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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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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如果今生有缘,我们再见

2007年,王涛的高科技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新加坡力邀王涛入籍,被她拒绝。那时她说:“深圳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我20岁来到这里,从一个穷学生干到几十亿市值的公司,干嘛要移民? 14年后,她流落海外、有家难归。丈夫张伟被判无期徒刑后曾捎给她一句话:“如果今生有缘,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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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A股ST中科创实控人,深圳市工商联副主席,深圳市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十六届香港工商总会会长,多次参加过APEC会议的深圳民营企业家。


晚餐过后,张海雷最后一个离开。他小心翼翼地抱起餐桌旁的两个大相框,拖着倦怠的脚步,把它们放回车里。

 

相框长约一米,装着两张合影。一张是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后排中间,个儿最高的就是我儿子张伟。”张海雷说。照片上,张伟站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后不远处。另一张是2016年APEC(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最高领导人位居正中,张伟也在合影人之列。

 

作为曾经的黑龙江知青、鸡西煤矿退休工人,张海雷此生最大的骄傲是儿子。儿子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两张合照,平时被他放在床头,曾让他从梦中笑醒。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合影


改变始于2018年10月25日。

 

这一天,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市公司ST禾盛(002290.SZ,原ST中科创)实控人、深圳市人大代表张伟,被广东省监察委以“配合调查”原深圳市政法委书记李华楠案的名义带走,后被转交深圳市公安局侦查。

 

去年9月15日,几经波折,张伟被提级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深圳市中院,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同案被起诉者共23人。

 

据律师介绍,张伟涉及的罪名,大多事关2008年前后与讨要欠款相关的民事纠纷,根本不具备任何“黑社会”要件,有极大的虚假拔高嫌疑。

 

然而5月31日,张海雷还是等来了儿子被以“黑社会”等罪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

 

深圳特区报报道张伟被判无期


坏消息同时传到了张伟之妻王涛处。身为深圳华强北的早期创业者,王涛传奇却低调,是外界公认“比丈夫更优秀”的企业家,32岁时就把自己的公司做到上市。

 

王涛用“身处炼狱”来形容近三年处境:丈夫一夜间被从优秀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公司被查,近百名员工被带走,资产全被查封。她因身在海外幸免于难,却就此流落异国,被迫与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的父母分离,唯一能做的是为丈夫寻求法律帮助并在网上发声,“相信中国还有法治,能还张伟一个清白。”

 

一审判决击溃了她的梦想。如今,她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二审裁判上。

 

我无数次想象着从玻璃窗跳下去的情景,但我不能。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中科创那么多被牵连员工的家人,都需要我。”她说。


“这是一场凌迟。”她压抑着愤怒,“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交出所有财富,但为什么要编造罪名,把一个优秀企业家、创业者说成黑社会,还让这么多家庭骨肉分离?”2021年9月,她孤身度过中秋节,一家人团聚对她来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1994年,20岁(身份证年龄为22岁)的退伍军人张伟,独自从黑龙江小城鸡西赴深圳闯荡。拜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赐,张伟从月薪800元的保安干起,逐步走上创业之路,四十余岁时已拥有资产数百亿。他还捐资10亿元设立“中国诺贝尔奖”,是深圳知名慈善家。

 

2007年,王涛的高科技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新加坡力邀王涛入籍,被她拒绝。那时她说:“深圳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我20岁来到这里,从一个穷学生干到几十亿市值的公司,干嘛要移民?

 

14年后,她流落海外、有家难归。丈夫被判无期徒刑后曾捎给她一句话:“如果今生有缘,我们再见。”身处异国的她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个判决,对企业家对法律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审宣判当日,张伟的第一任辩护律师斯伟江沉痛地写道,“如果法律不再是防洪堤,一个百亿企业家面对汹涌洪流时无法靠法律自保,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庆幸自己能够幸免。”


深圳奇迹大学毕业一年21岁王涛挣了100万



1993年夏,张伟到深圳闯荡的前一年,20岁的王涛离开位于山东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坐了两天一夜火车到达深圳。

 

前一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并发表系列南方讲话,重启了停滞不前的改革开放进程。特区深圳掀起创业高潮,吸引着全中国不甘平庸、渴望财富的年轻人。

 

彼时“出国热”流行,16岁就上大学、成绩优异的王涛,本已被纽约大学的技术经济专业研究生录取。但大学三年级暑假到深圳的一次实习,让她放弃了留学计划,决定一毕业就来深圳。

 

来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工作。当时,传呼机还未面世,更没有手机、网络。贴身口袋里揣着毕业证、学校奖学金与勤工俭学攒下的3000元,王涛下了车就直奔深圳的电子市场华强北。

 

90年代的华强北


她记得初到深圳的那个夜晚。火车从高楼中穿过,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她从彼时还匮乏、灰色的北方来,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晚上她出门闲逛,在商场里看到一条水晶项链,上面标着“价格4元”,心想这么便宜。结果服务员告知是“一厘米4元”,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根。

 

20年后,当她作为香港永久居民、上市公司创始人、颇有名气的中环投资人,穿行于世界各地,和商务精英谈笑风生之际,再奢侈的珠宝对她已没了诱惑力。

 

回到1993年的深圳华强北,日后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刚声名鹊起。此前,电子元配件大都按计划统一分配;而1992年元器件市场放开后,各地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重要集散地。

 

赛格大厦


如今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深圳地标之一,就座落在华强北,但彼时只是一幢4层小楼。喧嚣、杂乱的华强北街道上,全是脚步匆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墙上到处是招工广告,有一家自动化科技公司招经理助理,要求经济工程专业、英语好、身高1.65米以上。王涛一看自己条件全部符合,当即去应聘。

 

老板看上去也就20多岁,中国科技大学毕业。面试时老板要求翻译一段复杂的英文专业资料,王涛张口就来。他们不知道,她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大二时高分过了英语六级,全美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几乎满分。

 

她拿到了这份工作。包吃住,第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是2000元。那时,她在老家安徽省安庆二中当高级教师的母亲,月工资是300元。

 

这是王涛人生中唯一一份“领工资”的工作——半年后她辞职创业,此后的人生都是当老板,为自己打工。

 

辞职创业的原因很简单。上班一个月后,她就在一次为日立电梯公司提供翻译服务时被客户看中,请其帮忙采购“摩托罗拉”设备,每台提成2元。彼时通讯不便,也无网络,市场信息全靠人工搬运,勤奋的王涛很快帮客户实现了需求。第一单业务200台,她挣到了400元;到第四单业务1万台时,挣了2万元的王涛心里有了底,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在王涛记忆中,1994年前后正是摩托罗拉的“高光时刻”——整个通讯市场,从设备到终端,摩托罗拉占了“半壁江山”以上。她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她年轻,又能吃苦,每月业务收入至少七八万元。而那时的她,只是一个跑单子的“个体户”。

 

“当时很年轻也很勇敢,现在想起来就像奇迹。我接到的最大单价值80万人民币,是江苏一个电信传呼台,要求先发货。我想都没想,也没去考察,就发去1000台传呼机。后来想如果碰到骗子怎么办?”她回忆。

 

那是奇迹在眼前发生的年代。1994年结束时,王涛已攒下100万元,时年21岁。


1995年,王涛租下了华强北三楼“144号”铺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次年,她代理的一个企业被美国因特尔公司(Intel)收购,她也因此成为后者的代理商。Intel公司欣赏这个年轻且勤勉的团队,将半导体产品的南方总代理给了她,并给予400万美元信用金。Intel的全力支持,给王涛公司后来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她勤快,能吃苦。很重的箱子,自己一箱箱扛上扛下,每天都在工作,很少休息。”多年后,王涛的父母回忆起女儿的创业经历,想起从安徽老家来深圳看她时的情景,语气中流露着心疼。


从东北小城到深圳20岁退伍兵张伟从保安做起


1994年3月,当王涛即将攒下人生第一桶金时,她未来的丈夫张伟才刚踏足深圳。

 

张伟来自黑龙江东南角的鸡西市。那一年,他身份证上年龄是22岁,实际当年9月才满20岁。

 

16岁时,他被父亲张海雷虚增年龄送去当兵,在39军的上甘岭部队通讯连服役。1993年底他退伍回家,张海雷托人给安排了“铁饭碗”工作——鸡西市城子河水泥厂保安。

 

于上甘岭部队服役的张伟


鸡西号称煤城。张海雷家境贫寒,14岁就到海伦农场当知青、在草原上牧马,20岁回城成为煤矿工人,妻子也是当年农场知青。

 

张海雷是个能人。为养活家人,下井挖煤之余,他做爆米花、摆小摊、开台球厅,还在城子河开了一家小饭店。张伟从小看父亲做小生意,多少有点耳濡目染。

 

他不肯接受命运的安排,决定到深圳闯荡,并在获得父亲支持及其资助的2000元后迅速南下。在深圳,张伟的首份工作是在八卦岭工业区一家装饰材料行当保安,月薪800元,很辛苦,但三个月后就转岗成为销售员。

 

“张伟年轻时非常帅,身高一米八八,浓眉大眼,总是腰板笔直。”王涛回忆说。

 

年轻时的张伟


这个外形英俊的东北小伙,内心不甘平庸,也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一年多的销售工作,让他从潮州老板身上学到了勤奋和灵活的经商风格。1995年,他跳槽到一家台资公司,很快和团队把销售点铺设到了全国多个城市。

 

多年后,身陷囹圄的张伟,在转交给律师的一份自述中,回忆了自己白手起家、几经沉浮的创业经历。

 

2002年前后,张伟认识了一位潮州籍白酒代理商并成为他的下线代理,开始从事白酒散售和批发。他研究市场,看到商机,决定独立策划一款礼品酒。经过近一年铺垫,他把这款酒从空白的市场发展到全国五个区域。大概两年里,他赚了两三百万元,还买了车专门运酒。

 

如果止步于此,张伟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小商人;但在部队的经历以及多年闯荡,让早已打开眼界的他决意在日新月异的深圳做出一番事业。

 

除了白酒行业,一心寻求商机的张伟还尝试过智能家居、高科技等多个行业。2004年,他结识了留美归国科研人员高某,后者在美国30年,有先进的机器人传感技术。两人决定合作,高出技术,张伟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中科创科技发展公司,专门给中集集团设计集装箱机械臂。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下称“中科创”)的雏形及由来。

 



然而,高科技创业甚是艰难,这家公司后来无奈关闭,张伟因此亏损150万元。

 

根据张伟自述及其父亲与妻子的介绍,初次创业失利后,张伟耗时两三年才真正完成二次创业的资本积累。2005年至2007年,他注册了一家“五星商贸公司”做回白酒生意,累计获利近千万;期间又果断转手2006年投资、地处深圳市中心的卓越大厦写字楼,赚得近2000万元。

 

张伟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相比之下,有大学文凭的“学霸”王涛,一路顺风顺水。

 

王涛赶上了电子产品创业者的黄金年代。当年和她一起在华强北租下铺位的,包括后来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创始人赵建军等。马化腾的腾讯在华强北起家,比她还晚。

 

华强北曾走出中国50多个亿万富翁和数不清的千万富翁。而其中的王涛,低调踏实、稳扎稳打,从电子硬件代理商迅速转型为自主研发者。

 

王涛的公司率先推出呼叫中心业务给银行,又研发出数字会议系统给电信巨头。2002年,她买下Skyworks和MKT的协议,开始基于芯片级的周边电路研发和生产。3年后港资入股,她在深圳宝安建起拥有10条高速贴片生产线的工厂,客户是步步高、长虹、创维等大企业,一条生产线投资高达1个亿。

 

“深圳成功创业者的特点,是都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王涛也不例外。”她的一位朋友回忆。

 

深圳爱情
相亲成婚的工作狂伴侣


于王涛而言,深圳不仅是成功之城,也是重生之城。

 

她从小就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上高中前曾两次被下病危通知。1989年参加高考,她托熟人才得到考试机会。上大学后,她体检不过关,因成绩优秀被学校破格留下。

 

王涛自述,是在深圳的第三年,她去体检,这次再未听到强烈的心脏杂音。她没有想到,在年轻的深圳,在朝气蓬勃的创业中,在每天坚持跑步的生活中,她的病竟然不药而愈。这一年,母亲第一次去烧香感谢菩萨,她却只对这座城市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深圳对王涛来说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它更是一座幸福之城——她的生命在这里“春暖花开”,而她的爱情也是。2005年10月,她和张伟相识,很快就彼此认定对方是“上帝给予的礼物”。

 

多年后想起和丈夫初见的那一幕,王涛内心依然有一丝甜蜜。她记得,那次是朋友约双方在深圳五洲酒店喝咖啡,张伟因工作的事迟到了一个小时。而喝了一杯咖啡后,王涛又因工作之事,不得不提前离开。

 

“我俩都是工作狂,从第一次约会就能看出来。”她说。

 

这一年,王涛32岁,企业已做到相当大的规模;而中科创公司成立不久,31岁的张伟还在创业路上摸索。

 

这是典型的深圳爱情故事:全身心投入创业的两个年轻人,没有时间思考终身大事,转眼就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朋友介绍他们相识时,也没有介绍彼此的背景。

 

“这就是深圳。年轻人单身,大家互相介绍认识是很正常的事,不会太在乎对方的身世背景。”王涛回忆。


夜幕降临的深圳


初次见面的两周之后,张伟给王涛打来了电话。电话是用家里座机打的,这让王涛印象深刻。

 

“在深圳这样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没有根,就像浮萍。很少人会给不熟悉的人留下家里电话,何况当时手机已十分普遍。”她回忆。

 

这个用座机打的电话让王涛心里踏实。此时的她已是成功的独立女性,不需要别人提供物质生活依靠,在乎的是内心温暖、踏实的感觉。

 

就这样,他请她到家里吃饭。当时他和父亲同住,而张海雷做得一手好菜。她也是第一次发现,两个男人住的地方可以收拾得如此整洁。

 

美好的印象在一点点累积。她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是张伟也是创业者,“我俩都是那种大年三十还要去公司,大年初一就开始工作的人。他能理解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工作狂状态。”

 

他们相爱了。恋爱也是深圳速度,认识半年后就领了结婚证。因为彼此工作都太忙,他们连婚纱照都未拍,只拍了一个证件照。双方父母坐在一起吃了个饭,就算是婚礼。

 

新婚旅游于欧洲


婚后的两人各自忙碌事业,彼此保持着独立。“我们都是很有主见的人,不会因别人而改变自己的决定,怕争吵,所以相约在生活中不谈工作。”王涛说。

 

她回忆,2015年张伟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的消息,她还是在家里卫生间知道的,“他早上上班前,边洗漱边告诉我。”而她一手创立的融达控股有限公司,2007年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敲钟(股票代码ZOBE),以及两年后在香港和台湾二次上市,甚至都未邀请张伟参加。

 

讳谈工作,孩子毫无疑问成为家庭生活和夫妻交谈的中心。王涛说,他俩都特别爱孩子,也都是愿意付出的人。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从2007年到2012年,他们还是“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

 

长子出生在融达控股在新加坡上市前夕。王涛说,怀孕后她让出了公司大股东兼CEO的位置给合作伙伴,自己当二股东和执行董事。

 

在朋友眼中,王涛是“超人”,2007年春天即将临产还出差美国,随后独自生下儿子,未坐月子就出门工作。长子满月回国时,张伟在机场接到母子俩,热泪盈眶。

 

2009年,王涛生下次子。这次,张伟匆匆赶到医院陪了她两小时,就赶回公司工作。

 

2012年幼子出生时,王涛一如既往,生完就去工作。而忙于工作的张伟,5天后才见到孩子第一面。

 

王涛说,和其他夫妻一样,多年来他们虽有矛盾和争吵,但不妨碍是一对好夫妻。如果不是张伟出事,他们还想再生个女儿。

 

从“赎楼”到创新金融张伟的峥嵘十年

 

2007年,对张伟和王涛来说都是转折之年。

 

彼时深圳金融信贷业务火热,张伟的好几位朋友,包括时任深圳市小企业担保协会会长的一位朋友,都建议张伟转战金融业。而这一年,也为他最终建起“中科创”金融商业王国奠定了基础。

 

王涛记得,中科创是从非常琐碎的“赎楼”业务起步的。所谓“赎楼”,就是给二手房买卖的客户做过桥贷款,即中科创帮卖方还清银行的按揭贷款,等卖方从银行拿出房产证,过户给新买方后,再由买方的按揭贷款银行给中科创付款。

 

“当时中科创的赎楼业务非常繁忙,平均一天160多单,高峰时约占深圳市赎楼业务的60%。”王涛回忆。

 

但赎楼是零售业务,利润很低,加上当时深圳有三家大公司在做,竞争激烈,运营和人力成本都非常高。张伟的公司里,每天有150名赎楼员奔波在全市做业务。王涛说,她见丈夫做得太辛苦,曾特意打破“不干涉彼此工作”的默契,多次建言张伟换个方向。例如,同期如果购买信托产品,不仅不辛苦,回报还更大。

 

但张伟没有采纳,依旧坚持赎楼,认为这是一个积累品牌声誉、训练队伍的过程,是为将来建立更大的金融业务版图打基础。

 

同样作为企业家的王涛,便在那时理解了丈夫的追求:他不是为赚钱而做企业,而是出于一颗强烈的要做事的心。

 

当张伟埋首于赎楼之时,一场肇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在2008年迅速席卷了全球。受其所累,在深圳,原就经受“信贷难”的众多中小企业,变得越发难以符合银行的信贷要求。因应经济大势的变化,深圳市政府创新性地推出融资担保政策,鼓励金融业为中小企业排忧解难。张伟很快意识到,这对中科创而言是一个机会。

 


中科创就此转向融资担保业务。这个业务的模式是:中科创存保证金给银行,银行根据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经营情况,提供信贷资金给中小企业,由中科创承保。

 

王涛回忆,当时担保业务的收费是承保金额的2.5%至3.5%,但要承担全额还款责任。而对一家民营担保企业来说,除非有非常好的信用和资质,才能拿到银行的额度。

 

“创业很艰难。那时,张伟带着团队一家家银行跑,凭着业绩和公司实力,担保额度才慢慢提升。”王涛回忆。此后,张伟又筹措增资,最终注册资本达到了2亿元。

 

“中科创一直比较辛苦,因为一开始张伟就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做。”张伟的一位朋友回忆。他说,受妻子公司上市之影响,张伟一开始做金融就觉得公司应该公众化,尽量做得规范。

 

张伟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凭借自己的信用,2009年中科创获得了深圳市政府发放的第一张小额贷款、融资担保牌照,并很快被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认定为增信机构,成为深圳市官方认可的首家民营担保公司。次年,中科创获中国金融年会的金融创新大奖,并被评为“第七届深圳市知名品牌企业”。

 

历经兢兢业业的经营,到2011年,中科创已拥有7000多家客户,客户来源包括各大银行,积累担保总额200亿左右,赚了6个亿左右。中科创在深圳家喻户晓,也吸引了重量级的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和苏州易联基金的战略入股。

 

但作为经验丰富的金融从业者,张伟从不敢忘记这一行业自带的高风险。他始终认为,传统业务的坏账风险太大,并为此积极寻找创新机会。也因此,2011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倡导互联网金融,得到了张伟的积极响应。

 

从融资担保到创新金融,这是张伟投身金融业以来的第二次转向,彼时却也是众多金融企业的现实选择。随着P2P网贷平台在全国风生水起,2012年,张伟成立了中科创财付通网络金融有限公司,翌年10月上线网贷平台88财富网,总投入高达2亿元。

 


直至2017年关闭前,88财富网一直运转良好,2016年甚至跻身行业前十。

 

如今看来,2007年至2016年,无疑是时代赋予创业者张伟的黄金十年。而其中的后三年,更是张伟和中科创的高光时刻。

 

王涛说,2014年股市适逢牛市,张伟的一系列决策开始凸显价值。中科创在华夏银行、中国人寿的投资上斩获甚巨。翌年,中科创在二级市场受让了禾盛新材(即 ST 禾盛)第一大股东的股份转让,成为后者的第一大股东。

 

“听到他实际持有上市公司了,我当时还开玩笑,可不要一个涨停都没有,那太没面子了。”王涛回忆。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中科创控股的消息公布后,禾盛新材连续16个涨停板,从停牌前的14元涨到69.95元,市值达140多个亿。

 

王涛为丈夫的成就感到欣慰。她认为,市场的反应说明中科创是一家让投资者有信心的好企业。

 

2016年1月,著名的深圳前海母基金成立,深圳44家企业认投,张伟认缴20亿,成为该基金最大的私人LP,并一度出任监事。

 

在王涛看来,张伟投入前海母基金,不仅因为投资眼光独到,也因他未满20岁就来深圳创业,对深圳中小企业独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科创通过钢琴家郞朗代言,设立了中科创公益基金。张伟捐资10亿元,意欲“打造中国的诺贝尔奖”,奖励创新的科学家。他计划每年为中国科技界颁发5个奖项,每个奖金800万元。

 


做决定前,张伟没有告诉妻子。但王涛听到消息后并不吃惊。她说,自己多年来创业,和丈夫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做企业是为了事业,将来也不会把很多钱留给孩子。财富取之于社会,终归要还于社会。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达到辉煌顶峰的中科创,“经过十年行业经验的沉淀,旗下已拥有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地产、财富管理、并购投资、财富艺术馆、财富俱乐部六大板块,累计管理资产规模312亿元,已为超过76家港股及A股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当张伟更多地站在聚光灯下时,一向低调的王涛却选择更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2010年前后, 因和合作伙伴对企业发展方向产生分歧,加之想把重心转移到家庭,王涛逐步卖掉了名下的上市公司,转身为投资人。与此同时,她因香港“优才计划”得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张伟同时成为香港永久居民),随后长居香港工作。

 

夫妻两人依然各自忙碌。王涛因工作关系经常要去各地考察企业,为赶时间通常凌晨早班机走,半夜飞回。周末她从香港回家,自己打车到口岸,再坐地铁回家。

 

2016年,中科创购买了一架空客A319公务飞机。张伟成了“买飞机”的老板,但王涛从未因自己的工作乘坐中科创的飞机。

 

虽然和张伟性格迥异,但王涛说,在创业者的勤奋、努力方面他俩是共通的。虽然各自业务独立,但他们也是互相关心的伴侣。至今,让王涛想起来就要落泪的,是无论她回家多晚,丈夫都会在床头为她留一盏灯。

 

李华楠被查张伟被“打黑”的第一张多古诺牌



王涛反复回忆,2018年灾厄降临他们一家和中科创,事先没有任何征兆。

 

当年1月,中科创还协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购买了香港京华道18号的整栋物业,并和香港著名的田生地产签了1000亿港币规模的城市更新基金,准备合作翻新或重建香港湾仔、铜锣湾的旧楼。

 

这年9月22日,中秋节小长假,王涛等张伟带三个孩子来港团聚,却没有等来丈夫与孩子。随后,她才在电话中得知丈夫在深圳出关时被限制出境,理由是涉嫌行贿。

 

此前,深圳市政法委书记李华楠被查。多家企业负责人被广东省监察委要求配合调查。

 

据王涛介绍,李华楠是安徽人,因为张伟是安徽的女婿,两人关系不错,但没有经济往来。李华楠在深圳市人大任职时,张伟曾逢年过节给李华楠的孩子封过“利是”(即红包),按照张伟自己的说法,前后约20万元(检察院最终认定60万元)。而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这实在太普通了。张伟自述,2011年李华楠升任深圳市委常委、秘书长后,他们的往来已很少。

 

“以我十几年来对他的了解,他不太和官员往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和政府相关的生意。”王涛说,作为香港居民,张伟还是香港商会主席,身处香港这一法治之地,他们深知向官员利益输送会坐牢,所以十分注意这一点。

 

但李华楠的出事,成了张伟被打成“黑社会”的第一张多古诺牌。

 

这年10月19日,王涛回到深圳,这是她和丈夫见的最后一面。当张伟告知只是广东省监察委要求配合调查、问答一下应能回家时,她放下担心,返回了香港。王涛说,多年来她一直在市场化环境里工作,近十年又长居香港,完全没有意识到“监察委调查”意味着什么。

 

10月25日,张伟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时被广东省监察委带走。煎熬两个月后,12月26日,灭顶之灾降临。

 

王涛接到家人电话。当天早上五六点,大批警察上门,警犬包围,查处了中科创公司以及她和张伟的家。彼时家里只有老人与三个孩子,以及小姑子不满一岁的儿子。中科创近百名员工被带走,随后公司被查封。

 

王涛说,那天晚上她站在香港中环的大楼下打了一夜电话,为一个个坏消息心惊肉跳。

 

中科创公司所有账号被封,被抓员工的私人账户与房产被封,她的账号与房产被查封,张伟父母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如果不是她赶紧找朋友送去生活费,老人孩子连吃饭都难以为继。

 

中科创公司的很多员工也被无辜卷入。王涛的表侄女王海英,七八年前曾在中科创短暂上班,后来回徐州老家结婚生子,只因公司曾以她的名义起诉过一个“老赖”且该老赖已败诉还款,也被冠上“虚假诉讼”罪名,成了“黑社会成员”。

 

事态每况愈下。2019年4月,在被省监察委留置数月移送检察院后,张伟被以涉嫌“黑社会”的罪名批捕。王涛说,深圳公安未经评估审计便查封了张伟和中科创及关联公司的资产、账户、股权、股票、房产、车辆、家具、字画等物品——总价值逾100亿元,中科创债权难以追回,迄今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王涛不期然想起曾经接到一个自称“阿星”的神秘掮客来电,透露可以收钱帮忙找人。她开始后悔:如果事发不久就答应那掮客1000万元的条件,是不是就没有后来的劫难?

 

就像砧板上的肉
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在丈夫突然被打成“黑社会”后,王涛才渐渐悟出她所遭遇的一切,如同“无间道”。

 

她印象极深,接到阿星来电是2018年10月31日,张伟被带到监察委的第六天。此人告诉她,他能帮忙找人。

 

如同溺水的人要抓住救命稻草,王涛让亲戚在深圳见了这位阿星。阿星说,给1000万元,三天内放人。

 

王涛吓了一跳,没有同意。她说,不是因为心疼钱,而是自己常年在港,从无“送钱开道”的习惯,张伟也一样。她确认张伟和李华楠并无关系,担心本来无事,给了1000万反而真成了行贿。

 

被拒后,11月5日阿星再次来电,称可以少给一些钱。王涛依旧未同意。

 

半个月后,阿星第三次来电,称张伟案要“往重里搞”,现在需要2000万元。匪夷所思的是,次日凌晨3时她打去电话时,价码已升至2亿元。

 

又隔一周,王涛思量再三,决定先筹措几百万元给阿星。但因个人和公司账号都被封,她只能向朋友借钱。然而,钱转给阿星后,形势并未好转。

 

2019年1月2日,王涛的一位好友通过监察委“主管张伟案子的人”,打听了确切消息,告诉她可争取取保候审。王涛说,好友告诉她,监察委的人同时介绍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要求除正常代理费外,另付该所400万元费用。

 

时隔一年多,案子开庭前夕,王涛看到了张伟在看守所里提交给法庭的一封亲笔信,由此怀疑律所额外收取的400万元是某个“主管张伟案子的人”想要的。张伟在信里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省监察委一位处长,在提审时逼他承认给李华楠送过巨额钱款,只要按照他们的描述,他最多只会被轻判几年。否则,“到时候你就像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没有人敢帮你!”

 

张伟在给法庭的材料中自述,这位处长强迫他逾15小时不许站立,以写材料为由不许睡觉,并恐吓要抓捕他的妻子与妹妹,以及中科创高管等,使他精神崩溃。

 

张伟称,提审期间他已向检察官反映,这位处长逼迫他编造曾向李华楠巨额行贿。因他不肯配合,这位处长威胁他:如果不愿意说(虚构)行贿李华楠巨额现金,就搞你一个黑社会,公检法我们都能搞定!

 

王涛不知是否巧合,但现实是,事态的确朝着这最坏方向发展。在广东省监察委介入案件一段时间后,中科创突然遭遇“涉黑”调查,张伟案很快被定调为“深圳金融领域扫黑第一案”。

 

“人家最终说到做到,一个每年纳税上亿元的企业就被搞垮了。一吏兴狱,无人可挡。如果只是个案,问题还不大;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国家经济、对社会的和谐,会没有影响吗?”2020年11月,斯伟江律师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令王涛心寒的是,张伟出事后,网上出现了污名化的文章。一篇题为《500亿涉黑涉毒帝国覆灭》的文章,仅以深圳公安的一纸公告,就把张伟描述为黑社会,还称88财富网“暴雷”,有几亿元未付本息。


而事实是,据深圳公安的官方统计,88财富网发行了951个产品,出借户63543户,借方会员57名,募集资金56.6亿元。这些资金已全部清偿本息,无一人主张拖欠。

 

“当时网贷平台普遍暴雷,88财富网能那样兑付,可见张伟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为人了。这是一家良心优质企业。”一位和张伟交往近20年的企业家说。

 

“如果中科创由黑社会把持,88财富网能有这样的真实经营能力和对客户负责到底的态度吗?”2020年9月18日,张伟的辩护人在一份有关张伟案的公开声明中如是说。

 

“我曾是一名军人。如果国家危难,我愿意为国家贡献一切,甚至生命。但我本人不会屈服造假、陷害。我会通过控告的方式,一直控诉下去。我要向全世界求助,反映这起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最大型的造假陷害、冤假错案,把经济行为造假成为刑事案件,把一个上百亿资产的企业搞到破产边缘……”

 

2020年11月,在一封字迹娟秀的“申冤信”中,张伟如是写道。

 

世界在下沉我们却像在温水中


2020年11月11日下午,王涛接到消息,张伟“涉黑”一案延期审理。放下电话,她的眼泪滚滚而下。

 

她说,800多天过去了,她终于感觉到整个事件有了一点进展,“似乎看到了一点法治的渺茫希望。”

 

11月2日的庭前会议,辩护律师们齐齐赶至深圳中院。不过,他们不是特别乐观,毕竟自“扫黑”飓风以来,各地此类案件基本都是“政治挂帅”,“定性”后司法只是走过场。

 

但结果还是让律师们吃惊。一是检察官在现场临时口头改变起诉书中涉及的罪名,改动多达18处,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二是法庭告知律师,11月16日就要开庭,而且是视频开庭,理由是“防止疫情”。


张伟要求依法现场开庭,坚决不同意非法视频开庭的《声明》


500多份案卷,23名被告人,一些案卷还未交予律师。这样一来,律师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庭前的准备。律师们在庭前会议后表示:“号称深圳金融领域扫黑第一案的张伟案,实质上剥夺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利。”

 

或许是因舆论关注,法院最终决定延期审理。但这只给了王涛短暂的希望。2021年2月,深圳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依然拒绝张伟等被告人的请求,以“防疫”为由实行视频审判。无论是张伟等被告人还是辩护律师,都无比失望。

 

开庭当天,张海雷作为家属被允许旁听。张海雷说,那天他透过法院的视频,吃力地辨认儿子模样,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法庭上,他看到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请,被法官一一驳回。律师举手要求发言时,法官或视而不见或严厉打断。而当张伟发言时,视频突然中断,隔着屏幕传来了看守所人员厉声训斥张伟的声音。

 

“这哪里是庭审,这么大的案子,完全就是走过场!”休庭后,张海雷在深圳市中院门口放声大哭。

 

“两年多来,我们遭遇了天大的打击,但还对法律始终抱着希望,没想到,连最后一个在法庭上当面质证、说话的权利也没有。”王涛说。

 

5月31日一审判决书的下达,也粉碎了她残存的希望。这份长达623页(包括没收财产清单)的判决,给张伟认定了11个罪名,包括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等,数罪并罚,最终判处张伟无期徒刑。

 

“乍一看,这些罪名若成立,定张伟涉黑一点都不冤,然而通过一审庭审,我们却发现这些指控大多不实,一审法院仅以单方说辞认定案件,完全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这样下去,恐怕任何人都能被随意罗织罪名,认定有罪。”一审判决后,张伟案的相关代理律师如是表示。

 

在一份向有关方面紧急提交的《关于张伟案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问题,二审应紧急纠偏》的报告中,律师们分析,张伟被认定的罪名中,或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被错误指控为犯罪,或是放贷及催收债务中的一些行为被扩大指控为犯罪。还有一些罪名本与张伟无关,却被强行附会到张伟身上。

 

王涛说,自己不仅为丈夫的遭遇痛心,也为深圳痛心,更为中国的市场和法治环境痛心。

 

“张伟被’黑打’的影响绝对不止在中科创。这让许多企业家对中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产生了幻灭感。”一位本案的观察者如是说。

 

这也是王涛最深切的感受。“中科创在行业内是一家大企业,上下游企业六七十家,其中30多家是国内一线大企业,年产值以千亿计。著名的有中粮集团、中国光大集团等,都是往来多年的合作伙伴。”王涛说,张伟出事后,这些合作伙伴都深受震动,但因形势,目前只能保持沉默和观望。

 

案件开庭前,王涛还接到一个20多年前客户的电话。这位始终关注中科创一案进展的客户在电话中未语先泣,说:“做企业做到这个下场,太让人伤心了!”

 

“这么多年,我们光忙着赶路,从来没有抬头看看,也没有研究形势。”王涛说。

 

她也回顾自己和张伟的经历,多年创业,没有一天睡过懒觉,从未在早上9时后起过床,全凭勤奋和坚持,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才把企业做得这么大。但是,“世界在下沉,我们却像在温水中,没有感觉到。”

 

“我坚信我丈夫无罪。张伟也坚信自己无罪。我们寄望于敢伸张正义的律师,寄望于人民法院能公正审理此案。”王涛说。

 

说起丈夫的为人,王涛说:“他特别爱国,总想精忠报国。”张伟是共产党员,在部队时就入了党,他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一面五星红旗。

 

“这事太讽刺了。”王涛说。在她眼里,她的丈夫张伟,这个拥有私人飞机的大老板,在家中过的是很朴素的生活。他不会打牌和麻将,不应酬,热爱工作,高度自律,每周都要健身,爱家爱孩子。“他怎么就突然成了黑社会?”

 

而张伟的父亲张海雷,抱着儿子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相框,一直在四处奔走。“如果从头再来,我宁愿我的儿子就在黑龙江做一个保安,至少是平平安安的。”他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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