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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把思想局限在现在,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把思想局限在现在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文:林贤治 编:先知书店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
▌历史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
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
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
▌分解历史:现象和精神
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
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
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
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
"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
近世的"太平天国",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七十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
"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出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
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
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
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
▌知识分子们梦想的破灭
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
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但它无视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
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
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
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
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王国里了。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
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
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
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无论是对鲁迅、萧红、胡风、巴金等人和问题的研究,还是把外国流亡者的声音介绍到中文世界,亦或者对“黑五类”子女声音的记录,林贤治一生,都在努力让人们听到被禁锢的声音,为的是重拾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