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革命的改革――洋务运动绪论

（沉没中的北洋水师）

晚清的第二阶段改革，被俗称为＂洋务运动＂，从1872年曾国藩去世至1895年《马关条约》。第一个阶段＂同治中兴＂的首要目标是扑灭国内的太平天国及捻、回叛乱；次要目标是与英国等列强达成议和局面。帝国通过一系列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最终，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团练势力打破旧的文武官僚体制，从乡间直接提拔那些富有才干而又缺少功名的绅士，组织起一支未受八旗兵和绿营兵恶劣行径污染的农民军队，扑灭了国内的叛乱；而恭亲王为首的开明满人集团，则一改自《南京条约》以来，对条约的敌视和花枪态度，承认并学着认真地遵守、履行条约，以此换来了列强的＂合作政策＂。

当天津教案爆发时，北方的捻乱已被扑灭，西北的回变也大局已定。当帝国重归和平之时，新的冲突也随之出现。曾、胡、左、李等＂中兴诸臣＂在战争中摸索出了一套比八股取仕更简洁、高效的人材选拔机制，虽然这套机制仍依附于旧的官僚体系，但它将乡绅阶层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强化了国家对农村控制力的同时，这些出身乡土的人们出于对农民的天然情感，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村的盘剥。这套机制的危机在于：它依附于旧的官僚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被旧官场污染而迅速腐化；金字塔型的寡头结构，则使它完全依赖＂上位者＂的眼界、德性和做派。

（曾、李、袁等人一脉相传，直至吴佩孚）

这一集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旧官僚秩序下的某一职能部门或者利益团伙，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一套官僚秩序的话，曾国藩一党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旧秩序面临崩溃之际，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国中之国＂，并以此挽救了旧的王朝秩序。曾国藩自已便是这＂国中之国＂的君王，他被自己的一些支持者＂拥＂出来练勇，与少数亲信组成了这一个＂王国＂的干部中枢，他们既是他的部下又是他的同谋。按照同样的模式，这少数几个人又提拨各自亲信组成次一级干部层，如此层层向下，直至基层。大量的乡绅（占受教育者比例的99．2％）为它提供了近乎取之不绝的干部来源。有德行的乡绅们在乡间长期从事修桥补路、管理沟渠、捐办义塾、救济外来流民和本地赤贫、调解民事纠纷等一系列准行政事务，又在这些事务中煅炼了才干，＂德＂与＂才＂以这种自然方式被统一到了一起，很容易被发现进而获得提拨，进入到曾氏的体系中。＂王国＂能经受住残酷的战争考验而发展壮大，也因为战争提供了一种淘汰机制：拼成大金塔的任何一个小金字塔，一旦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无法拿出称职的表现，就会被无情地砍掉，然后用同样的组织模式和全新的人员来代替它。在＂王国＂的中枢，则未雨绸缪，预先物色好接班人，在合适的时机，才能超群者会象蜂群分窝一样独立出去，成为一位与老蜂王平等的政治同盟，随着老蜂王的衰老，新蜂王便将其旧部逐渐吸收过去，蜂群在新蜂王的麾下重新聚集，得以实现平稳渐进的更新换代。

和旧的皇朝秩序相比，这个＂王国＂似乎更能体现纯正的儒家思想，并暗含着一种儒家式的＂共和＂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寡头集体统治，绝非现代意义上共和）。虽然它的人事任命和行政运作仍需获得旧皇朝的默许并藉助其躯壳，对旧皇朝体制而言，这个＂国中之国＂的存在本身，便涵含着一种革命性的撕裂，因为它不再依赖皇权，领䄂产生也在不再依靠神圣血统，而是靠政治才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辛亥革命中所发生的诸多事态。虽然它最终被国民革命军所打败，但它一些重要的组织原理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

（慈禧太后）

天津教案象一声警钟结束了＂同治中兴＂，王朝内在的逻辑决定了外敌入侵永远是一块不可能消退的阴云，在＂能守方能抚（夷）＂的思想指导下，曾、李等人准备进一步扩大改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西洋以＂自强＂。但帝国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处理曾、李等人所建的这套亲信网络与传统八股取仕上升者们之间的关系？从帝国的利益而言，它希望回到过去士大夫纯粹依靠功名晋升的局面，那意味每一个官僚的权位都来自并依附于皇权。但是左、李等人手握重兵，需要他们来威慑国内，帝国既不能、也没有能力将他们彻底拔除。因此，以太后为首的帝国中枢便在两边玩起平衡术，让他们相互掣肘，以使两边都需要依附于自己。

李鸿章作为曾氏的继承人，主导了这段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改革。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无尽的攻击，而李鸿章有着与曾国藩明显不同的个人气质：他是一位自视很高的机会主义者。面对攻击，他采取了与曾大不相同的手段：以折衷主义来堵攻击者们的嘴，而不是以坚定的决心去推进某一项事业。这种姿态几乎令每一项改革都成了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由于改革派上层缺乏恒久的决心，下层必然敷衍了事，几乎所有的改革项目都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他们籍机大显神通，穷尽吃拿卡要之能事，改革最终沦为一场徒具虚名的闹剧。

守旧和洋务两派的争斗远不仅仅限于政治利益，更蕴含着深层次的观念形态之争。传统的卫道士们近乎丧心病狂地攻击每一项改革，不仅源于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信条，他们更意识到：王朝无力驾驭那些外来事物，引进它们将导致王朝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敏锐的直觉，缺乏推理依据。而曾、李一党在儒学造诣和儒家道德方面并不亏欠，因此他们被迫从中国传统的另一面，诸如风水一类的大众文化里寻找武器。于是洋务运动象一副可笑的漫画：洋务派在一片今人看来愚昧透顶的攻击之下左支右绌，举步维艰。这为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打下了舆论基调。

（轮船招商局从一个锐意进取的部门，沦为成为一个腐败基地，仅十几年而已）

在探讨洋务运动相对深刻意义之前，我先回顾一番关于这场＂自强运动＂的两种流行评价。第一种以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李鸿章一党试图引进一些西洋文明中最肤浅的皮毛，并把这皮毛功夫都练成了自欺欺人的花拳锈腿；第二种则对他们报以一份同情，认为他们在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之下，仍为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国防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两种观点都不能算错，但都仅是一种＂通俗＂论调，很难上升到历史高度。

双方都以某种程度上的＂爱国者＂自居，相互攻讦、拆台。原本具有高度文化同质性的中国精英阶层，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分裂。引发这种分裂的核心问题是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总体上，一方要求抵制西方以保存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天下的完整性，他们把西方的影响视为对中国的头号威胁；而另一方则希望引进西方文明的元素用于改造中国。随着世代更替，双方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最终面目全非，而裂痕则越来越深直至水火不容，双方（或各方）都自以为正义，唯有诉诸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来解决问题。原本同质的文化将被撕成碎片变成一地垃圾，而中国社会则到处都是裂隙。把这坍塌的社会重组起来，唯有Human Right意识的普遍觉醒，除此之外无路可走：是人成就了社会、国家、文化，而非相反。

（战败后李鸿章访俄，想引俄拒日，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裂痕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即同治中兴时期便已出现，但并不明显；到了自强运动中，这些裂艰痕式浮出水面并带来深刻影响。李鸿章是位机会主义者，却不是一位犬儒主义者，他想要把曾氏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培养并提拔所谓＂通时务者＂们――用现代词汇大概相当于＂技术性事务专家＂――来取代过去那些以文化、道德精英自居，实事一窍不通的官僚。与曾国藩从传统乡绅阶层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相比，他遭到更多的敌意攻击便不足为奇。

如果从目标实现的程度来看，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无论结局如何，都势必倒致旧秩序的进一步瓦解。如果成功了（尽管几乎不可能），那么大量受过西化教育、＂通时务＂的技术性事务人材的出现，并据此获得社会地位，他们势必要对王朝秩序发起挑战。而失败，则有朝一日一场外战失利便将宣告：依附于旧秩序的改革纯属不可能，必须对旧秩序本身作出根本改变，才能使中国继续存在下去。

是谓之：通往革命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