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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从经济学的良心到孤独战士

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店长荐书 2021-12-14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从经济学的良心到孤独战士
编:先知书店

吴敬琏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他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更是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理解当下中国,一定要读吴敬琏。


▌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

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吴敬琏自幼身体薄弱,1947年时,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时随母亲逃往香港避乱,1949年4月又返回北京,之后肺病复发多次,经常住院。

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

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

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

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有产者的民粹主义。

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

尊重规律、科学求真是他的信条,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用知识推动中国进步。即使如今已年逾九十,也依然活跃。

▲青年时期的吴敬琏

▌捍卫市场经济,得名“吴市场”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顾准对晚辈吴敬琏说:“我们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

文革结束时,吴敬琏已经46岁,但是新征程才刚刚开始。

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

他们的讲学让吴敬琏很震动,他原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但他们却说:“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

这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中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

1983年,已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地、比较经济学发源地——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在此之前,他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身份相当于教授,可去了之后才发现,由于缺乏经济学基本知识,参加讨论会和研究生基础课都听不懂。为了弥补知识,他只好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一年半后,吴敬琏的头发都开始发白了,但也收获颇丰。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划分。

“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

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

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

▲从左至右: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好的经济需要法治基础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

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2000年,《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违规违法操作。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都缄口不言,但吴敬琏却接受了央视采访,并且直率地指出:

“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法违规,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方面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此前,他的形象是“吃皇粮的公务员”,此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从此他被称作“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谈到“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时,吴敬琏说:

“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

“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解剖。

▲吴敬琏(左)与法学家江平对谈

▌重启改革议程是唯一出路

2001年1月14日,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炮轰中国股市像一个赌场。

“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节目播出后,沪深股市连跌三天。

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身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

吴敬琏为此专门写了《股市七题》来回应,其中谈道:

“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

20年前,布鲁斯曾告诫中国同行:“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

进入新世纪,一直秉持着经世济民思想的吴敬琏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十六大”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向上递交了书面发言稿,他建议:

“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

2012年,吴敬琏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尖锐地指出,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行政权力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吴敬琏:国务院的“座上宾”

▌一个知识分子火热的心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很多人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

“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


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是何其困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

吴敬琏曾说:“我虽然浑身都是病,却还有一颗火热的心。”

学者余英时就常常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士”,可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在被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

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

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非常值得现代人去了解,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同时在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看清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



▌为什么要读吴敬琏?

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敬琏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

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多,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更少,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着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

吴老现已91岁高龄,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吴敬琏曾说:“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敬琏作品集”,包括《吴敬琏改革文选》和《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前者包含吴敬琏亲笔签名,后者有作者的盖章书签,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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