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就是最大的自由文：熊培云 编：李强 “2020已经过去，但请不要怀念它”——在这个暴风骤雨般的“剧变时代”，令我们目不暇接的每一起公共事件，几乎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前路却更加迷茫。身边人活得非常不幸福、不自由，我们却时常爱莫能助…… 于是，一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在一个自由缺失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推荐熊培云老师的一篇文章（选编自《慈悲与玫瑰》），希望可以启发你我的思考、增强我们的力量。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我们经常互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年曾经认真讨论且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让你牺牲，全人类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去死？记得我们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这是一个很具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风格的回答。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解决方案，一个人的牺牲可以让其他所有人从此幸福无比，我相信很多人年轻时都会有类似的回答——前提是“反正又不是真的牺牲”，也不会质疑一下“为什么偏偏是我？”时至今日，我依旧有着并不稀薄的家国情怀，并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可能还是“愿意”，但已不再响亮。这不是我比年轻时少了牺牲精神，或者是我信奉了杨朱，而是因为我畏惧这背后的逻辑——需要一个人去死才能换来的美好世界，一定不是美好世界。▌“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的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曾激励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很多所谓新思想，其实都是旧主张。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似的论述。裴多菲的诗句，民国作家殷夫翻译 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指人类生命的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亏生”，是指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越严重，说明对生命的价值越不尊重；“迫生”，指的是各种需求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要被迫承受自己厌恶的东西，也就是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一百分、亏生是五十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你想看美国大片，他非逼你看样板戏；你想的是穿古装的林青霞，他非逼你想杀猪的铁姑娘……这个社会里的很多人，恰好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毋宁死”，我是不赞成的。▌生命：不容选择的自由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因为，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就可以牺牲掉其他的自由。这样的主张，首先是因为对“自由”概念的混淆，造成“生”与“自由”的对立。我们不妨区分两个自由的概念：freedom和 liberty。先说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状态。另一个词则是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的“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指自由权利，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治权，选举权，活动范围”等具体的物权、人权。可见，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自由女神像（The statue of liberty）张佛泉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生命，作为一种自由权利（liberty），本身就是最高、最正当的消极自由。把人生命和自由对立起来，这并不符合自由原则。一个人，如果连“生命免受侵害”的自由都得不到珍视，却说自己要去追求“自由”，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尽管我们都愿意生不愿意死，但生死往往非人力所能及。因此，生死不该成为我们的选择问题，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如何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不自由，也不要死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但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朋友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自己还有一个小世界，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 生命的坚强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是梭罗不这么想，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也不这么想。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实在不行，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只要活着，就能创造自由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可是请问：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挡箭牌？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还拍出了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有一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命与力量。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