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亚当·斯密：那个指出国家富裕唯一途径的人
致敬亚当·斯密
那个指出国家富裕唯一途径的人
“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句话流行一时，影响了很多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市场和资本的运转真的不仅自私，而且会带恶果吗？
经济学开创者亚当·斯密不这么看：市场运转存在基本原理——“看不见的手”——在优良的法治下，自利行为会在价格机制调节下产生利他后果，不需要政府刻意行善。
他承认自利这个前提，但否认自利必然会带来恶果。
斯密离开世界已经230年了，他的看法直到现在，仍然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复杂程度远超斯密时代。不过，今天的世界经济，与斯密时代，似乎并无根本不同。
01
永恒的博弈：市场VS政府
18世纪，欧洲流行着重商主义，国家主动介入商业经营，表面上重商实际上是国家垄断。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特许的垄断公司。当时，谷物、棉花、白糖、酒等大宗商品的买卖和进出口基本上是高税率、高关税的垄断经营。
“重商主义的政策阻碍商业发展”，斯密《国富论》一出手，就把重商主义扫荡一空。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古老格言，在经济领域得到了验证。
斯密的思想传遍欧洲，上层社会几乎人人都知道国家富裕的根本：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理性人的“自利动机”。
然而，斯密的法律之下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不断遭到侵蚀，主张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复活了重商主义，流行于世界。它们认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失灵，需要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调整。
现在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存在程度的轻重差异。
我们还活在斯密的问题里面，从未跳出斯密发现的冲突：政府总是想用“看得见的手”去替代市场“看不见的手”。
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另一种误解有关。
02
无限的游戏：自利VS利他
斯密经常被误解成一个主张极端利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他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更是一位道德哲学家。
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了十年的道德哲学教授。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经济学这个专业。他涉猎极其广泛，在政治学、修辞学、法学上都做出贡献，写过《法理学讲义》。
经济学研究，本是他的副业；《国富论》，是本职之外的副产品。然而，副产品却成了斯密最负盛名的著作，遮盖了斯密许多其它面孔，如早于《国富论》出版的道德著作《道德情操论》。
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原理首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然后才出现在《国富论》。斯密首先阐述了一个道理：所有的自利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和道德，否则就会损人害己，两头落空。
前一本书是后一本书的前提，正如法律和道德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
斯密认为，在自利行为背后，隐藏地更深的是人与人互相认同的需求。
自利行为是短暂的，认同才是长久的。由认同和爱产生了利他行为，于是在自利和利他博弈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人性，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这个时候，就需要主动培养道德情操来约束（不是根除）自利和性恶的一面，使其不至于造成巨大的危害。
人们总是误以为，斯密发表过貌似矛盾的观点：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在市场中的本性是“利己”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在社会中人的本性是“利他”的。人们说，斯密割裂了人性。
但这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会儿在市场中“利己”，跑到社会中又突然变成“利他”呢？斯密根本没有这样曲解人性，他始终把人性当做复杂的东西。在市场中的人未必不道德、不利他，在社会中的人未必不邪恶、不利己。
误解斯密，导致我们以为人性是割裂的，市场和社会是不同的。进而，为政府打着善意旗号强制干预“自私”的经济留下了隐患。
实际情况也如此，既然人在社会领域是“利他”的，在市场中是“利己”的，那么为什么政府不可以站在社会的角度善意地干预市场？世界上大多数政府果真就这么干了。恶果就是，全球经济一进三退，反复折腾，越乱越折腾。
因此，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再读斯密作品，不仅丝毫不过时，反而非常紧迫。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市场的逻辑，理解《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关系，从而做到左手“利己”，右手“利人”时，右手能给左手划出界限。
难怪有人评价亚当·斯密：“他的不是为了图书馆而写的书，反而造就了今天人类的整个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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