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苏联怎样糟蹋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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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9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1919年取消自治，唐努乌梁海和外蒙重回中国。1921 年6月，苏俄重新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理，相当于香港面积的2048倍还多，比台湾岛面积大4.7倍。这块土地被苏俄霸占后，民国一直未承认苏俄霸占的合法性。1944年斯大林勒令图瓦即唐努乌梁海宣布“自愿加入”苏联。

苏联不满足图瓦，又乘机殖民外蒙。1921年，牧民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扶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宝座，成立君主立宪政权。然而三年后，人民革命党就把傀儡哲布尊丹巴下药毒死，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城”。

从1921至1992年，外蒙实际上已是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由于外蒙表面上未纳入苏联，所以它成为世界上继苏俄之后“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活在苏联的裤衩下，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苏式灾难！

一、经济方面的苏式灾难

强行引入苏联模式，用血腥手段推行“牧改（似土改）”和集体化。

1928年，在清除了“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将1.8万名党员中的5306人开除出党、苏联向蒙古发出限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的最后通牒之后，集体化牧改全面展开。

蒙古是畜牧经济，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畜养的牛羊。一个牧民至少需要25头羊才能维持生存，按此计算，一个5口之家，畜养125头羊是赤贫下限，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而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即使是所谓的“封建主”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贫如洗。然而，红色政权可不管那许多，先是荒谬地进行阶级划分：所有家庭，财产值12头羊的，贫牧；值12－48头羊的，中牧；值48－60头羊的，中富牧；值60头羊以上的，富牧；而拥有500头羊以上的，一律划为封建主。

按当时的市价，一头母羊的价格大概是50蒙图（蒙古货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在政治上更是被打入只能“老老实实认罪”的最底层。而贫牧们也没高兴几天，不久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在蒙古全面推广，所有的牲畜都充公到集体牧场。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6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1928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了没收封建主财产、排挤外国资本、节制国内资本的政策。蒙古主要是没收华商的全部财产，对不支持蒙古独立的中国人就地枪决。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1/10的价格购买，19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这使得蒙古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蒙古的商店，里面除了白酒、盐和蜡烛，空空如也。

1930年，乔巴山给苏联的报告中说，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那时的蒙古总人口才60多万）。但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令其发动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几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刮了一遍的人民革命党总共聚敛了1000万蒙图的财产，而这显然还是不能令苏联满意，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块能够挤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1930年，因“财产充公”政策造成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强迫僧侣还俗”更是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普遍愤怒，于是几十名活佛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仅3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到内蒙时遭边防军射杀。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训导蒙古人：“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蒙党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苏军携带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1/3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国”欣欣向荣对苏联形成压力；斯大林只得“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发展私有制来缓解经济困境。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后期。

二、政治方面的苏式灾难

早在斯大林大清洗前，蒙古就已在苏联契卡的操刀下开始了残酷的清洗。

1922年8月，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政府首任和继任总理查格达尔扎布和鲍陀以及40多名干部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并被处决。1923年2月，党魁苏赫巴托尔离奇暴毙，人民革命党立即借此掀起一股席卷整个蒙古的“反右”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侣和学者遭到逮捕和枪杀。1924年8月，接替苏赫巴托尔的丹增由于在内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发生了一点儿分歧，共产国际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党将其领袖逮捕并立即枪毙，随后又把赞同丹增观点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悉数处决。

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1929年，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

由于1932年暴动，必须找出替罪羊。于是，时任总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悲催地选中。1933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乱枪打死（蒙古的总理好像是最找死的角色），然后凭空冒出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枪决，被枪决的人中竟然还有一名孕妇，这开创了蒙古处死孕妇的先例，以后处死孕妇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斯大林召见人民革命党主席根登，要求他尽快完成消灭10万僧侣的任务。根登打马虎眼。1936年初，在再一次受斯大林召见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当众训斥他，他终于借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红沙皇！”然后夺过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

于是，一个“根登反革命集团”顺理成章地诞生，根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枪决。和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被逮捕并在押解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兄弟甚至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死。只有1万多人的蒙古军队中，187名旅以上军官被捕，51名中央委员有36人被处决，1000多名为了活命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军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余全部枪毙。

没有人能够挺得过克格勃的酷刑，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不让睡觉等，只要你不“招供”，这些酷刑就没完没了。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个，这位老兄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谋，因此受到格外“优待”，小命得以残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为了大清洗的顺利展开，斯大林调派3万苏联野战军进驻蒙古，蒙古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同时，斯大林点名乔巴山为内务部部长，并给他送去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作为礼物，其中含义不言自明：你必须大开杀戒，否则这些子弹就是送给你的！

十月政变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每次枪决“反革命”时，干部必须前往观看。新任总理阿玛尔比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被一个个杀掉，观看时经常会眼含泪水。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感觉到阿玛尔以后会成为一个障碍。于是，“阿玛尔反革命集团”应运而生。

1939年，阿玛尔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名义上的蒙古国家元首、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阿玛尔被押送到苏联受审，在那里，他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狱中，他遇到了负责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扎布，不过，鲁布桑巴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他的狱友——他被清洗后不久，鲁布桑巴布又被乔巴山清洗。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处死阿玛尔，而是特意选在两年后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那天将其枪毙。

在对政界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对宗教界的清洗同时展开，而且规模更加庞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团”遍地开花。1938年8月，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向斯大林报告说：“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一名内务部成员在1962年回忆说，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因此每周都要有一两次集体处决，尸体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乔巴山大规模的屠杀了所有知识份子和独立思考的人，至少有10万人被屠杀（官方的数字），而研究人员认为至少有20万人被屠杀。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丧失了2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三、文化方面的苏式灾难

禁止崇拜成吉思汗。从1933年开始，人民革命党在全国禁止崇拜和祭祀成吉思汗，任何场所不准悬挂成吉思汗画像，被称为“蒙古人圣经”的《蒙古秘史》也被打为禁书。1936年，学者扎姆兰诺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书中涉及到成吉思汗，这位只是如实记述蒙古历史的学者立即被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1962年，成吉思汗800周年诞辰，人们以为时日已久的控制可能会有所松动，于是一名工程师大胆地设计了一座纪念碑，将其矗立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这一举动得到了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其尔的支持，奥其尔还下令发行了一套绘有“苏鲁锭”图案的纪念邮票。

对此，苏联《真理报》立即刊文，警告蒙古政府，怒责奥其尔犯下了“严重的不忠罪行”。这位书记立即被苏联解除一切职务，判处终身流放，并最终被一个据说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用斧头砍死。随后，纪念碑的设计者马赫巴尔、秘密研究禁书《蒙古秘史》的考古学家珀理和参与纪念活动的一大批学者、作家、诗人、歌手被逮捕、流放和秘密处决。

1941年3月25日，蒙古政府废除蒙古文，改用俄文！决议同时规定，孩子们从小学起，必须学习俄文。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必须 58 36783 58 21506 0 0 6897 0 0:00:05 0:00:03 0:00:02 6897使用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讲授课程，必须用俄语。

苏联老大哥还采取的是古老的长线策略——姻亲。泽登巴尔，青年时期在苏联留学时经人推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立即扶摇直上，入党仅一年就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三年后就成为国家元首和党魁记。

原因：他娶了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的女儿为妻。

于是，为了升官，娶苏联女人之风开始在蒙古盛行。而娶了苏联女人的人，仕途大多如安装了火箭。那些嫁给了蒙古人的苏联女人，包括泽登巴尔的妻子，都仍然保留苏联国籍，定期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汇报工作”——这就如同在蒙古官员身边安插了一个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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