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魔都段子：“一沪两制”
新魔都段子：“一沪两制”
27日晚，上海发布发布了一文章，主要意思概括一下就是：
上次以黄浦江为界，还是淞沪会战的时候。。。
还有律所合伙人为了能出门开会注册了外卖骑手。。。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抢个菜跟抢茅台一样，还有人为抢菜画了思维导图：
前段时间有人点张亮麻辣烫但是不让煮。。。
各位80、90后不觉得这个情节熟悉吗？
。。。。。。
3位上海说唱歌手经多日隔离后居然......
《先抢菜，再做核酸》Hook大家一道抢菜 抢菜(抢菜)抢菜(抢菜)抢菜(抢菜)大家一起抢菜 抢菜(抢菜)抢菜(抢菜)抢菜(抢菜)抢好么做核酸一道做一道做一道做抢好么做核酸一道做一道做一道做
CATI2:定好 闹钟 爬起来 抢菜弄看臭豆腐 都没 辣酱蘸 哎 手速不够根本抢不到天天吃玉米真的吃不消哪能办 个么到菜场去买走到门口 册那 小区疯特了一刚 (1103晚上6点到花园里做核酸不要忘记）ok 晓得了个么只好回去哪能刚 继续 玉米过咸鸡就是有一点倒胃口碰到这种事情真的粗眉头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下去撒宁敢插队 我**就骂一不要搞了 帮我老老实实排队快点做好 回去睡觉明天晚上再来
PJ:code red 喇叭里头了该喊小区又要封特了连夜逃到浦东damnone cage jump into another damn trap大眼瞪小眼考虑明照撒宁起买菜难么居民们才部盯牢绿化带gold chain on the neck they all ready to fightfuck the Louis fuck Gucci阿拉民以食为天 闹滴菜过来交易homiekidding 阿拉才部310排队整齐做核算no body yelling魔都的energy now you better feelit48额钟头以后we can go through itbig shout out to 医务shout out to my hoodshout out to all the people 把上海守护就快了everybody 一起倒数321 上海一定让你记住Keyso寿君超:
我兄弟住了闵行已经封的来快疯特来打电话给我杨浦兄弟叫一帮一送点菜再送点蛋一点盒马显示骑手集体下班所以要帮自噶抢点素菜大家才来朋友圈晒自己一条线小区集体做核酸邻居约好一道起和爷叔阿姨敲定时间楼下头排队居委会带红袖套额立了排头带队阿拉老婆问我弄个到底算撒套路十几年还么看弄帮邻居关系噶好过和谐社会越碰到事情越伐好乱听指挥靠吵是吵伐好额伐要盘大家现在才是一根绳子上额蚂蚱躲在家里么事体帮兄弟搞则说唱窝里多等等，没事体外头的路少走拖到疫情好透，阿就个把个月。小朋友天天对老iPad上网课口罩脱下来，则则面孔像刚度带一拉小区里兜兜，晒点太阳戴好口罩，定定心心等老小区解放阿拉养了上海，就要相信上海要是上海还搞伐好，还有撒额地方来赛定心陪陪家里人这机会千年难板没素菜么，册那泡饭过过咸菜，上海宁呀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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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 张弘（新京报记者）
受访者 |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新京报：科举制度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差别在哪里？
丁学良：科举出现的时候是全世界古老文明中最先进的制度之一，用科举方法来选文官，这一点是中国古代人对世界的一大贡献。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经兴起了，已经显示出它是一种更强大、更先进的文明，它打到东方，而且已经把东方最大的国家中国打败了。到了那个时候，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科举制度的弊病才全面显示出来。根本差别有几点：
首先是，西方现代教育不再是一种老式的精英制度，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政府培养官员，它进而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如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它又没有抛弃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保持了它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力图使个人全面发展。它在这个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就是工业社会的分工已经相当的专业化、技能化，这时的教育必须有新的内容，有新的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有新的培养目标和衡量尺度。而中国的科举制在它废弃之前，与西方现代教育相比是两个时代的差距，不仅仅是细节的不同。
最根本的区别之下，还有第二、第三层次的区别。举个例子，科举教育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都要找到先圣的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看本本”。无论是你的思考还是学习的过程和考试方法，你在整个学习期间的表现、总的评价，它都要靠老本本来裁决。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现代教育主要是引导你走向未知的世界。当然，探索未知的世界不能把这之前在各个专业里积累的知识抛弃掉，但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是它的出发点，而不是裁判的最高尺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方向。一个是向后看——你不能违背以前的圣人说过的话；一个认为以前的人说过的话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区别导致了一种文明萎缩、衰落，另一种文明有生命力、能持续繁荣。
新京报：在其他方面呢？
丁学良：从制度层面（组织和规章）来讲，中国的科举教育一直是由政府来包办，属于官学。我的中学母校所在地宋朝时是省的府学，以前还有县办的、州办的和朝廷办的。而西方现代教育是多元化的，只有一部分属于官学。教会有大学，民间有大学，政府办学的部分是体现在提供资助，硬件、给老师付工资等方面，但它不会对教学内容、科目设置日常地干涉，限定考试的方式方法，把学校当成一个衙门来操作。而在传统的科举制中，这些是朝廷、乃至皇帝才能够动的东西，因为他要培养循规蹈矩的官员。
下面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西方的现代教育对社会来讲，至少在原则上保障所有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培养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才，当然包括想进政府当公务员的，有一部分是要进军队的。但是根本上它要培养现代公民，即现代社会里负责任的、守法的、能够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在专业领域对社会作出贡献、同时也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英文modern citizenship的内涵。而中国的科举教育完全没有公民的意识，科举是为皇帝和朝廷选拔官员，参加考试的人就是为了做官。由于培养政府官员是科举的唯一目的，因此在伦理和政治上力求思想规范化，实际上是用一个模子来铸造所有学生的思想和心态。
新京报：尤其是从明代开始，关于经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准。
丁学良：这个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朱熹老家是徽州的，在那个时代，朱熹属于创新的人才，他不是一个完全依照本本的人。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中国文明包括社会，非常需要回答一些新问题，他非常富于探索精神，思想自由，被当时的朝廷和皇帝几次压制和迫害。而死后一旦为朝廷所用，他又被变成了新偶像。但是他生前是反对思想盲从的，因此死的时候很潦倒。
新京报：因此，科举走向末路也是必然。
丁学良：科举走到末期的时候，有识之士为什么要废除它？前不久我对一个西方记者讲，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门槛，象征性的一步不在于推翻帝制，而在于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科举是帝制延续的道德的、精神的、心态的和制度的一个根本。1911年武汉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推翻了帝制，这是操作上十分具体的一件事。而科举制废止才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意即：我们再也不能照老路走下去了。即使以后科举传统里的合理要素有重生的机会，也必须注入新的基因，而这个新的基因就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教育。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多是传教士、探险家、商人，17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尊重，因为里面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这些合理的成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被禁锢在总体不合理的一个架构中间。
新京报：那为什么科举废止不久，取而代之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办得比较成功？
丁学良：民国初期的国家状况不是很好，有军阀割据，国家很贫困……但那个时候的教育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根本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那时候最早的一批知识精英形成了共识：老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必须走新路。如果这些思想领袖、知识领袖没有这个共识的话，很难齐心协力走出第一步。
第二点与此密切相关。要把世界上已经被证明过的先进的教育方式、做事方式引进中国，那就是欧美的方式——鸦片战争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这点。而当日本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就更有刺激。因为中国早年被欧美打败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两方不是一样的人。但是，被日本打败对中国的震撼更剧烈，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且它受到西方冲击是在中国之后。但很快日本有了“明治维新”，其结果证明，欧美的方式不仅在西方有效，在东亚也有效——日本成为白人世界以外惟一经过改革、学欧美而进入了工业化和近代化的国家。因此，当时的中国精英分子不是抽象地认识到要走新路，而是具体地要引进被时间所证明的有效的方式和制度。在多种可能的新路中，这一条已经有两次分别在西方和东方都获得了验证。
第三点是坏事变好事。那个时候各省之间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权，这当然有很多弊病，也有一个好处，只要哪个省有几位思想开明的官员或知识领袖，马上就能做起来，用不着去等候命令。改革最应该避免的是一刀切，要有几种尝试的路子相互竞争，比比得失，这样就不会被一条路堵死，有试错找对的机会。
第四点，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没有全面的官僚化和衙门化。即便你起步很好，开始的时候办得像模像样，一旦日后把大学当作了衙门，生命力很快就会衰竭。把大学当衙门的人为着使自己官当得更高，一定会把学校变成上升的垫脚石，而不是力图把学校办好。那个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大部分都回来了，因为他们有机会到各个学校去“试”，这样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气象。蔡校长、胡校长、梅校长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海归”。现在津津乐道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他们领导之下的教授培养的学生。那时中国大学的好老师与西方好的教授相比，没什么需要“转轨”的地方，很多学生到西方大学念书，也不需要“转轨”，因为它们秉持了相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
新京报：可是，那时的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没有延续下来。
丁学良：中国1952年后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而苏联办大学的模式与它办工厂、办军队的思路一样。工厂和军队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垂直领导、任务固定，大学也被办成一样的模式。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偏离了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它的成就仅仅体现在纯粹培养应用型的、工程型的人员，代价是基础性理工科的创新研究，更不必说社会科学中经济、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创新研究，被抑制掉了。科举传统不求创新，只求守旧；不求多元发展，只求整齐划一；不重发现，只重读经；然后从结构上、体制上完全照搬苏联，把二者里面最消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新京报：但是这种单一性也有其合理的成份。
丁学良：是，然而不能把在一个点上合理的东西变成一条线，更不能变成一个面。“经世致用”在教育上除了升学以外没有任何目标，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为了应试，只有考试考得更好，才能升学。这样一来，中国的当代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严重的扭曲和抑制。这个后果已经很清楚，很多到海外大学上研究生的都来自国内最好的大学，他们考试起来都行，要是让他们做研究，很多人马上就显示出在国内受教育的薄弱处，有些人都不会去找资料。只有主动地去找，你的探索精神和技能才能发展出来。在西方稍好一点的学校，孩子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就会用“做研究”这个字眼，因为老师交代的作业没有固定的，孩子要自己在图书馆、报纸、互联网上去找。教育目标的单一和由此引导的教育方法、测试方法的单一，又在恢复科举后期沉重的历史包袱。唐宋时期的文化和科举相对开放，现在的考试方式与清末的科举更相似。
新京报：国学与科举是什么关系？
丁学良：“国学”的说法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它对应的是“西学”。国学之说本来是不存在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学”，而且对它有很大的挑战，然后国学意识才会产生。因此，西学和国学这对说法本身就隐含着两大知识体系，两种文明体系，两种教育体系。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的时候，以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主是没什么问题的。在汉唐时代，中华文化不是单一的，是非常开放的文明。到中国来经商的、做官的、求学的、打工的非常多，他们在人种、血统、生活方式、观念、宗教、语言等方面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华文明具有博大的包容性，什么时候它从一种开放的文明变成保守的、内收的呢？主要是起于元兵对中原的打击，因为一个相对不开化的民族把中原打败了，用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它。从那时开始，中华文明就变得越来越胆怯、内向，不敢主动与外来文明去沟通。到了明朝，皇帝不是用正统的方式登基的，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把底下的人管服帖，保住自己的皇位，他及其继承人的治理方式，逐步使中国人丧失了开放、冒险、求新的精神。在汉唐时代，是没有“国学”观念的，因为中华文明是多源泉汇合的浩瀚之水。等到“国学”成为一个清晰的概念、有明确内容的时候，那就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衰落了，受到外来文明的强力挑战。如果今天的人不是以汉唐心态、而是以清末的心态来看待中华文化包括国学，我认为就太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先祖了！
科举制中后期的功能，是把中华文化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贫血、越来越缺乏创造力的制度化的下降渠道；它是一幅残障的骨架，限制了活肌体的发展。八股文地位的确立，等于是把浩瀚的长江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人工河，其后果就是把多源头、多基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一道道的负筛选，留下的多是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的东西。我的一个老师对我说过，废止了科举后的民国早年，北大还是清华连续三年的考试都是同一个题目：《秦始皇论》，预先就明告学生，你有什么样的见识都可以自由发挥出来。这很了不起，它展示的是开放的心态，与科举时代截然不同，是大变革时期出现的新气象。
（本文为完整采访稿，曾摘要发表于《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