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徐晓《半生为人》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

半生为人，无题往事

文：徐晓 编：李强

以下节选的这段文字，是徐晓《半生为人》里面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位曾对他影响至深的友人“一凡”的怀念。即使像小编这样从未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也被深深的打动了——为此小编特意编选一部分，分享给各位朋友。

一凡临死前的那些日子，正值我中年得子。年近三十五岁才决定生个孩子，这其中的理由和原因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成了一个男孩的母亲。我沉浸在做母亲的惶恐和困惑之中。

儿子满月的前一天，我到位于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去看望一凡。那是夏天，病房里很热，单薄的白床单下，凸现出一凡那使陌生人感到尴尬的畸型躯体。一凡的头很大，前额巨宽，眼窝深而目光明亮。这颗沉重的头颅因为装满太多的记忆终于低垂下来。

我告诉他，儿子的体重，儿子的大名、小名以及他出生后让我失望的丑样子……以往在一凡面前，我总是这样芝麻西瓜一古脑都倒出来，如同倒进一个没底的篮子，不管多么琐碎和无聊从不觉得不好意思，而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微笑和专注，然后或者劝说或者安慰或者鼓励，我则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霸道地占有一凡，却很少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承受。

躺在病床上的一凡仍然听着我的倾诉，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意识到这将是我们的永别。我注定了是个没有悟性的人，对于死神光顾的征兆总是特别迟钝。

对于一凡死前我没能身前身后地照料，死后没能操持后事我始终感到内疚。但我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绝不会生我的气。我是一个被他宠惯了的女孩儿。在他眼里，不管我多大，只要他活着我总可以被一个人当成女孩儿。他死了，我现在只能是女人，是母亲，永远不再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了。

也许这正是他的死之于我的实质性损失和致命的伤痛所在。所以说，在儿子出生第45天，拖着臃肿而虚弱的身子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时，我哭得那么伤心纯粹是为了自己。

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即使是一凡。我这样愿望着，不过说明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的自私和霸道。

回顾走过的道路，对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出现，很难说是纯粹偶然造成的，更不是简单的猎奇所致。对于在少有精神浸润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她随时都企盼着，等待着，准备着遵从内心中最强烈的冲动，响应来自心灵的召唤。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每个女人，都能享有这样一份馈赠，或者是我得天独厚？

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

徐晓（右一）

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材，而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

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又写第三、第四次，直到被说服为止。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不认为是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的腼腆而感到吃惊。

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几乎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地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

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那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一凡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都有分类记号。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

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本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唯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

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1977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

这使我多少有点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被送到不知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不必说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古怪的声音。

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唯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尽管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

本文编选自徐晓老师《半生为人》，有删减。她不到20岁就被卷入了政治风暴，结果被逮捕入狱，几年后出狱。然后走进了由北岛、芒克等人创刊于wg刚结束那年的杂志《今天》，徐晓老师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

刘瑜老师称：徐晓以此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宴席已经三进、残羹冷炙旁，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徐晓独自守护者那个时代最后的、熄灭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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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因不可言说原因，曾“消失”几年时间，现少量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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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原作者付出。因需要，经编辑修改。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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