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刊物】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 “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
波兰战俘“特别营”的存在是证伪
“卡廷事件”的有力证据
〔俄〕弗·施韦德
马维先 译
［摘要］无论是1943年的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苏联戈尔巴乔夫及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当局均认为，1940年春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斯摩棱斯克州的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战俘。但苏联调查“卡廷事件”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一直在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后，“特别营”落入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之后，波兰战俘被德国法西斯军队杀害。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著《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材料，证实了该地区“特别营”的存在，以及布尔坚科委员会关于波兰战俘来不及疏散而惨遭法西斯军队杀害的说法是正确的。
［关键词］ “卡廷事件” 布尔坚科委员会 波兰战俘“特别营”
无论是法西斯德国、现在的波兰，还是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都认为卡廷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季，即卡廷大屠杀是苏联所为，苏联应对卡廷惨案承担责任。但苏联调查卡廷犯罪的“布尔坚科委员会”早在1943年已明确指出，1941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之前，斯摩棱斯克州（卡廷森林所在州）存在着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从事修筑公路等劳动。也就是说，波兰战俘并没有在1940年春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卡廷大屠杀发生在1941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后。
因此，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之前斯摩棱斯克州是否存在“特别营”是查明卡廷屠杀真相的关键：如果“特别营”子虚乌有，说明波兰战俘是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直接杀害的；而如果“特别营”的存在被证实，则毫无疑问，卡廷屠杀的元凶是德国法西斯分子，苏联屠杀波兰战俘之说不攻自破。
2012年3月，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弗·施韦德关于卡廷事件的专著《卡廷：当代问题史》出版，其中的一章披露了大量存在“特别营”的证明材料[1]。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健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当事人的回忆；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好感的一位波兰人所著《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卡廷大屠杀中逃生的波兰战俘的说法；曾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州“特别营”的一位波兰军官后代提供的证词；独立调查人员获得的档案材料证据等。现将该章摘译如下供参考。
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阿·卢金证实：
1941年，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着关押波兰战俘的“卡廷营”
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营（即尼·布尔坚科委员会1944年撰写的关于卡廷事件报告所提到的关押波兰战俘的2号特别营）的存在，曾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第136独立押解营通信主任的阿·卢金，对记者弗拉基米尔·阿巴里诺夫[2]的讲述进行了证实。阿·卢金十分肯定地说，1941年，第136营负责警卫3个营：尤赫诺夫、科泽利斯克和卡廷营。卢金多次向弗·阿巴里诺夫重复这一事实：卡廷存在着这个营。
阿·卢金还谈到1941年7月份“撤走卡廷营波兰人行动”的情况。“问题非常复杂：应当撤离，而德国的飞机在公路之上10～15米低空掠过，所有公路全是难民。而且，不但在公路上，乡间土道上也满是难民。非常困难，因为车辆很少。我们拦下车辆，让难民下来，征用这些车辆和用这些车辆运送卡廷营的波兰人。”[3]
特别营疏散的中断，是由于苏联时期常见的原因——部门管理混乱。而这一原因又因战争而更加突出了。自1941年4～5月份，维亚济马特别营（在此之前组织上属于铁路建设营总局—ГУЛЖДС系统），将其12个分营中的9个分营（即АБР—“沥青—混凝土区”）由建设莫斯科—明斯克公路，改为在白俄罗斯建设军用机场，并归机场建筑总局（ГУАС）负责。以格·艾·萨尔基相茨为首的维亚济马营领导从维亚济马搬至奥尔沙，奥尔沙距新的工作地点不远。但3个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依然留在原斯摩棱斯克州的驻扎地，转为搞道路修建工程，工程由公路总局（ГУШОСДОР）负责。而自1941年7月2日开始，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同一天的第00849号命令，维亚济马营形式上完全从铁路建设营总局转归机场建筑总局管辖。结果，因为走马灯式的组织变动，在战争初期的混乱中，3个“特别营”就这么简单地在内务人民委员部3个总局之间“不翼而飞”。
二、《卡廷森林》对卡廷屠杀真相的揭露
20世纪60年代末，罗穆阿尔德·希维亚泰克-霍伦撰写了研究卡廷惨案的专著《卡廷森林》一书[4]。由于该书阐述的事实和观点不符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关于卡廷事件的政治结论，至今，无人将它翻译为俄文。
希维亚泰克于1928年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境内的地主家庭，当时该地区是波兰的一部分。1950年他曾被苏联逮捕，被判5年劳教。1951年夏，判决取消，决定在利沃夫对该案重新进行侦查。1952年5月，喀尔巴阡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希维亚泰克25年劳教，剥夺公民权和选举权5年。1956年9月，最高苏维埃将其25年刑期减至7年，但很快又将其释放。由此可见，希维亚泰克对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特别的好感。
希维亚泰克在《卡廷森林》一书中写道：“作为曾在利沃夫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剥夺25年自由和在劳改营服刑的政治犯，我完全没有任何为苏联制度恢复名誉的企图。我自己就是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惨死在施暴者手中。我想说，尽管存在那么多丑陋和残酷的事实，共产主义制度与纳粹的区别在于，对法律和制度，它一贯力求遵循相关的规定。苏联法庭自出现那一天开始判决了一些人的死刑。但只有在最高法院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之后，监狱才能执行这些判决。”[5]
根据希维亚泰克的说法，作为英国的侨民，他起初相信，卡廷的波兰战俘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后来他从“狱友”口中得到了有关卡廷问题新的、不为人知的材料，这些材料迫使他改变看法。1968年，他带着《面对红色法庭》一书的手稿回到英国，该书中的一章对有关卡廷屠杀的“德—波说法”提出怀疑。之后，这一章扩展为《卡廷森林》一本书。
希维亚泰克在其书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证明，斯摩棱斯克地区存在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营，波兰战俘因德国占领该地区前来不及疏散而遭法西斯分子杀害。
“在沃尔库塔10号营，我遇到了德军少校[6]，自1941年他在被占领的斯摩棱斯克。我从他那里得知，德国人实际上占领了该地区的几个关押波兰军人的战俘营。有一天在交谈中我向他了解对卡廷事件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是德国人干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波兰人的异议让他感到吃惊。
在沃尔库塔11号营，我遇到了卢齐米耶尔兹·曼德雷克，在战前和德国占领期间，他在斯摩棱斯克邮政总局工作。曼德雷克完全肯定地证实，自1940年，斯摩棱斯克周边有关押波兰囚徒的战俘营。他甚至要对天发誓，波兰人是被德国人杀害的。根据他的讲述，这可能发生在1941年8～10月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邮局再也没有收到来自这些战俘营的信件。根据德国人的指示，任何发往战俘营的信件，都被销毁了。曼德雷克还记得，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宣布要将波兰战俘送回波兰。
1952年我被转移到诺里尔斯克，在那里的第4号营遇到了大尉瓦迪斯瓦夫·扎克，他是在1939年9月成为俄罗斯俘虏，1940年4月末与一批波兰军官一起抵达斯摩棱斯克战俘营的。在整整一年之中，我们都住在一个简易房内。我是波兰人之间关于卡廷问题许多次辩论和争执的见证人，大尉扎克是辩论和争执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经常断言，他绝对相信，卡廷屠杀是德国人干的；如果不是一个偶然情况的发生，他也会遭遇和被枪杀同志的相同命运。在德国进攻苏联两周之前，他从斯摩棱斯克的战俘营被转至莫斯科监狱，在那里，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和怠工，并被判10年监禁。
1953年7月，我与一批残疾人被送往伊尔库茨克一个区的233号营。在这里我认识了科泽拉神父，他对卡廷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8年多中，科泽拉神父曾见识过不少牢狱，他搜集了许多有意思的材料，这些材料让他得出最终的结论，卡廷屠杀是德国人所为。
但在所有我遇见的人中，提供最有分量证据的是一位俄罗斯少校[7]，战前他曾在斯摩棱斯克木材采运委员会工作。德国人到来后，他被安排在铁路部门工作，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位少校告诉我，他对被杀害的军官产生兴趣是由于他的一位下属报告说，德国人把科济山地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并在那里安装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入内。少校说：‘我认为，德国人正在那里建设什么秘密工程或弹药库，所以派人去检查。但当报告说，地方居民已经看见载满波兰战俘的德国卡车驶入该地区，我觉得，德国人很可能在那里为波兰人建立营地。1943年初，我被派往德国工作，当听说德国人在卡廷森林发现了被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墓地并将罪名加在苏联头上时，我才明白，纳粹宣传是何等奸诈。’
我在苏联共待了10年：被流放两年多，在集中营生活7年多。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看到了任何可以看到的东西，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并认为，如果苏维埃政权想甩掉这些波兰军官，他们完全可以采取驾轻就熟的方法，把他们送往新地、科雷马或诺里尔斯克，如他们对付成千上万俄罗斯和乌克兰政治反对派一样，在那里，一年之内至少有一半人死于寒冷、饥饿和疾病。”[8]
2010年5月28日，俄罗斯年龄最老和最具权威的记者之一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科特利亚尔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卡廷——我心灵的伤痛……》一文，证实了罗·希维亚泰克所提供证据的可靠性。埃里克·索洛莫诺维奇讲述了一位战后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特别战俘营服刑的德国军官的情况。
根据科特利亚尔的说法，这位军官本人承认他参与了在卡廷对波兰人的屠杀。而且，该德国人同意到卡廷现场指认，屠杀波兰战俘是如何进行的。他从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那里得到了与德国人赴卡廷出差的命令。科布洛夫当时任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局局长。他是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弟弟，波·科布洛夫是斯大林亲自确定的“三人小组”成员，该小组在1940年春决定着波兰战俘的命运。众所周知，哥哥波格丹一直是弟弟阿马亚克的保护人。
如果“三人小组”判处波兰人死刑并在1940年春季在卡廷处决了他们，波格丹未必会同意弟弟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坚持让德国人去卡廷的做法。在那里，德国人“指认了屠杀波兰战俘的监督位置，讲述了付诸执行的来自柏林的命令。一句话，德国俘虏作为事件见证人所讲述和指认的地方完全证实，希特勒在占领区又进行了一次野蛮的犯罪活动，但之后戈培尔却恬不知耻地说，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了波兰人”。[9]
三、死里逃生的波兰战俘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的证词：
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另一证据
传奇游击战指挥官，苏联英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撰写的《精神力量强大的人们》[10]一书的相关内容，是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另一证据。
1942～1943年，梅德韦杰夫的游击队在罗夫诺州一带（乌克兰）活动，游击队不仅在敌人的后方进行了破坏活动，而且也为掩护苏联传奇式特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提供了保障。库兹涅佐夫以德国军官保罗·西贝尔特的名字为掩护在罗夫诺进行活动。除此之外，游击队情报人员努力吸收新人参加游击运动。常有一些愿意与希特勒分子作战的城市人和农村人加入游击队。梅德韦杰夫详细描写了一个人的情况，因为该人的外貌让他惊讶。
“1月份，我们与一位波兰人取得联系，他是克列索夫斯克区亚姆内村的居民。他自己找到我们的情报员并做了自我介绍：‘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波兰军队前龙骑兵’。他穿着怪异，赤脚穿套鞋，手中拿一把伞。有一天他骑着一匹瘦马到我们这里来，赤裸双脚戴着刺马针。
戈尔博夫斯基说话很快，用的是假声。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情报员说他是‘法国人’。他讲到在他的村子里居住的叛徒们，他请我们镇压他们，然后请我们授权他组织波兰游击队。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法国人’，但之后被他说服。的确，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希特勒分子的仇恨，并准备与希特勒分子进行殊死的斗争。”[11]
戈尔博夫斯基对游击队员们说，1939年他被苏联俘虏，1941年夏他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当1941年7月份德国人占领战俘营后，波兰人兴高采烈。大家都相信，很快就会返回祖国。但德国人提议加入希特勒军队，开始说自愿加入，之后则是以枪毙相威胁。最后，拒绝者——他们超过90%，每天以100～200人为一批，从战俘营带到不知什么地方。
当轮到戈尔博夫斯基时，他和战俘营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意识到，希特勒分子将要处决波兰人。在一个黑夜，他们被装上汽车并带到了森林中一个大坑里。戈尔博夫斯基在黑暗中得以悄悄爬到树上，从树上他看到了，他的朋友是怎样被屠杀的。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人没有核对名单，没有寻找戈尔博夫斯基。
梅德韦杰夫写道：“这个外表怪异的人组织了由周围村庄约100个波兰人组成的游击队。”[12]应该认为，戈尔博夫斯基对同村人参加游击队进行了动员宣传，向他们讲述了被德国俘虏和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的命运。
需要做下述补充。对上述内容的分析证明，梅德韦杰夫对戈尔博夫斯基事件的描述，是作为例子说明，有哪些不同的人甚至是怪异的人加入了游击队运动。他没有强调戈尔博夫斯基在斯摩棱斯克近郊波兰战俘营的情况，只是把他作为一个组织了游击队的奇怪的波兰人加以介绍。因此，认为梅德韦杰夫“杜撰”了一个叫戈尔博夫斯基的人，并以此证明“特别”战俘营存在的事实，可谓荒唐至极。
但对不上茬儿的情况又十分明显：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并不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名单之中。但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梅德韦杰夫书中的“安东尼·戈尔博夫斯基”就是波兰军官戈尔比克·安东尼·亚诺维奇——1913年生人，1940年前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
1940年5月11日，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事务管理局1940年5月5日的059/1号命令名单，安东尼·戈尔比克从科泽利斯克被押送至斯摩棱斯克。在这一名单中，他的名字是54号。在1943年的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没有安东尼·戈尔比克（或戈尔博夫斯基）的名字。但在卡廷纪念综合体纪念碑上，似乎1940年已被处决的安东尼·戈尔比克（Antoni Gorbik，1913年生人）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下述事实：在波兰电子数据库中，关于安东尼·戈尔比克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一个是1940年四五月份戈尔比克在卡廷被处决，另一个是1944～1945年他被关押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13]
2012年，俄罗斯大众传媒公布了波兰“Kарт/Kart”协会《Indeks Represjonowanych》电子数据库的荒唐事例后，戈尔比克曾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信息被删除了，但关于安东尼·戈尔比克个人材料页的截图已被复制。
毫无疑问，戈尔比克和戈尔博夫斯基是同一个人。1940年春天，戈尔比克确实被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局管理。对于波兰研究人员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在卡廷森林被处决。
但是，戈尔比克与其他波兰军官一样，被押送到斯摩棱斯克近郊的一个“特别营”。1941年夏，“特别营”被德国人夺取。在逃脱了卡廷森林的处决后，戈尔比克到达西乌克兰并在克列索夫斯克区住下来，那里生活着波兰少数民族。自然，在德国占领区，戈尔比克喜欢使用戈尔博夫斯基姓氏。
之后，在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他组建了游击队并与纳粹分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4年在西乌克兰地区的波兰游击队被解除武装，波兰游击队员被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以查清他们与波兰国家军的关系。就这样，戈尔比克再次被关进苏联战俘营。之后他的命运已无人知道。根据某些材料，1945年他回到波兰。
四、 波兰战俘后代的书面证据证明：1941年波兰战俘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俘营，德国占领该地区后，波兰战俘被德国人杀害
2006年夏季，《卡廷秘密》一书的作者希维亚泰克在互联网上收到了秋明居民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的一封信，米罗诺娃在信中说，她的曾（外）祖父叫罗加伊沃·波卢扬·米哈瓦（Rogajo Polujan Michaa），1884年生人，曾是波兰中尉，被关押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1940年春转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俘营，1941年秋在科济山林中旷地被德国人枪杀，1943年在卡廷的尸体检验号为1757（Rogala，Polikarp，Obltn.2 Ausweise）。
所有这一切，她是从自己的外祖母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雅科夫连科那里知道的。她外祖母娘家姓名为安娜·波卢扬诺夫娜·罗加伊沃。
阿·米罗诺娃说，她外祖母还讲了以下情况。
1940年，当外祖母得知父亲——波·罗加伊沃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转到斯摩棱斯克城郊的战俘营后，她与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Katarzyna Rogajlo）到了那里尽量与他保持联系，弄点儿吃的。每一次，当俘虏们被带去劳动，她们总是设法接近俘虏队伍，多少也能了解一点儿关于我曾姥爷的一些情况，同时送给他一些吃的、衣物……纳粹分子入侵苏联之后，她们失去了与俘虏联系的机会，除此之外，她们自己不得不东躲西藏，但在此（1941年夏）之前，她们能定期得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
1941年7月，我外祖母的母亲卡塔尔齐娜·罗加伊沃被捕，而外祖母安娜·罗加伊沃当时15岁，与其他一大批占领区的小孩儿被送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斯摩棱斯克居民伊涅萨·雅科夫连科将我的外祖母当作自己的侄女儿疏散到那里）。就这样，我外祖母安娜·波卢扬诺夫娜·罗加伊沃变成了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雅科夫连科，但亲人们都叫她安娜。
1943年，伊涅萨·雅科夫连科寄给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父亲波卢扬·罗加伊沃和其他波兰俘虏在1941年秋初被德国人杀害。
没有理由不相信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她无意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其牺牲在卡廷的波兰中尉的亲属关系。她对牺牲的曾（外）祖父命运的关注只是在她两次被拒绝发给波兰签证之后，并因此通过互联网讲述了她拟赴波兰产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推动她这样做，即她的外祖母安娜-亚历山德拉·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Анна-Александра Рогайло-Яковленко）也曾被禁止回波兰。波兰当局对卡廷牺牲人员亲属的特殊关注非常奇怪。
看来，在波兰，得到特别关照的只是那些对卡廷犯罪持“德—波说法”的家庭。阿纳斯塔西娅·米罗诺娃和她的外祖母安娜·罗加伊沃-雅科夫连科是与上述愿望背道而驰的情况载体：波·罗加利-罗加伊沃中尉既是科泽利斯克战俘营，也是斯摩棱斯克近郊特别营的囚徒，屠杀他的，只可能是德国人!
五、 独立调查人员谢尔盖·斯特雷金发现的档案文件证明：
关押波兰人的“特别营”并非虚构
2004年6月，“卡廷真相”项目协调人谢尔盖·斯特雷金在俄联邦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些此前不知道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明，1940～1941年斯摩棱斯克以西，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3个劳改营，劳改营对被判刑的人实行特殊的警卫和关押制度。劳改营是1936～1941年存在的维亚济马劳改营的组成部分。1941年维亚济马财务报告文件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维亚济马劳改营由12个分营组成，其中9个分营关押着被判刑的苏联公民。但关于另3个分营，9号斯摩棱斯克沥青-混凝土区、10号库普林斯克沥青-混凝土区以及11号克拉斯宁斯克沥青-混凝土区分营的人员情况，没有相关资料。在调查中发现，这3个分营的财务报告，不是按战俘营，而是按生产单位走账，而这些生产单位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谓“沥青-混凝土区”。[14]
根据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1年3月24日关于为工农红军空军需要而建设战地机场的决议，维亚济马劳改营的9个普通分营被调至苏联西部边境，而另3个分营，即9、10、11号“沥青-混凝土区”劳改营留在原地不动，它们位于斯摩棱斯克以西25～45公里处。
这3个分营所在的地区，与布尔坚科委员会材料中所指出的1、2、3号“特别营”所在位置完全符合，即斯摩棱斯克地区存在关押波兰战俘特别营的说法并非虚构。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档案部门关于斯摩棱斯克近郊存在“特别营”的材料不仅被精心隐瞒，而且还到处藏匿。比如，已经查清，在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场建设总局文件分馆没有维亚济马劳改营3个分营（即9号斯摩棱斯克、10号库普林斯克和11号克拉斯宁斯克）沥青-混凝土区负责人关于1941年夏疏散人员和设备情况的解释报告。维亚济马劳改营其余9个沥青混凝土区有这样的报告，而上述3个分营没有报告！因为一旦报告公开，所谓1940年春苏联在卡廷大规模屠杀波兰军官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上所说的3个分营的文件究竟包含什么秘密，以至于要采取这类措施对它们进行隐瞒？也许，至今进行隐瞒是因为对波兰战俘进行判决和将他们关押到“特别营”的事实违反国际协议。但这样的观点可信度不大，哪怕只考虑以下因素：苏联审判战俘的罪行与屠杀这些战俘的罪行相比，要小得多。或者，至今还有人特别希望，让苏联继续充当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罪犯？
作者：〔俄〕弗·施韦德，俄罗斯联邦三级国家参事；马维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五期
注释：
1Владислав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64-191
2弗拉基米尔·阿巴里诺夫，俄罗斯记者，曾在《文学报》、《独立报》、《今日报》、《消息报》等多家报社工作，其著作《卡廷迷宫》（1991年出版）曾在俄罗斯、美国、波兰和德国出版。他自1999年开始，居住在美国。——译者
3АбариновКатынский лабиринтГлава 2
4The KatynforestPandapress London 1988.
5Владислав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4
6作者弗·施韦德称，不知是忘记，还是其他原因，《卡廷森林》一书的作者希维亚泰克没有指出少校的姓名。——译者
7作者弗·施韦德称，《卡廷森林》一书的作者希维亚泰克没有指出俄罗斯少校的姓名。——译者
8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5-177
9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8
10ДНМедведев:《Сильные духом》,Свердлов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52г.
11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9。
12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Катынь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ООО《Алгоритм-Издат》,стр179
13http://wwwindekskartaorgpl/pl/szczegolyjsp?id=1077.
14см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годовому отчету Вяземлага НКВД СССР за1941гп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автомагистрали Москва-МинскГАРФ，фонд № 8437，опись № 1，дело №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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