今天的东北，有多少人被这种思维所胁迫，患上了严重的国企病？

四年前勇敢辞职的表妹夫在深圳的月薪由之前的2200块涨到现在的两万多。

跟他同期到油田的战友，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在2200--2500之间，他们常常聚在贴吧，匿名咒骂年终奖的猫腻——同样在采油队，有人3600元，有人3200元。400元的差距能让他们气出一场病来，他们四处抗议：“差一分都不行”，看上去“正气凛然”。

阿克顿勋爵说过：“穷人的装束往往是这样的：他的左口袋里揣着正义感，右口袋里揣着不明是非。”我对表妹夫表示赞赏，也对他的战友们表示理解。我也曾是那不明是非的人。倘若不是机关无数空洞、重复的会议，给了我充裕的时间读书，我怎么可能重新培植起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当初我不勇敢离开，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持续的焦虑之火把我烧成精神分裂，要么，跟着沼泽地里的漩涡一路下沉。如若那样，我如何有机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现在依然焦虑，但和之前的焦虑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是一种单向度焦虑，我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更好，我在往前走，这种焦虑也在同时推着我往前走。但以前的焦虑是两条线——逃亡还是沦陷，两个不同的方向互相撕扯，焦虑基本控制了我的生活。

我在35岁那年完成了自我启蒙，对我来说，启蒙的价值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

我无权浪费生命，因为我自有价值观。并且，它必须通过行动得以呈现。

如今，我也不会再想把这些掰开揉碎了讲给不喜欢听的人。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认知的美好。

然而，当很多人已经牢牢把国企当做身家幸福的同义词，当我看到看似粗壮、其实浑身病症的国企，却依然有人用几十万的价码、海归的身份、满腹才华去搂抱，我不禁怀疑，这值得吗？

我想起来网上有一条曾被很多人点赞的话：“去不去国企，要看个人是否适合。”我要问，你说的适合，是指适合什么？适合用自己的才华去攫取最后一桶金，还是适合去一起殉葬？

如果说20年前有人说这话，从个人角度看尚属一种“聪明”而无奈的选择，那么今天再说这种貌似“理性、中立、客观”的话，我只能说，上帝也救不了那些喜欢献身魔鬼的人。

电影《教父》里有句台词，“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们也许都不是那种半秒钟高手，但是否愿意通过价值观的改变来改变自身，或许是未来十年各种迥异人生的主要分野。

人是观念的奴仆，前同事离开国企源自他思想与观念改变。而这一思想就是以柏克、阿克顿勋爵、柯克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

保守主义思想不仅仅能重塑我们三观，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智慧，让我们深耕财产权、自由、生命权、投资、社会、秩序各个方面的现代文明常识。

但是“保守主义”不但被严重轻视，更常常被我们“污名化”，认为它是固执、愚昧、不思进取。。。。尤其是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之上，传播保守主义是异常艰难，两头不讨好。

而刘军宁老师这本《保守主义》（第四版)，正是国内第一本介绍保守主义思想的经典，这也是我们重塑三观必读的书之一。刘苏里：这是中国当下最有穿透力和最富洞见的政治思想启蒙。刘军宁老师亲笔签名、限量、独家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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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救不了那些喜欢献身魔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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