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皇权最后的锁链
（汉城城门）
一百多年后，东亚的秩序格局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大清时代：中国自成一套秩序，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市民社会相抗；日本则作为欧式市民社会在东亚立足和传播的支点存在。吊诡的是，与中国奉行同样秩序的，还是当年大清的两个纳贡国：高丽和安南。
＂儒家文化圈＂有三个或者四个外围国家，其中安南的中国化程度很低，儒家文化只是＂浮在土著文化表面的一层油脂＂；日本在文化上与中国相近，但其社会制度并未受到大一统的影响，一直保留着自＂弥生时代＂以来悠久的多元格局，更象是封建欧洲或者中国的周代；琉球在各方面都与日本高度相似，大部时候向日本纳贡，当日本拒绝向中国纳贡，失去贸易资格的时代（元、清），琉球便向中国纳贡，扮演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角色。
朝鲜在社会制度、文化、经济诸多方面都与中国保持着高度同步。由于地缘上太过于接近中国，每逢中国改朝换代，朝鲜必定第一个＂输诚＂以保自安。
古代朝鲜半岛北部的社会生态更接近内亚的部落秩序，半岛南部则是土著和躲避战乱的汉人难民杂居之地。东汉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已非常频繁（这种商业来往至迟在春秋时期便已开始），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年间，半岛上形成了三个古代政权：北部是更象鲜卑、摩羯、契丹等内亚部落秩序的高丽，南部则是和中国东南沿海相似的农-商社会：百济和新罗。
高丽曾经蓬勃扩张，一度占据了辽东，并入侵华北和山东半岛，威胁中国东北边境。隋炀帝两次试图远征高丽失败，成了隋朝崩溃的导火索。唐朝初年几次没有实质进展的征讨后，转向政治攻势，并成功地将半岛南部的新罗＂归化＂。
双方合力编造了一套历史叙事体系，将新罗说成是德高望众的商朝末代王子微子所立之国，并按照中国的编史模式，编写或者说是杜撰了一部新罗史，从此新罗以朝鲜半岛上的正统自居，后世历代小王朝都自称是新罗的继承者――就象历代中国王朝都以汉的继承者自居一样。在唐朝的支持下，新罗打败了百济和高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并成为唐朝忠实的纳贡国。从此朝鲜半岛在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领域，几乎一模一样地翻版中国模式。中国国内发生任何变化，朝鲜必定第一个跟进移植过来。
这种天字第一号孝子贤孙的存在，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宇宙中心的地位和中国皇帝的神圣权威，因此当朝鲜统治者遇上任何内外威胁，中国皇帝一定不惜血本助其维持统治。这种纳贡秩序是东亚秩序的核心所在，上世纪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汉学家认为：这是弱小的邻国通过贿赂中国来谋求自身的安全，中国则通过秩序和文化输出来消弥他们潜在的侵衅。但二十一世纪一些充满才华的中国学者，如刘仲敬等的观点则反过来，他们尖锐地指出：在纳贡关系中，中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十分高昂，包括巨额＂赏赐＂、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等等。因此，纳贡体系的本质是中国贿赂周边的国家，制造万邦来朝的景象来强化皇帝在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形象，使生活窘迫的底层人民获得一种自己生活在一位强大保护者羽翼之下的幻象，其根本目的在于国内统治而不在国家安全。
因此纳贡秩序的崩溃将导致神圣皇权的崩溃，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首先突破了纳贡秩序，取得与大清平等的国际法地位，给了中国的皇权秩序一记重击；接下来，中国失去了传统的纳贡国琉球和安南，要继续在国内维护皇权的神圣性，只剩下高丽这条最后的防线，在风雨飘摇中苦苦锁住中国皇帝的威严。
（兴宣大院君）
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中朝之间曾经高度同质化的格局。1858年，当英法联军攻占天津，进逼北京之际，一支朝鲜贡使也同时到达，他们与联军几乎同路，于是全程旁观了这场战争。当贡使返回国内时，朝鲜国内正对西方人攻打大清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贡使告诉朝野：西方人仅为通商传教而来，因屡遭拒绝而演变成战争，只需开放通商传教，西人完全没有敌意。
对第二次中英战争的近距离观察使朝鲜的精英阶层发生了分裂，一派是仰慕西学的＂开化党＂――这个称谓本身即含有否定东方传统的意义――他们力主开放，引进西学，不仅仅为了自保，更是意识到西方文明优于中国，西方才是真正的文明所在；另一派则是坚持一切唯中国马首是瞻的＂事大派＂，他们相信立足东方传统必将重回上古的伟大时代，他们真正的担忧在于：惹怒中国之后恐国祚不保。
李朝的末代国王高宗是位过继子，他十二岁登基，其父兴宣大院君摄政。这位大院君是著名的＂事大派＂，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坚守＂东学＂以期重回上古的黄金时代。在他统治的十年中（1863-1873），朝鲜极度保守和闭塞更甚于同期的大清。
（闵妃）
但是，海洋战略已随着西方人的到来不可阻挡地改变着这个国家，传统的内陆思维会被淘汰：朝鲜半岛已不再是中华帝国边缘一块不疼不痒的藩属地，它绝佳的地理位置位于东北亚市场的中心，是中、俄、美、日四大市场理想的交汇之地，全球贸易和市民社会在远东的扩张，必将永久地改变这个半岛的悠久历史。一个独立、富强、遵守现代国际法、保卫市场秩序的朝鲜，符合东亚乃至整个范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利益。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又将其置于国运凶险万状的地步：俄国视朝鲜为在东亚扩张的关键，在这里建立不冻军港，则整个东亚地区都将处于俄国舰队的笼罩之下；中国视之为保卫国内皇权的至要屏障；而日本则视之为向东亚大陆扩张的基地。英、法、德都曾试图介入半岛事务，很快感受到这里复杂的国际利益纠葛而抽身，只有美国的外交官在诚心地帮助朝鲜谋求独立。
当大院君摄政十年后，他的＂事大＂守旧政策招致越来越多的不满，终被儿媳闵氏（明成皇后）以＂高宗亲政＂之名扳倒退隐。从此闵妃成了朝鲜实质上的统治者，她改变先前的守旧政策，广泛启用＂开化党＂重组政府，朝鲜打开国门，与西方各国及日本签订了一系列通商条约，并开启了一连串类似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这些举措不仅受到西方欢迎，也为李鸿章所力挺。但古来女子与外戚揽权为儒家传统所诟，从闵妃当政的那一天起，外国势力的无尽撕扯和反复无常的宫变成了这个国家历史的基调。饥荒、哗变、腐败……王朝所有的恶及其果，在暗中都被归罪到闵妃头上。要求＂斥倭锁国＂、大院君重新摄政的呼声又起，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哗变，劫毁了日本公使馆并杀害日侨，闵妃在哗变军队围攻王宫之际出逃，大院君乘势而起，重新掌控了朝政，试图恢复锁国旧政。
很快，日本军队开进朝鲜，＂保护使馆和侨民＂，逃亡的闵妃则火速向大清求援。于是淮军开进朝鲜，劫持大院君到天津＂听旨＂，将其软禁在保定，闵妃在清军保护下重新掌控了朝政，从此.中日两国皆在半岛上驻军，战争的阴影长年笼罩半岛。这一年是1882年。
（坊间有闵妃与袁世凯之间的诸多传闻，二人常在宫中深夜相见）
此时，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已不可阻挡，更年轻一代的开化党人已不满足于开放通商、签订条约、技术引进这些末节改革，爱国志士金玉均是这群更激进的改革派领袖，他们的目标是效法欧洲建立一个独立、立宪的新朝鲜。1884年，年轻的开化党人发动政变，他们攻占王宫、劫持高宗，处死了多名守旧大臣，以高宗的名义连续下诏，宣布变法维新。驻朝清军主将袁世凯原本对政变保持中立，但三天后，闵妃集团利用自己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私人关系（袁娶了闵妃之妹为次妻），说服袁世凯出兵干涉，这场仅仅三天的短命变法夭折了。按照袁世凯的一贯作风，他纵容政变的开化党人逃亡日本，以免其被赶尽杀绝。
至此，中国在朝鲜事务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由朝鲜开放的推手，沦为了一个阻碍朝鲜维新的拌脚石。大清并不想要一个新朝鲜，又担心朝鲜闭关锁国惹恼列强；他们需要朝鲜继续保持纳贡国的姿态作为自身屏障；又不容许朝鲜在改革路上走得太远。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大清最后的藩篱倒塌之时，离它自身的崩溃，也就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