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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人是预言的囚徒
人是预言的囚徒
文:熊培云 编:李强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堕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倒果为因的“消极预言”,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