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女神，绝不止步于美貌。对智慧的向往、对自由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对美的渴慕，都是对美貌的超越。林徽因（1904-1955），1946年辅助丈夫梁思成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专业课教授，直至病逝。建筑学家、工业美术家、诗人和作家，曾参与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有着泰戈尔赞叹的美丽与智慧；她一生痴迷建筑，却也有诸多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她参与野外考察古建筑，辨认佛光寺；她也积极挽救景泰蓝工艺； 然而，她的形象总是被禁锢在与徐志摩、梁思成的情感纠葛，或是建筑史学家的妻子与助手；她是人间的四月天，执着春的生机，孕育夏的绽放。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1932年借读于清华大学，同年7月毕业。1933-193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作家、翻译家。杨绛一心向往清华，只因那时清华不在南方招收女生，只得上了苏州的东吴大学。三年级时，杨绛放弃了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申请的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冰心上过的学院)奖学金，报考清华外文系。母亲取笑她说：“阿季(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也许，正是这条红线把她牵到了大才子钱钟书的身边。女儿钱瑗小时候得了指骨结核症，为了减少女儿体力消耗，他们就哄女儿只在床上玩，不下床活动。钱钟书先生工作虽忙，但每天都会抽时间给女儿讲故事，他拿着法文小说《吉尔•拉布斯》，对着书给女儿讲故事，他讲的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杨绛料想这必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于是决定翻译《吉尔•拉布斯》。女儿看完他的译本后，说这些故事全不是爸爸给讲的那些故事，他才知道钱钟书先生根本没有照着书讲，而是自己编造故事讲给女儿听呢。赵萝蕤（1912-1998），1932-193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者。当时清华的外国语文学研究所的招生考试，除了要考英语，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的法语几个了，德语却得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她是当年清华外国语文学研究所招收的唯一学生。她后来追忆当时的情境说：“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荒原》是英国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在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诗作。荒原最初发表时，几乎无人能懂，就连诗人自己也说。“在写《荒原》时，我甚至不在乎懂不懂的自己在讲些什么”。而赵萝蕤就是把《荒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使她一举成名。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和中西文学功力的翻译者，竟是一位妙龄闺秀，一个还在大学学习的学生。
何泽慧（1914.3.5－2011.6.20）作为钱三强的妻子，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在生前，她的大部分光芒还是被其丈夫所掩盖。
去世后不久，学界开始细细回顾这位以“真”著称的女科学家。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她而言似乎都毫无吸引力。人们说，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谈起造原子弹的种种，何泽慧语出惊人：那些是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算是真正物理学上的发现。此话一出，主持人立即语塞。生前的何泽慧，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一直坚持全天上班。有人考虑她年高体弱，要派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却坚决不同意。一个八九十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就这样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这样的简朴让人难以想象。此前，何泽慧和她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坐火车去山西开会，到了饭点，当地领导请她去餐车吃饭，老太太说，“不用，我从食堂买了一个馒头带着。”而她的一块手表用了30多年，必须平放在桌上，表针才能转动，但仍舍不得买一块新的。她是平和的学者，着眼于国际风云，冷静分析社会差异，关注中国的外交关系。她是闲云野鹤的读书人，透视古今，阐释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她也是公民，关注社会热点，却总生出深刻而透彻的反思。她一直如此：“身居陋室，俯仰古今，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