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VS“金融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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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与反金融霸权
简 练 陈硕颖
摘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未能就恢复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增长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是金融资本占据世界经济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是化解危机的中国方案。该倡议以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通过与各国合作振兴实体经济来实现各方共赢。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现状下，“一带一路”在金融支持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缺少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其二，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注重在产品贸易和工程建设中采用人民币结算，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化解上述挑战的可行路径。
“一带一路”产生的背景：化解当前金融资本垄断危机的中国方案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比潜在增长水平低1.5%，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则比潜在增长水平低1%，并且全球经济出现了四个过去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的现象。其一，贸易增长速度放慢。贸易增长速度通常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一倍，但在2008年到2013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其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速度也在急剧下降。金融危机以前，全球FDI占整个GDP的比重约5%，危机以后，比如2013年，全球FDI只占全球GDP的2.8%左右。其三，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都面临两难处境。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用却逐渐减小。其四，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
贸易与FDI急剧下降表明当前世界经济实体意义上的关联度下降，虚拟意义上的关联度上升，导致世界经济更容易受到金融波动的冲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无论就解决国内经济难题，还是就国际经济如何走出困境，都未能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国内，美联储通过多轮量化宽松放出海量货币，并且这些新增的流动性货币大部分都被用于救助金融资本，而不是改善实体经济。因此，奥巴马执政8年未能实质性地改善美国经济基础，而特朗普——一个坚称要聚焦美国制造业的政治素人“意外”当选总统。然而，特朗普入主白宫仅仅5个月，他推行的施政纲领就受到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强烈抵制。在国际上，华尔街金融资本于2010年引爆希腊债务危机，把危机转嫁给欧洲。2011年下半年以来，金融风险从希腊等外围国家向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国等欧洲核心国家蔓延。IMF和欧洲央行给这些受困国家开出的药方，沿袭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做法——紧缩财政，减少福利。这个药方由于没有提高受困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因而无法从根本上为受困国家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以及美国无法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是金融资本统治美国政治经济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之后，支撑美元的基础就不再是美国的国内工业和国民劳动，而是世界对美元的短缺性需求。华尔街将金融资产的增值依附在美元之上，美国政府从美利坚民族的政府变成给华尔街“打工”的买办集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布局发展中国家创造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价值链、金融机制、知识产权等各种机制使这些价值流入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集团手中。
美元霸权是垄断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经济的货币基础，要摆脱垄断金融资本的控制必须寻求替代性的货币基础。目前中国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都不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导致“一带一路”的实施容易受到美元霸权的牵制。对中国自身而言，“一带一路”是中国通过投资并参与建设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以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就国际环境而言，金融资本仍然希望跳过中间环节直接获得增值，也即在金融领域空转，而不愿意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领域。因此，为资金规模巨大的“一带一路”融资并非易事，仅靠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不足以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缺口，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沿线国家）群策群力，为“一带一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
“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前提：消除沿线产业资本循环与人民币循环之间的各种障碍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五通”路径中具有先导意义的条件，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前提。然而，目前在“一带一路”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多数工程都还采取美元贷款的形式，亦即外储委托贷款。外储委托贷款是指国家外汇管理局委托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对口国进行工程贷款，对口国财政抵押，贷款由中国公司总包。新市场的创造显然不能依靠创造权仍然控制在美国金融资本手里的货币去实现，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靠非本国发行的货币成功实现系统性的跨国大型工程。国际大型工程往往充满变数，投入上不封顶，如果本国货币不能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外汇储备又承担着日常国际收支备用库的重要职能，依靠外汇储备来支撑海外工程建设的格局将在汇率趋于贬值时变得十分被动。“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在于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全的大国，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币能够随着海外经济的发展被“创造”出来用于流转，成为东道国的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手段。
然而，目前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导致“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资本循环与人民币循环无法对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迷信西方经济学教条，长期的自我低定位；其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尚待深化，行政条块分割问题依然存在； 其三，金融管制不到位，资金外流扰乱了金融秩序。其四，在人民币金融产品上单兵突进，忽视对外贸易、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三位一体”的内在关系。
为了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人民币循环支持，中国需要在未来一两年内“苦练内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再片面侧重在香港推出金融产品，而是注意贸易和工程结算的应用。针对海外项目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尽早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二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是遏制国内投机性资本外流，阻断国内投机性新增货币的创造。要警惕以“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为名，行被动宽松货币之实，为投机性资本运作创造货币。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时，指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30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重要的是，所有的货币计量单位都是人民币，这体现出中国高层以人民币循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一带一路”融资缺口的填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
1.以开发性金融为先导，处理好开发性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投融资合作强调减让式资金支持，包括利率、期限、宽限期等方面条件的减让，优惠贷款即是其中的一种。减让式资金支持的条件优于商业资金，不可避免地需要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但一国财力资源毕竟有限，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通常受国内法律等方面的约束，因此，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长期的、大规模的对外减让式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无法依靠传统的减让式资金支持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均存在投融资期限较长、未来收益不确定、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的问题，绝大部分需要采取“先期扶持、长期获益”的开发理念，这正是开发性金融的优势。
中国已初步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的道路。根据中国的经验，开发性金融是指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补贴、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投资、保本微利、财务上有可持续性的金融模式，介于减让式和商业性资金支持之间，但更偏商业性一些。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开发银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以及后来支持的企业“走出去”、普惠金融、助学贷款、扶贫等项目都属于开发性金融的范畴，不依靠财政补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了很多项目合作，其贷款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实现了一定的回报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就是开发性金融的实践。
2.通过PPP（公私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扩大融资规模，减小融资缺口
“一带一路”融资规模巨大，既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投资，也不可能完全由社会资本来提供。因此，采用PPP模式来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沿线国家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项目属性上看，PPP项目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项目属性上具有较高的同一性，均为政府公共投资项目。从项目特点看，均为资本密集型、长周期、高风险的大规模复杂项目。从目标要求上看，PPP管理方式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原则；从融资需求上看，PPP模式能够较好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资本密集的需求。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建公营”模式不同，PPP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将由社会资本方来完成。因此，PPP模式将会为更多的企业提供以市场化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PPP项目在融资模式上的创新表现在政府、社会资本方与专业机构合作应对项目风险，比如“一带一路”项目的法律环境、国土开发规划、公共政策风险应该由项目所在国政府牵头控制。一旦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合作伙伴式的PPP共同建设机制，就可以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分担控制风险，提升投融资效率。
3.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完善亚洲债券市场，扩大“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渠道
“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动员大量资本的参与，不可能完全依赖中国财政支持以及商业银行贷款，而是需要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来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将为针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壮大，给亚洲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和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融资多集中于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方式，融资成本比较高，必须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以扩大“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渠道。“一带一路”项目可以对接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等多种基金形式，特别是养老基金等运作周期较长的基金类型与“一带一路”项目更加吻合，需要重点发展。完善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将区域内蓄转化为区域内实体经济投资，增强亚洲直接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改善亚洲中长期投资的货币期限结构错配的问题。与间接融资合作路径相似，亚洲债券市场可以从政府推动开始，先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然后逐渐向企业债券市场扩展。
4.加强各类型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形成支持合力
2013年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遵循市场化规则，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但是初步来看，各金融机构在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方面尚存不足，在可行性研究、市场开拓、融资结构、对外报价等方面仍存在各自为政现象，没有形成合力。资金支持方式单一，基金投资、信贷支持、保险保障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结合。各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对各自管理的境外主权债务头寸进行统一、归口管理，通过合理设计项目整体融资结构、风险分担机制、统一融资价格等条款，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为企业开展境外业务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企业可向多家银行申请采取“1+N”联合融资，金融机构可通过组建银团，实现统一报价、统一管理、提供统一服务，形成合力。这样，既可解决巨额资金来源问题，又能解决恶性竞争及风险分担等问题。
5.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过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依赖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类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但囿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后忙于自保等原因，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经营理念、融资条件等也难以完全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因此，有必要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发挥沿线国家合力，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具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金融机构互设。金融机构是金融服务的载体。推动机构互设，除金融机构本身的需求和动力外，政府也需在减少准入限制等方面主动作为，提供相应便利。
金融服务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投融资合作，还涉及大量配套金融服务。在尚未实现互设机构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银行之间建立和扩大代理行关系是帮助所在国获取金融服务的重要渠道。提供代理服务的代理银行与接受代理服务的委托银行按照协议约定，以互惠的方式提供跨境资金转账、资金管理、支票结算、贷款和转贷款、信用证等服务。
资本市场联通。资本市场是提供债券、股票、各种金融衍生品发行和交易的平台，可开展投行业务和上市、并购等多种形式的融资。促进资本市场联通，可以撬动更多国际资金，逐渐减少“一带一路”建设对传统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帮助沿线国家形成层次合理、功能互补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体系。
金融基础设施联通。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支付结算体系、法律体系等金融运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安排。中国银联作为中国的银行卡清算组织，其跨境使用网络已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和帮助了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的支付体系建设。蚂蚁金服也出海推动以互联网/电信支付、手机银行为核心的普惠金融。
6.在交流论坛、跨境监管、信用评级方面加强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拥有众多的多边合作框架和交流论坛，为继续广泛、深入的金融合作提供可能。除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合组织、金融国家等多层次沟通对话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参与其中的东亚及太平洋重要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东盟与中日韩金融合作机制、亚欧会议（ASEM）、中国-拉共体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以及中国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都可以成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探讨金融合作的交流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风险问题突出，科学、公正的信用评级与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应鼓励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参与沿线国家的市场评级，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跨国流动需要；要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鼓励大型金融机构跨境交流，加强内部评级研究与开发，减少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在监管合作方面，除了加快推动银监会与沿线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外，还需要与沿线各国加强日常监管沟通、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金融市场监管等合作机制，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
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历史时刻，以金融垄断为实质的“西方中心论”必须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互利共赢论”，而这恰恰是“一带一路”的宗旨。因此，由中国倡议、并上升为联合国战略的“一带一路”，有希望改写当前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逻辑，让金融资本重新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化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只有与沿线国家通力合作，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才能让“一带一路”成功落地。
（ 简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硕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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