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大泽乡的故事，不是司马迁编的

大泽乡的故事，不是司马迁编的

文：张鸣  编：木叶

司马迁的《史记》，叙事十分的生动，读来赏心悦目。

但是，也有人苛责，说是有编造的可能。毕竟，他说的这些事，他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他凭什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比如，鸿门宴里每个人坐和站的方位，当场都说了什么，他是怎么知道的？

显然，即使再怎么苛刻的人，也知道司马迁写史，是有所本的，不会是凭空杜撰。只是，在书写方式上，他不会像今日之史学家一样，把所有的材料出处，都标注在正文后面，而叙事，也是尽量生动，越活泼越好。

当年的材料和传闻，本身就很生动的。事实上，他的叙事风格，我们在左传上，也能找到。至于国语，战国策，就更是这样了。这里，肯定有书写者的想象和编排，那时的史家，不会把材料堆起来，就算完了。

只是，我认为，在太史公那里，这样的想象和编排，还是合情合理的。

前人的历史叙事，会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或者证伪，《史记》也不例外。最近，就有人根据云梦秦简，证明当年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司马迁的说法是错的，因为，秦律之中，并没有“失期当斩”的条文。这场造反，应该有别的解释。

在云梦秦简中，秦律对于服徭役的人失期，即延期不报到，是要罚款的。但是，陈胜吴广们是戍卒，事关军机，如果失期，则要被刑罚。

云梦秦简并不完全，如果像陈胜吴广们当年那样，因大雨长时间的失期，引发前线的问题，会遭遇什么惩罚，真的不好说。失期当斩，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秦律相当严苛，而且条文缜密，性质相同的问题不同的行为表征，就会有不同的惩罚。最关键的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秦律有不可抗拒原因免责的条款。

所以，陈胜吴广们当年，遭遇特别严峻的对待，也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的话，押解他们的军吏，即使处于方便押解，也理应给这些人一个解释。

这场被人们广为知晓的起义，肯定是发生过的（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之所以这伙人能揭竿而起，大背景，当然是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频繁地征发，严苛的暴政，已经让人们不堪忍受。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便这伙人非死不可，也不见得非要造反不可。因为造反之后，自己的家人境遇会很危险。而失期当斩的说法，其实只是陈胜吴广借以煽动人心的一种说法，一个由头。

当然，没有这个由头，让这帮农民豁出去造反，也是很难的。但是，暴虐，不把百姓性命当回事的秦政，恰恰给了别有用心的陈胜吴广这样一个由头。严苛的秦律，没有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无论是否真的失期当斩，都会让人相信，他们的下场不妙。

所以，有史以来被人记录的第一场农民起义，事实上，跟此后的多次起义一样，依旧是一场官逼民反的起义。恰是秦政、秦法，导致了这场迅速引发连锁反应的农民造反。

《史记》中的确有司马迁想象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适度的想象做为衔接，历史不仅会变的乏味，也会变得过于碎片化。司马迁将自己的生命投射在《史记》中，因此他更能体察到人性的鲜活与世事的机变。

所以，在他的笔下，人性刻画重于事件阐述，关键人物重于帝王将相。遗憾的是，司马迁之后，再无一人能够写出如此生命力旺盛的史书。《史记》跨越时空的智慧，也使它终成“史家之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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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文章作者：张鸣。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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