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历史的三个特点

文：先知书店  编：木叶

对国人而言，在所有人文学科中，历史无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历史智慧，古代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一定程度上，历史甚至填补了宗教的空白。也因此，中国图书市场上的“历史热”始终长盛不衰。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史类书籍太多了，自然容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那么应该如何鉴别历史书籍的好坏，不被那些坏历史所俘获呢？牛津大学顶尖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提出了鉴别有毒历史作品的三大标准，也有人将其称之为最好的历史解毒剂。

▋有毒历史是逃避现实的最大出口

现实世界越来越复杂，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料，但对此，大部分人不愿意更新认知，而是用鸵鸟心态，只愿意相信、回顾甚至沉浸在他们误认为的那个更单纯、更简单的过去，这就是最典型的逃避现实。

而有毒的历史则迎合了大众这一心理，用有毒的历史来稀释现实问题，最终，这种坏历史会形成一个陷阱，让许多政府借此来逃避处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叙事就是典型。

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意志帝国自1871年以来所有的伟大复兴之梦，在此刻彻底化为灰烬。昔日盛极一时的德意志帝国为何遭此惨败？但凡有些理智的人都应该不会反对，德国战败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涉及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种种复杂的因素。

然而，长于思辨，产生过康德、黑格尔等伟大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上至精英，下至平民竟然只愿意相信一个简单的，甚至近乎荒唐的历史叙事——德国并没有战败！战争的失利不是因为军队，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敌人从背后捅了刀子。

1918年12月10日，未来的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陆续进入伯林的归国部队说：“你们没有被任何敌人打败过！”

当时还只是德军下士的希特勒，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伟大的德意志民族怎么可能失败？这一切都是犹太人捣的鬼，他们在背后捅了刀子，他们是德国战败的罪魁祸首！

左边第一位是希特勒

这套充斥着阴谋论叙事的有毒历史，成为纳粹党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正当性论述的根源之一，也成为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之一。

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者理查德·埃文斯在新作《第三帝国三部曲》一书对此分析道：“捅刀子这一简单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它保护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但它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极端民族主义点燃复仇的怒火，最终把德国和世界推向深渊。”

▋有毒历史是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

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他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

坏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如许多作品会编造历史人物的内心想法，甚至还可能把历史人物描绘地过于伟大，为历史人物赋予他们不可能具备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印象中，唐太宗李世民可谓“千古明君”的代表人物，他广开言路，尊重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从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让大唐成为历史上最繁荣强大的王朝，甚至连最大的黑点，玄武门之变逼父弑兄的残酷行径，在史书上都有合理的政治原因——李世民功高盖世，人心所向，又是在太子阴谋下自卫反击，在臣子再三劝谏下才不得不做。

但透过《剑桥中国史·唐代卷》一书我们不难发现，在李世民光辉名声的背后，这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包装”、“洗白”运动。

●李世民开帝王篡改历史之先河——按照惯例，记载历史是史官的领域，帝王不应干涉，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对权力为数不多的制约。但李世民却多次要求看自己的起居注（史官记录自己言行的原始材料），并加以篡改。从此，历史真的就成为了任帝王打扮的小姑娘。

●经过审察的历史最不忍细读，比如成就了李世民气度开明、敢于纳谏名望的名臣魏征，最后墓碑却被铲倒，因为他多次把进谏的内容抄录给史官。

●有的人会说，史书上明明记载了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若是唐太宗真的修改了历史，为何不把宣武门之变一并删掉呢？这就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半真半假的故事最具迷惑性，他留下了复杂历史的部分真相。

《剑桥中国史·唐代卷》对此总结道：《资治通鉴》里“玄武门之变”的结局是父慈子孝，李世民吮着父亲的乳头大哭，最终和解；而敦煌文献中的一篇《唐太宗入冥记》却揭开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事变之后的李世民为夺大唐政权，“囚慈父于后宫”。再有，对照新出土的李建成和建成妃郑氏墓志，唐史对于李建成在唐初建立的巨大功勋和良好风评都含糊其事，一笔带过，并夸大其阴险、毒辣、无能的反面形象。

可以说，唐太宗是一个策划高手，他对后人撒了一个最高级的谎言，让他得以“名垂青史”。

▋有毒历史常把暴行粉饰为正义

我们经常会因为争论历史而面红耳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某些西方政客出于一己私欲，利用历史进行选举动员；那些不掌握权力的团体，利用历史来反抗自己被边缘化，或者他们不认同的观念；有些国家甚至创造历史神话，构建国家，甚至为暴行涂脂抹粉。

发生在20多年前的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就是典型。

1994 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总共历时100天，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同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以前都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去一个教堂礼拜在一个学校上学，结果胡图族对图西族进行了无差别的种族屠杀。而且不只是军队杀平民，是平民也杀平民。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科利尔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一书中记载了一个恐怖的细节：

有个胡图族的天主教神父，给图西族人开了个避难所，收留了2000人，其中很多是他自己的教民，但是他上演的可不是《辛德勒的名单》剧情。他安置好这些人，转过头来就把胡图族士兵请来，把这些人全部就地杀死。

那么这两个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据说，区分的标准，竟然是鼻子的高度不同、甚至是走路的优雅程度不同而已！

卢旺达大屠杀中哭泣的男子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一套有毒的历史叙事，保罗·科利尔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一书中分析道，事情的起因，仅仅为了争夺总统权力，胡图族人就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

我们常常把野蛮人比作禽兽，但是野兽可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这个世界上，把人不当人的，只有人类自己。

▋揭穿有毒历史

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韩寒说：“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每当网上出现一些争议性话题，总有人把这句充满油腻感的话摆出来，以一种理中客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批判别人，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才是最幼稚的那个人。

事实上，只有人类才分对错，动物只看利弊。

动物会因为争夺食物、异性和地盘而争斗，只有人类才会为了某种理念而屠杀自己的同胞；

动物会在意自己的实际地位，只有人类才会为了一面旗帜，也就是一块布，献出自己的生命；

动物只能求生存、求繁衍，但唯有人类才会一句道歉而绝食，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人类不仅仅是利益的动物，更是观念的动物，理念的动物。可见，一套历史叙事不仅仅是人们头脑中想想，更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有毒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人类历史上大灾难最重要的根源。

正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所说的那样：“当历史沦为了政治动员的工具时，就是一种被强化了的想象共同体，所有人都陶醉在这种神话之中无法自拔。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挑战甚至揭露这种神话，这种神话的幻灭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也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撰写《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的初衷，书中所总结的鉴别有毒历史的三种方式，就是为了防止人类走向狂热和灾难。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荐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阅读本书不仅能收获鉴别有毒历史的方法，拥抱正确的历史观，还能拨开重重迷雾，洞见当今价值观撕裂背后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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