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迈过一道道关口
终于，住院的两天半时间里，腹透管双J管都拔除了。
伤口的疼痛、药物的变化，使我在这几天里，呕吐、恶心、拉肚子、不想吃东西，体重又回到了历史最低点，一米六的人，不足八十斤，吃着激素，脸颊依然凹陷。
我是个特别怕痛的人，真的，特别害怕。
记忆中，十来岁时夏天，放学回家的任务是切猪草。摆好小凳子，再摆好大木盆子，大木盆里垫上一块切猪草的木板，以免把木盆砍坏，一大篮洗好的猪草放到木盆边，从厨房里拿了菜刀，坐下，左手拿上一把猪草，右手挥舞起菜刀……长长的猪草，慢慢变成了碎碎片片的。
家里只有我一人，偶尔专心致志，偶尔也心不在焉。贫穷的家显得空荡荡，杂乱地放着一些农具，还有最简单的家什用品。
那天，切猪草时，心一闪，菜刀就砍到了左手的无名指，顿时，血流如注，我害怕极了，右手握着左手，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不断地从指头尖上淌出来，哭着在家里团团转，却不知该怎么办。
幸好有一位邻居路过我家，看到了我的模样，赶紧让我到厨房里，把流着血的无名指插入灶头前的柴火灰里，过了一会儿，血终于止住了，指头尖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后来去卫生院包扎了伤口，回家几天没人提醒我去换药，伤口发生了溃烂。后来阿姨陪我换药，当医生把包扎纱布从溃烂处取掉时，我一阵眩晕。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眩晕的感觉，一种让人恐惧的感觉，那以后，左手的无名指也落下了青紫的淤迹。
阳台望出去，有一株枇杷树，结了很多枇杷。
5月7日接到浙一医院的住院通知后，下午就办了住院手续。
浙一肾内科有专门的移植病区，整个楼层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里边的二十来张床位是与外面完全隔离的，只有移植病人可进入，过程中的所有服务都由医护人员提供。
一进入里面的病房，顿时感到特别安全，仿佛连空气都和外头不一样。
“你住57床，中间的那个床位。”等护士安排好床位，我拿着自己的物件，走进了病房。
这是一个三人间，靠进门的床上，斜躺着一位二十多岁、戴着眼镜的男青年，后来得知他来自贵州，比我早几个小时住院，过几天就要移植，肾源是父亲提供。小伙子肌酐到了一千七，都没觉得自己得了尿毒症，医生说，都快没命了，还一点不知道。
“在贵州，即使有肾源，移植都要等待半年。”小伙子的精神面貌看着还不错，毕竟年轻。
最里面的床位让我多看了几眼。床的四周用透明的薄膜包围着，与外界隔绝，一个引流袋挂着，里面是尿液，床头地上放了一个大玻璃瓶，里面也存着尿液，床头的方凳上放着病人的一个脸盆，床里面还布置了一个放茶杯的小木板，上面放着茶杯、罐子等。
“我已经前后住了三十多天了，罪是受够了，后面还要做一个手术呢。”躺着的男病友无精打采地说到。
后来他起床了，我才看清他的模样。个子不高、瘦得让人觉得风一吹就会倒了，脸色苍白，走路缓慢无力，情绪低落。
“今天你们俩住进来我觉得开心一些了，前几天病友们出院了，只剩下我一人，真的快要得抑郁症了。”
他是半年前肌酐涨到了九百多，血透了几个月后，四月初母亲的肾脏移植给了他。由于母亲的血型和他的不一样，移植前，进行了六次血浆置换。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移植十来天后出现了感染，肾脏穿刺等检查后，排除了急性排异，才放下心来。
“我这种，如果一旦出现急性排异，是非常危险的。”他既感到自己十分不容易，又觉得不幸中还是幸运的。
“假如你的孩子得了尿毒症，你会怎么做呢？”当我问起他们俩，父母如此急切的原因，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父亲反问我。瞬间我就理解了。
“我现在就希望给我安排一个外头的单人间，哪怕是一千块一夜，也要住，让我老婆进来陪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老师，自他住院移植后，妻子一直住在医院外头的宾馆里，两人只能手机视频聊天来联系。
“以前没有生病前，觉得花钱都要节约一点，现在移植了，觉得钱不是什么钱了，只要能够活着，还有什么钱不钱的呢。”他感叹着，我和那位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感受。
看着两位年轻的病友，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得幸运，已经活了五十多年，又顺利地移植了，还不满足吗？
肾移植专家吴建永主任带着医生们查房。这位小伙子来自贵州，几天后移植。
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当吴建永主任带着一大帮医生来查房时，我提出申请，能否在手术时，给我多打一点麻药。
“不会很痛的。”吴主任安慰说。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特别怕痛。”我非常希望医生能想办法减轻我手术的疼痛感。前一天，旁边病友告诉我，前面出院的病友拔完腹透管后，告诉他过程中很疼痛。
“你不要听其他人的说法。”医生们都安慰着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
上午十点不到就接到通知，让我准备做手术。胆怯地跟着医生走到小手术室里，两位年轻的手术医生熟练地开始准备起来。
我躺着，听着他们准备器具的声音，分析我的腹透管置放方法及如何拔除，然后医生为我盖上手术布，便看不见医生的脸了。
“你这么紧张，我们怎么给你做手术呢？”医生温和的声音。我提醒自己放松，把脸扭向右边，看窗外天空的白云，还有树叶在风中飞舞。
“开始打麻药了。”医生告诉我。
不久，医生动手了。
“痛，啊痛。”才刚刚开始，我叫出了声，双腿不由自主地伸缩起来。
“你可以喊出来，但身体不要动啊，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只要痛，就喊一声，我们会给你加一点麻药。”医生的态度真的很好。
“她瘦，所以会好拔一点。”一位医生对另一位说，我放松了一下，瘦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听着嚓嚓的声音，感受着肉被拉扯的疼痛，我不间断地就会喊出来，双手紧紧地掐自己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用力地掐着，让掐的疼痛掩盖手术的痛。
“我担心我会痛晕过去。”我紧张地说。
“你不要吓我们啊。”医生说。
“真的，我经常晕倒的。”我还是补充了一句，眼睛继续盯着窗外的白云，却始终在感觉着身体的疼痛。
“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医生安慰我，我的额头上冒出了汗。
“好好，取出来了。”
“真的吗？好了吗？”我高兴得有点不敢相信。
“是好了，接下去要给你缝几针。”医生的回答，让我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辈子的手术都集中在了这一年，这一年里，我尝到了各种各样的手术滋味，我从一个打一针就要晕倒的人，逐渐变得不那么脆弱，变得能够承受、接受一些肉体上的疼痛。
每次去医院打的时，都珍惜地好好地欣赏窗外的景色。
“谢谢你们，医生。”我真诚地道谢说，“手术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可怕。”
回到病房，过了麻药作用期，伤口的疼痛再次袭来。下午安排我拔双J管，护士叮嘱要家属陪护，女儿赶过来用轮椅推我，去泌尿外科膀胱镜室，再次接受考验，体验完全不同的难受，不过这个过程较短，双J管很快取出来了。
晚上，腹透管伤口的疼痛，让我没法安静，终于要求护士给了一颗止痛药。似乎好一些，但整夜都是迷迷糊糊地在疼痛中。
身旁等待移植的小伙子那天晚上血透；三十多岁的父亲，继续期盼着单间病房，也期盼着自己能够早一些出院。
第二天早晨，依然五点钟开始，病房里开始忙碌，护工们进进出出地做着各种常规工作。
早饭后，小伙子再次去血透，前一天的血透他感到自己很不舒服，但是为了隔天的移植，他需要再次血透。
“阿姨，再见啊！”他知道我出院，和我做了道别。
年轻的父亲终于吃了一点早饭，他一直没胃口，靠营养液维持，没有力气走路，我鼓励他多下床，他很无奈，每天都需要挂几个小时的针，加上的确没有力气走。
我那天早上突然没有了胃口，但还是把早饭吃了部分，没过半个小时，就开始恶心，然后呕吐，人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手术已经完成，新的移植病人正在手术中，等待我出院后腾出病床。在这里，移植变得多么地普通和常见，从三四岁的孩子到各种年龄都有。
出院已经三天，今天早晨仍然拉肚子，七点赶到浙一抽血化验，下午看病。回到家吃过早饭，恶心感减轻了一些，觉得舒服了不少。
后面的日子，依然会面临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为了能够活下去，我肯定会坚强地去面对的。
站在阳台的窗口，见不远处的枇杷树，竟然结了很多枇杷。
往期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