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就像一条不断流淌、绵延不绝的长河，有源头有流向。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一部分的宪制思潮，无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学习西方以“借法自强”的进程，而开始其孕育生长历程的。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宪制接受的限度，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直接影响了它的品格。如果把戊戌维新看作中国宪制思潮勃发的开始，那么戊戌前的这一时期就是它起锚扬帆的岸头，构成了中国宪制思潮孕育的“场”。黑格尔说过，一粒种子已经包含了未来的果实。从这一意义上说，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包容了其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量。西方文化作为中国师学的“长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洋务派人士手中，“长技”是船坚炮利的兵器之技；在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眼里，“长技”便是西方发达的工商经济和政治上的“君民共主”。而后来的戊戌维新人士则将其变换成政制上的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看来，“长技”意味着民主共和；五四新文化则将其概括为“德赛”二先生即民主、科学的价值和观念。西方的“长技”在中国是一个涌动进步的过程，它的移入和落实必然关涉到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
“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始端，并使其成为一个绵延不绝的长河。在魏源那里，“夷”(敌人)第一次成为“先生”(老师)。在这之前，中国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蛮夷小邦都向它俯首称臣。当西方这些“蛮夷小邦”举着近代科学的旗帜崛起于世界之时，中国却仍旧以其固有的保守，漫步在天朝大国的庭院之中。向“西夷”讨教，第一次使中国在近代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正确位置。这是一个苦果，我们得把它吞咽下去——是魏源首先把它拧成了一个“夷与师”相互交织的、中国人无法解开的文化情结。虽然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也有一个由“夷”到“洋”到“外国”的不断成熟过程，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底层仍隐秘着一个一以贯之的看法：以船坚炮利自恃的西方是中国的敌人，它给华夏民族带来的屈辱无法释怀。但在另一方面，为了不至于再次受辱，中国又不得不向它学习。这一痛苦的选择是由魏源开启的，它在心灵和情感上一直折磨着中国人。“夷(敌人)与师”的文化情结是一个范式，它是一个受尽了欺凌的民族需要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抉择时，必然出现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它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基线，规约着近代中国对西政（张之洞语）移入的范围和程度。“洋务”作为一个“运动”，在于它首先对魏源提出的公式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初步试验。随着洋务的具体展开以及西学的大量涌入，洋务派人士为了排除守旧派的干扰，而且本能地为了在文化上防止“以夷变夏”，便提出了“中体西用”这一原则，试图仅以西方的器物层文化来弥补他们所固守的那个“中体”之不足。“中体西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落实。它作为一个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期间所创办的工矿企业、修筑的铁路等已留给了历史，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中国近代工业和商业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新办的几十个工厂，基本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是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的扩充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多办在洋务活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清廷的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人士在朝廷中的某些有限的作用，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某些特殊条件。其间，所设的学堂、翻译的西学书籍、培养的西学人才，为以后的西学传播开通了渠道，为中国近代宪制思潮的生成作了物质上的准备。文化作为有机体，不仅表现于它自己内部各因素之间是谐和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来因素融进这个机体，从属于自己的主导观念。
它正是依据自己的主导观念去选择外来文化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维系自己的生存。
但就在这种接触中，正如它常由自身内部演进而经历的那样，一个文化，便或快或慢地变化了，发展了。当外来文化在发展程度上高于本地文化时，这种变化和发展将来得明显而激烈。
尽管这样，外来文化的因素也并非像花瓶中的鲜花那样，生硬地插在本地文化本体上，而必须是经过本地文化的整合，融为一体，方能现其功用。
王韬、郑观应等这一代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这份工作。他们从自己的“主导观念”出发，认定“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自黄帝孔子而来至于今，未尝废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原，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他们一边挖着儒家传统的墙角，一边喋喋不休地告慰自己是在守卫着儒家的常经大法。殊不知，议院的思想只能在儒家传统受损的地方冒出来。“君民共主”绝不是他们言指的儒家的“常经”，而是他们自己的“新说”。这一“新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在此特意强调的一点是：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希望通过西方的议会制，使得中国的政治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上下相通，君民不隔；下情得以上达，民瘼得以解除，政令得以贯彻。这既是促使他们能够迅速断定西方宪制在诸多方面优越于中国的直接动源，也是阻碍他们不能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把握西方宪制的精神实质的重要因素。他们注意到了西方宪制所表示出来的上下相通、君民不隔、民情不隐等为中国所急需的巨大功效，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这一文化资源上去体认“议院”这一新物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可能性。中国的儒家传统是他们借以认识西方宪制的主导观念，于其甚或有一种文化本能式的爱恋和执着。中国儒家传统的“主导观念”使他们对西学移情别恋，并借此架起了一座亲近、赞赏、借取西方宪制的桥梁，但这也同时成为他们误读西方宪制的文化根源。尽管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其目光的犀利、心智的敏锐、胸怀的宽广、气度的博大都是前人所不及的，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仍未有根本性的突破和转变，仍是在传统的政治与法律文化的阵地上寻觅生存的根基和资源。
从魏源经洋务派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清楚地表明：近代中国宪制思潮的发端，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其中存有一个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由制度层到价值内核，以及由引进、模仿到吸收、构建的过程。中国人并非被动受刺，被动响应，而仍有冷静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学习西方提供了现成的公式。洋务人士的“中体西用”“变通趋时，损益之道”，自有建树。王韬、郑观应等辈“以古证新”，革新政治，已走到了中国宪制思想的边缘，其功不少。一句话，他们为中国近代宪制思潮的勃发积蓄了力量，这构成了中国宪制思潮孕育而出之“场”。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既是中国人认同世界文明的开始，也埋下了误解现代文明的隐患，尤其是对宪制误解。因为中体西用毕竟避开了国家建构（立宪）的真问题：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契约。一切都在开始时决定，而所有的开头，总是如此自相矛盾。
以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互动为主题的历史叙事，早已流行甚久。但，面对这样恢弘的题材，挂在嘴上的很多，能说出真问题的则很少。而宪法学家王人博教授，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恰好就是少数中人。王人博先生从宪法出发，追寻宪法的现实根基，又发现，现实是历史演变而来，于是进入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由此，他从宪法角度看历史变迁，从历史角度看宪法演化，形成了融法与史于一体的视角，绝然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军事、政治、经济角度的近代史观。因这种独具魅力的交叉眼光，他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阴谋”，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但总有书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和重要的观念。王人博老师无疑属于后者。
为此，先知书店独家诚荐王人博教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它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用“立宪构建现代国家”这一主线重新串联，勾连起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和当前现实，有别于教科书史观。本书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体。感兴趣的朋友，可识图扫码，赞赏小编。
（本文出自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编辑需要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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