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之路——中国史总览
晚清以来的近现历史是汉学中最精华的部份，也是人类史至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这场全人类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大潮中，中国的演进极为典型。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或多或少地在其他民族那里以相似面目出现，中国近现代史几乎囊括了所谓＂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切问题，为许多较中国更为后觉之地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以更加谨慎和奋发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前程。
这场古-今、东-西的大冲撞，既不是纯粹的社会革命，也不是纯粹的王朝轮回。欧洲的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王朝体系各自源于一套复杂庞大的传统：希伯莱-希腊传统和儒-法传统。当这两个根本逻辑相反，话语体系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直接碰撞后，要追踪其演变规律，比纯粹的欧洲史或者世界史更头绪纷繁。我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回到古代，通过不同的视角，疏理出脉络，否则许多关键性的疑惑就无法解释。
希伯莱-希腊传统坚信：有一个最高的正义法则，居于人世和自然界之上――包括人世的法律和政治秩序。
中国的儒-法传统虽然也在不断地改头换面，获得一些表面上似是而非的更新，但这一传统从未涉及过最高真理或者最高正义法则之类的概念。它的一切都围绕着统治展开，所有的正义原则都不能与统治权相扺触，或者说，在这传统中，统治即最高正义。为了统治，一切美好的、正义的事物都可以毫不怜惜地摧毁；一切黑暗丑陋的权术，只要是用于维护统治，即被赋予了正义性。
这种＂高度实用主义＂的传统，也可以用霍布斯的＂利维坦＂来解释：因为没有哪种正义法则可以高居一切之上，社会必然向弱肉强食、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从林生态衰落，对其中的人们来说，来自身边的敌意是最紧要的安全威胁。于是人们寻求一股强大的专制力量来压服身边各种各样既有或潜在的敌人，使身边的人和自己一样软弱无力，便无法形成威胁。这种对专制的渴望将进一步摧毁残存的零星正义法则，它一旦崩溃所造成的混乱将比上一次＂乱世＂更加惨痛。于是又需要下一股更加强大的专制力量来压服乱世，因此下一个王朝总是比上一个更完备和冷酷；正义法则将因此进一步被扫荡；下一场变乱也总是比上一次更动荡和惨绝人寰……循环不止。
当我们抓住这一关键来观察王朝更迭的历史时，一些至关重要的脉络将逐渐清晰起来。王朝统治需要哪些要素呢？一套削平天下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掌控天下的财富；一支能对付内外敌人且忠于朝廷的军队；行政官僚的个人利益与统治合而为一。用中国传统词汇：教化、田亩、税制、兵制、官制。这五大类要素紧密结合、编织出全天下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王朝虽然由秦始皇开创，但真正将大一统上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是汉武帝和董仲舒。董氏提出一套囊括了巫术、刑名、文化、政治秩序的＂谶纬＂之学，并被汉武帝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套学说认为：大一统源自天命，它远不仅仅是疆域、礼法、行政的一统；更是思想、伦理、世界观的一统。王朝承袭天命对＂天下＂实施神圣统治，当＂天命＂在金木水火土＂五德＂中循环时，王朝的命数也因之更迭；反过来，王朝失德或有德，也会影响到天命更迭的节奏。董氏的学说庞大而牵强，他要求罢黜与儒家＂六艺＂相抵触的一切学说，以实现全天下思想一致，从此奠定了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基调。虽然在儒家牌位序列上，＂董子＂的地位远不能与周公、孔子相比，但他的历史影响却更在孔子之上。
汉代继承秦制，全国土地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类（荒地和未开发资源归国家所有），农民需要服徭役去耕种官田，收成入官。这种税收模式十分低效，秦皇下令：只要能完税，官田可以归耕作者所有。
土地私有化的大潮由是开始，生产水平获得提升并给朝廷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但它也使国家失去了对土地这一最重要生存资源的控制。两汉时期官田日益减少，因为大地主们在与官府周旋时要比小户更具优势，于是小户们纷纷到大户的羽翼之下寻求荫护，往往以宗族亲源作为纽带。这并不是简单地大鱼小鱼，而是地方上联成宗族与国家力量周旋的一种手段。宗族内部有族田、族产、族学、族兵，俨然一派国中之国景象。皇帝与这些大族联姻，选拔族中才俊为官（由乡里推荐，并在朝中有保，这种保荐制度被称为＂选举＂），招募宗族部曲为兵（遇有大规模战争，皇帝还鼓励私人和宗族势力扩大练兵），顺势建立起官僚制度和兵役制度，使皇家的利益和大族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刘氏帝祚得以延续四百年。
到了东汉后期，私有田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家的统治，天下官田所剩无几，皇家变成了没有收入的穷光蛋，靠变卖宫中的宝贝为生。几大家族瓜分了天下权势，并为了争夺后位、控制宫廷而相互仇杀，。皇权早已形同虚设。世家子组成的羽林军不再勇武，充斥着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纨绔子弟；农民组成的边防军则热衷于欺压边境上的土著来捞外快。汉朝已经朽坏。不过，导致帝国崩溃最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意识形态无人问津：受过教育的人转向玄学、清谈和诗酒寻求慰藉；下层民众则转向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早期道教寻找精神归宿。在黄巾大叛乱的打击下，汉王朝崩溃了。
在接下来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中，不断地有新家族想要按汉制的模式重建大一统王朝，都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新的事物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大动荡中传入中国。
其一是佛教自海路传入（拜占廷的东正教传教士亦来到中国，但他们没有在中国留下基督教的痕迹，只是把蚕种带到了欧洲），中国人不分士人和庶人，纷纷倒向佛教寻找精神慰藉，不到一个世纪的工夫，佛教俨然取代儒家成了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涵。
另一新元素则来自从内亚入侵中原的鲜卑人。内亚诸胡的部落传统中，新征服土地应该分给麾下战士，但北方经历反复战乱后早已人烟荒芜，土地失去了经济价值，只能作为打狼作乐的猎场。战士们只想要财物和奴隶作为赏赐，土地被烂在了首领自己手上。鲜卑拓拨氏遂招汉人流民前来耕作――他们大部份是被掳走的奴隶后代。这种作法逐渐演化出一种被称为＂均田制＂的田亩制度：国家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交给农民去耕作，死后收回再分配给其他人（在一般情况下，会分配给他的儿子们）。
这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分相似，既保证了国家对国土资源的笼断，又没有太过于挫伤农民的经营热情。在这种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按内亚游牧民族的习惯，农民平时亦进行军事训练，以便随时组成军队投入战争，是为所谓＂府兵＂。虽然拓拔氏的政权并不稳固，但其后继政权纷纷继承和巩固了＂均田制＂和＂府兵制＂。佛教的传入则软化了蛮族嗜血的性情，作为一种超越种族的信仰，它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胡汉之间的差异，拉近了认同感，战乱渐渐缓和下来，北方恢复了元气。最终，隋文帝杨坚消灭了固守汉制的南朝，重建了天下一统。
象秦朝一样，隋朝缺少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虽然两任皇帝＂雄才伟略＂，却难逃二世而灭的命运。而唐朝则象汉朝一样继承隋朝遗产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经营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次它以佛教保护者的面目出现。
（玄奘法师）
在后世儒生编馔的史册中，佛教的影响被一笔带过，但在当时，佛教已取得了近乎国教的地位。僧侣们参修深奥难懂的佛经，向世人解释来世今生的意义，不仅获得农民们的尊重，政府长官也要以弟子的谦卑，率众毕恭毕敬地聆听他们讲法――和尚们是各阶层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唐代统治者崇佛是利用宗教麻痹人民，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他们是收买宗教来收买人民。唐代发明了度牒制度，简言之就是僧侣的资格证由国家颁发。通过度牒制度，国家控制了寺院僧团，同时给予寺院许多特权，寺院的产业不仅不需要纳税，还是一块法外＂净土＂。一手控制、一手贿赂，从此，中国的佛教盛极而衰，失去了创造力。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极少看见对灯红酒绿世俗生活的超脱，对生命归宿和无尽真理孜孜不倦地求索，更多的是勾心斗角的寺院政治、腐败糜烂的生活、装神弄鬼的财色骗局，随着王朝的政治渗透，佛教僧团从此变得与诈骗团伙难以分辨。
他们很快失去了精神导师应有的勤学精神和慈悲情怀，寺院沦为藏污纳垢之地，坐拥金山银山，打着信仰的旗号贪婪地压榨信众。唐朝社会迅速从内部溃败，盛世幻景被安史之乱轻松戳碎。而叛军由于自身的内乱，也未能推翻唐朝改写自己的历史形象。
安史之乱是秦皇建制之后，中国历史的又一场大转折。在安史之乱前，中国文明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姿态出现，从黄河流域向内亚的草原、森林和绿洲，南方的山丘和海角四面辐射状扩散。军事征服、行政控制和文化输出三管齐下。虽然在长城以北，中国的扩张遭遇了游牧民族的强力扺抗，甚至时常反过来遭到游牧民族侵凌。但在南方，扩张一直没有遭遇太强烈的抵抗，这里的多山地貌不利于各部族结成大同盟对抗中原王朝；农耕为主的生产形态也使土著们对另一个更发达的农耕文明――＂华族衣冠＂――缺乏扺御的决心。长江和珠江流域逐渐被同化，成为中国的一部份。
安史之乱后，中国扩张的脚步基本停了下来，从征服、吸纳和同化异族，变成了防范和隔离异族。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农耕帝国所能到达的极限，扩张成了帝国无法承担的重负。安史之乱看起来正是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恶果，有必要重建一套思想体系使扩张的脚步停下来。于是，中国中心论兴起了。
在过去，虽然华夏自认为优等主义，但优等心态主要集中在经济、礼仪、体貌等方面，即所谓＂衣冠＂。而中国国心论则把对蛮夷的歧视上升到道德高度：蛮夷性同犬羊，天生道德低下，他们只会污染高等的华夏文明，因此征服蛮夷是一场自杀性的事业，被征服者将毒害华夏本身。
（韩愈）
中国中心论的发端始于安史之乱后反对佛教的运动。在儒家序列中一位影响力不亚于董仲舒的人物出现了。韩愈以风格凝重的诗篇和散文为人所熟知，但他真正的影响却在思想方面。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反佛斗士团结儒生们去从和尚们手中夺回思想控制权。韩愈的思想并不是非常体系化，但他无愧于中国中心论的始祖。在韩愈的时代，佛教已经沦为一种铺张奢糜，劳民伤财的偶像仪式，僧人们品行败坏、飞扬跋扈、无法无天。韩愈及其追随声称：佛教之所以是肮脏的低级货色，是因为它是外来的；中国不需要外来货色，中国自己就有世间最高等的精神资源。
中国只应该接受自身的精神文化资源。这种观念历经中、晚唐和宋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理学，又称新儒学或朱子学――一套将个人修养、家庭伦常、道德-政治秩序、世界观囊括于一体的庞大体系。人生在世所遇到的一切，理学都试图给出答案，凡超出理学能解释范围者，皆为＂下品＂。想要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这一庞大学说体系几乎不可能，要解释它似乎只能靠它自身的词汇体系，我们仅能理出几条最粗略的线条：中国不仅是一个物质上自足的宇宙，更是一个精神上自足的宇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出于一统，真理出自＂道统＂，政治出自＂法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崇拜的图腾，死后留名其历史中便是人生归宿，用＂流芳＂、＂遗臭＂代替天堂地狱；＂人欲＂会污染纯洁的天理，一切事务若掺杂了个人因素便不再纯洁。
理学的影响之深一直持续至今，虽然它的词汇体系已无人问津，但它的思维方式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中国＂本身就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它永远正确，无需论证；寻求能够解释一切的大道，痴迷于那些笼统、大而无当的轻浮学说；把政治规则运用到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或者反过来（即便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试图把他们的政治信念用于修身和治家）⋯⋯＂建筑的构架改变了，但条砖仍是旧式的。＂
依靠科举制度，理学成了官僚选拔的唯一依据，文字精英既是现行意识形态的自觉卫道士，又是既得利益者。这种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改变皇家和地方名流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威胁的尴尬。通过考试，由国家授予功名和特权的作法逐渐粉碎了地方上的望族势力。在过去，一个人做官最重要的渠道是他地方上的影响力，㺵在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一个人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考试而作官，则他的家族将在地方上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地方成了国家的俘虏。一个新的阶层――缙绅――取代过去的豪门成为地方领袖和科举的人材库。
囯家拥有土地的时代结束了，它已经拥有了强大而完备的意识形态-官僚体系，不在再需要靠霸占土地来控制人民，土地私有进一步提升了农业产量，带来了更加非厚的税源，专制王朝似乎从此走上了正轨。
但专制本身即是自己最根本的敌人，当新的意识形态和官僚制度解决了前朝的诸多难题后，这些新策略又出产生新的问题威胁到本朝自身。首先，中国中心论使中国从此失去了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只能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反复，其结果就是僵死、退化，官僚机制怏速腐化和昏庸，日甚一日。对官场中人来说，只要忠于程朱之学便已足够，那么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别的追求和顾忌吗？官僚机制很快溃烂了，真正忠于程朱之学的人并不多，但所有人都把它当成混迹官场的攻防武器，在它动听词藻掩护之下大发横财。国赋不再是百姓的主要负担，贪官污吏们的盘剥甚于国赋数倍。更要命的是，这种情况没有改革的可能，越改越糟（王安石和张居正），只有灭亡一条路可走。
（在忽必烈的帝国中有来自全世界的官员，唯独没有儒生的位置）
另一个巨大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过去，私兵和族兵是中原王朝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但地方大族被科举制粉碎后，私兵和族兵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代之以直接由朝廷征募和训练的国家军队。人类军事史的经验表明，就战斗力而言，公民兵（效忠于邦国）＞私家军（效忠于统帅）／族军（效忠于部落或家乡）＞国家军（当兵混吃皇粮，效忠于肚皮）。
虽然兵权收归皇帝所有强化了集权体制，但中国也从此失去了扺御内亚游牧骑兵的军事能力。汉唐时期高傲的羽林郎和壮士形象从文学作品中消失了，代之以充斥着流氓、罪犯、无赖的兵痞。当兵成了一条受岐视的活路，这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荣誉感，恶性循环。中国历史的规律由分合变成胡汉轮替坐江山。元朝是蒙古人的一个战利品，他们把汉人降为最低一等，以报复汉人对蛮夷的岐视；而明、清（关内地区）则是宋朝的低级复制品，靠把权力不断集中到皇帝手中，消灭历史久远的＂相权＂，进一步强化大一统来维持统治。中国彻底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全盘颠覆旧秩序别无出路。
那么，谁能靠一场革命，来完成古代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利维坦重组之路？这场革命将以不同的手段继承王朝的遗志，重建国家意识态、官僚体系、土地制度、税制和兵制，一个更强大的利维坦将在革命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