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日，游客在位于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前留影。80年后，昔日禁忌的西南联大，已成显学。（视觉中国/图）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阚纯裕 郑可书

“茅草顶尖屋顶，铁皮顶尖教室，世界顶尖人杰。”91岁的龙驭球院士回忆起自己的母校。2017年11月1日，他微颤着手，在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写下这句话。

满座皆白发。纪念大会校友席上，唯一身姿挺拔的是陪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身旁的妻子翁帆。这所历史上只存在了八年的大学，最晚一届学生入学是在1945年，年纪最轻的彭珮云女士今年也已88岁高龄。

80年过去了。从65周年开始，逢五逢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都要主办纪念大会。前两届会场设在清华，今年设在北大。90岁的中科院院士潘际銮，十年前从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先生手中接下会长的位置，“他大概看我年纪比较轻，还能够干活。”

“盛会难再有啊！”作家张曼菱忆起十年前的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那时任继愈、沈克琦等老先生尚在，都佩戴着校徽，济济一堂，嘘寒问暖。

而今，老先生陆续凋零。眼下，潘际銮正在发愁会长接班人的事。“再过五年我也九十五了，其他人都一百多了，校友会在不在还是个问题。”历史要传承，他希望以后的90、100周年纪念大会也能办下去。

80年过去，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博士刘宇在中国知网上以2000年至今为限，搜索主题“西南联大”，一下能搜出两千多篇相关文章。

其实，愿意传承薪火的人和机构络绎不绝，一度还有人提议重建西南联大，闹得沸沸扬扬。但潘际銮从不放在心上。校友会的老人们更担心，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真懂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精神，他们能做得到吗？”

“西南联大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11月1日下午的研讨会上，南开创办者张伯苓的嫡孙张元龙盛赞先人的功绩，“（西南联大）获得了垂世的学术成绩，培养了进步思想，保护了文化根脉，积淀了复兴的力量。这样一所对民族、对国家甚至对世界有如此影响的大学，在那个时候必定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双一流”时代，在教育界纷纷讨论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向外求索时，张元龙提议，将视线重新回溯到80年前。

为什么80年过去，人们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不冷反热，越来越热？南开现任校长龚克也在思索这一命题。

他从联大三校八年合作无间，联想到今日。“三校对于办学救亡使命的自觉担当，因而能够置各校的局部利益于度外，没有为谁来当头而钩心斗角，也没有今天这种只认第一的评价体系。”

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至今矗立在昆明旧址和北方三校校园里。80周年纪念大会前，部分老校友步履蹒跚，在北大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敬献鲜花。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龚克念起碑文，这是他所懂得的西南联大。

他也向往1940年那场全体教授出席的教务会议，称那份回函“至今发人深省”，甚至在纪念大会现场疾呼：“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宗旨，实行百家争鸣、民主办学，恪守科研诚信，实在是大学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

刘宇曾在央视策划拍摄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给不少各行各业中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做口述历史，其中很多都是西南联大的学子。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张定华的老人。张定华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与知识分子结合的气质，“特别感染人的气质，特别美，不像九十多岁。”

张定华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校花，加入了地下党，1950年代后进入北京人艺工作。“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她就经历了什么。但她完全没有怨。”

“知识女性经过沉淀，又有坚定信仰，她由内而外有一种美。”心生向往的刘宇在拍摄完献礼片后辞职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西南联大史与中国教育史。

这十年，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不少，角度很多。有从政治史角度审视联大和知识分子关系，如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所著《抗日战争和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或关注联大知识分子人物生平，如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学者从政党史和学生运动史的角度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通过学生运动考察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也有论著专门介绍联大地下党史。

联大师生的日记、信函和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陆续出版，校友会也从1980年代起不断组织校友撰写回忆。刘宇几乎读遍了与西南联大相关的史料，但她从不愿借古论今：“有一段时间很盛行对比，其实根本没法比。”

作为最早一批的记录者，张曼菱了解的西南联大，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事关一个国家怎么对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如何对待自己和国家。

1998年，张曼菱被云南省作为人才引进，担任宣传部影视中心副主任。出生于昆明、毕业于北大的她，选择了西南联大这个命题，承诺拍一部纪录片。

张曼菱开始走进一位位西南联大见证人的生命。那时任继愈对她感叹：“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在张曼菱的访谈者中，任继愈是见证西南联大历史最完整的人，他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37年南迁，在西南联大念了研究生、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又跟着回了北平。

“南迁体现价值观，那是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命运。要怎么和民族站在一起，不能在这里等沦陷。”张曼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她开始访谈时，经历过南迁的联大学子已经不多了，联大的教授们更是早已故去。

一厢情愿神化西南联大的人总会问张曼菱，组成联大的三校是不是像唱诗班那样一派和气。其实，因为气质差异，三校之间多有分歧，但在价值观上却是高度一致的，不能在沦陷区当汉奸，只此一条，将它们合而为一。

“西南联大不是李白杜甫，那种气节直比屈原、司马迁。”从故纸堆和学子回忆中触碰联大的先生们，张曼菱感觉，他们像极了屈原笔下高洁的“香草美人”。

面对外辱，他们大节不亏。“日本飞机把房顶炸了，他（吴宓）裹着被子坐起来瑟瑟发抖，想明天怎么办呢，出家还是跑。他又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打仗，去死好像还没勇气，要不去当和尚？”张曼菱从《吴宓日记》里读到这一段，很感动，“他给自己列了三条出路，没有一条是投降。都是真实的人，不是圣人，但他不会允许自己不选择，必须有鲜明的立场，不能混。”

沉浸在联大先生品格中的张曼菱脱口而出一句“看花愁近最高楼”，这是陈寅恪1940年从昆明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初见蒋介石后的赋诗，并不讨当局的欢心。

联大的先生点燃了联大的学生，联大的学生，把他们认识的联大精神告诉张曼菱。“后来有的人可能黯淡了，可能熄灭了，但毕竟灵魂燃烧过。人生有一段闪光的回忆拉着，就不会太混乱、太堕落。”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内，“大学乃大师非大楼之谓”的提倡者，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雕塑。西南联大精神，历久弥新。（视觉中国/图）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后，应当地政府请求，西南联大设置了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当地学生。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成为今日的云南师范大学。

1980年代，老校友开始陆续回校。云南师大教授吴宝璋那时在党委办公室工作，负责接待校友、迎来送往，听了很多西南联大的故事。1991年，调到云南师大外国语学院当党委书记的他开始要给新生作入学报告。讲什么好呢？吴宝璋决定就讲他理解的西南联大精神，主题叫“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大”。

这一讲就是26年，直把吴宝璋讲成了“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从学院讲到全校，云南师大每一位师生都听过吴宝璋的报告。

“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坚持办学，大家努力学习，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念，培养出来一位位大师。”吴宝璋概括他的报告思路，“我们今天的条件比过去好得不用说了，我们应该努力发扬这种精神，成为新一代的人杰！”

相比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校区建在西南联大旧址上的云南师范大学，纪念西南联大最热心。

全校上下，要继承“道统”的思路空前一致。在校园里，除了当年的旧建筑，西南联大的痕迹无处不在。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现在已被定为云南师大的校歌，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也是云南师大的校训，校庆日也设在了11月1日。甚至云南师大的校色——玉兰紫——都取自合组西南联大的三校目前使用的校色主体色调的平均值。

即使是呈贡的新校区，学校也遵从教育部时任部长周济的建议，尽量“体现西南联大特点”。新校区里，竖起了西南联大“三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复刻了冯友兰撰写碑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三汪水面依照北大、清华、南开的渊源来命名，深的叫北潭，细长的叫清溪，大而浅的叫南湖。

过去，西南联大被西方媒体称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最著名的是贴满进步壁报的校园内侧民主墙。民主墙在新校区也得以恢复，围绕在仿真老校门的两侧。“还是从纪念角度，不是学生真可以来贴。”吴宝璋说。

吴宝璋教近代史，专门设置了一个方向招收研究西南联大史的学生。他自己接下来要研究的是西南联大精神与中国梦。“‘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校歌里这四句非常明确地讲出当时的办学风格。”11月1日下午，纪念大会结束后的西南联大精神研讨会上，吴宝璋慷慨激昂，“特别后两句！‘中兴业’跟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梦是完全一致的。”

“走向媒体新星球，见证一场并肩前行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