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石油与止痛药：艺术机构的赞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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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题 ）
# 艺术机构赞助困境
文 / 曹雅琦、Ying
部分数据和图片来源于相关机构及网络
艺术机构如何认定“罪恶”？衡量标准是有损公益（例如Altria烟草公司、Safariland军火公司），还是违反法律（普渡制药），亦或是来自政治冲突的敌对方（俄罗斯寡头）？这样的标准如果延伸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艺术世界应如何面对它对资本的天然依赖？即使我们可以毫无动摇地清晰判定“罪恶”，那么无论是因为获取方式还是政治地缘产生的罪恶，是否应当延伸到“捐赠”本身？被正义拒绝的罪恶金钱最终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流向何方？
本文中提到的部分引发赞助争议的公司
在实践层面，文化艺术机构在拒绝了一些捐赠之后，如果无法找到替代的资金来源，势必意味着运营预算的削减，通常会导致项目缩减、裁撤人员、出售馆藏等结果。相信美术馆们绝对不是在有着大量“善良的赞助者”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邪恶的赞助者”（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涉及暴力、垄断的行业往往容易大量聚集财富）。可以看出美术馆从业者对审查赞助者表现出的审慎复杂情绪，毕竟持续上涨的美术馆、博物馆运营成本是他们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
无论如何，以欧美艺术机构为例，只对单一主体负责，对外单向输出“知识、教育”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的艺术机构需要在社会公众、艺术家、政府、赞助者之间寻求平衡或者中立。一旦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发生激化（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当中），这一任务就会变得尤为困难。
3月14日，英国泰特美术馆宣布与被美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寡头维克托·维克赛尔伯格 (Viktor Vekselberg) 和彼得·阿文 (Petr Aven) 切断联系。这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又一重量级的艺术机构通过切断来自俄罗斯的资金赞助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维克赛尔伯格是与普京密切相关的俄罗斯能源集团Renova Group的持有人，根据彭博社财富指数，他的净资产预计超过160亿美元，此前他是泰特基金会的名誉成员，并在2015年支持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永久藏品的维护项目。自苏联解体以来，维克赛尔伯格一直与欧美的艺术文化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泰特美术馆外，他还为林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等也提供了资金赞助，近10年来他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投资达到了约1350万美元。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维克托·维克赛尔伯格
图片来源：nbcnews.com
泰特现代美术馆外景
©️ Acabashi 2018
而另一位俄罗斯金融行业的巨头彼得·阿文则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2月28日就已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他本月早些时候退出了自2014年起就担任理事的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董事会，他还是泰特国际理事会与欧洲收藏圈捐赠计划 (International Council and European Collection Circle) 的成员之一。不久前他出资赞助了该学院博物馆的展览“弗朗西斯·培根：人与兽”，目前该学院表示将归还他对展览的资助。
彼得·阿文，俄罗斯阿尔法银行 (Alfa Bank) 集团董事局主席
©️ Mitya Aleshkovsky
维克托·维克赛尔伯格和彼得·阿文并不是唯二被英国列为制裁对象的与艺术收藏和艺术机构有联系的俄罗斯寡头，而这份名单上除了普京的心腹，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Rosenft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谢钦 (Igor Sechin) ，以及俄罗斯富豪、钢铁和电信大亨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 (Alisher Usmanov) 外，还有像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拥有者罗曼·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布拉莫维奇 (Roman Abramovich) 这样的大人物，他自2008年起一直位列ARTnews顶级藏家前200位，藏品包括卢西安·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 和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的画作，目前他位于英国的资产已经被冻结。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2014年3月22日在伦敦
©️ AP PHOTO/ALASTAIR GRANT
阿布拉莫维奇收藏的弗朗西斯·培根1976年的画作《三联画》
©️ The Estate of Francis Bacon
“我们需要利用我们可以利用的每一项制裁措施：金融、文化和体育。我们不能成为（俄罗斯）赤裸裸地侵略欧洲时袖手旁观的一代，”英国反对党工党议员克里斯·布莱恩特 (Chris Bryant) 在谈及英国近日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时说。“当然，普京的支持者应该从我们的文化机构中撤出，美术馆和博物馆应该远离沾满鲜血的俄罗斯资金。”
“The gloves are off”被用来表达这样一个概念，即某件事情将以不妥协或粗暴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顾虑或犹豫，与之相反的是戴着手套的手在温和地处理事情，正如克里斯·布莱恩特的话所揭示的，英国正在摘下他的手套，最近的种种举措已经表明英国的这一决心。但作为黑钱流入的聚集地之一——甚至让“伦敦自助洗衣店”有了引申含义——英国要想真正地痛改前非，仍将会举步维艰。数十年来，许多寡头豪富们采取的策略是向艺术、教育或慈善机构慷慨解囊，这不仅使他们成为英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同时这种被称为“名誉洗钱”的形式，以其隐蔽性和高渗透性，使他们更难受到惩罚，相比之下，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与普京的联系还算是有迹可循的。
另一方面，文化赞助作为国家“软实力”输出的一部分，越来越成为富有的俄罗斯人在欧美施加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努力想要摆脱俄罗斯资金赞助的国家。据ACDC (Anti-Corruption Data Collective) 调查，7个与美国政治干预直接相关的寡头在过去20年间对美国超过200家非营利性机构的捐助超过了3.72亿美元。
银行业和矿业公司巨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 (Vladimir O. Potanin) 不久前退出古根海姆博物馆董事会的新闻也备受瞩目，他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赞助者和董事会成员，并曾向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捐赠了645万美元。而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Novatek的首席执行官列和董事长昂尼德·米赫尔松 (Leonid Mikhelson) 则是芝加哥音乐学院和纽约新美术馆的赞助者，他成立的V-A-C基金会也是多家国际艺术机构的资金支持者。其他受到俄罗斯赞助的美国艺术机构还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等。
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
摄影：Jean-Christophe Benoist/Wikipedia Commons
这场艺术机构对俄罗斯赞助资金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不仅凸显出地缘政治冲突对于艺术界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之暴露出来的还有长期以来，艺术机构的资金来源因其合法性存疑，或背后相关产业的政治立场问题而遭遇的危机。正如居民自发团体肯辛顿反黑钱组织 (Kensington Against Dirty Money) 的一位成员弗洛·哈钦斯 (Flo Hutchings) 所说：“这场危机暴露了英国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资金问题，但这其实是一个更为系统性和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产生雪球效应。”事实上，围绕艺术机构与赞助们的争议始终有增无减，从上世纪至今不曾平息过，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早已深入社会肌理之中，想要斩断绝非易事。
早在1969年，在当时相对激进、政治化行为艺术更密集的社会氛围下，一个名为“游击艺术行动小组 (GAAG，the Guerrilla Art Action Group) ”的团体就已经通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地面洒满动物血的行为“血浴 (Blood Bath) ”指责权势盛极一时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参与了越战中使用武器的制造，并呼吁让该家族退出MoMA的董事会。由此可见，战争与艺术机构赞助者的联系并不鲜见，俄乌战局掀起的艺术机构抗议联动不过是在当下的又一回响，这也解释了2019年当艺术机构与军工企业联系在一起时，人们的反应尤为激烈。
游击艺术行动小组1969在MoMA的行为艺术“血浴”
图片来源：theartblog.org
2019年的7月25日，惠特尼美术馆的董事会副主席沃伦·坎德斯 (Warren B. Kanders) 在一连串的抗议示威声浪中宣布辞职，他在位的13年间，共计向美术馆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2012年坎德斯收购了Safariland，一家从事枪套、防弹背心和催泪瓦斯等军用设备生产的公司，最初这并未引起关注。然而在2018年，该公司生产的催泪瓦斯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用于驱逐在美墨边境和中东寻求庇护的移民，Hyperallergic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场冲突。三天后，惠特尼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递交了一封信，抗议坎德斯在董事会的地位。之后示威团体以及艺术家在惠特尼双年展周的抗议活动都让事件持续发酵，最终导致坎德斯退出了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Decolonize This Place在惠特尼博物馆呼吁坎德斯退出董事会的示威现场
©️ KATHERINE MCMAHON/ARTNEWS
由Decolonize This Place制作的海报
图片致谢Decolonize This Place
艾莉森·坎德斯和沃伦·坎德斯出席2012年惠特尼美术馆的晚会
©️ Ben Gabbe/Getty Images
坎德斯辞职的同一时期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已经发现自己陷入了慈善捐助者财富来源争议的漩涡。同年6月，伦敦蛇形画廊彼时的首席执行官亚娜·皮尔 (Yana Peel) 因为与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NSO的联系而下台，该公司因为所开发的软件追踪手机用户的活动而遭到人权组织批评。
同年5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宣布停止接受来自赛克勒家族 (Sackler Family) 成员的资金支持。作为美国大型药业公司普渡制药 (Purdue Pharma) 的拥有者，赛克勒家族因为长达20多年的生产和积极营销高度成瘾的阿片类镇痛药物奥施康定 (OxyContin) 在2020年被指控三项重罪，并面临83亿美元的罚款，但普渡造成的阿片药物滥用危机时至今日依旧影响深远，去年也因Hulu雄心勃勃的剧集《成瘾剂量》的播出而再次受到热议。
《成瘾剂量》中的赛克勒家族剧照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在日前最新达成的协议中，赛克勒家族同意任何美术机构将他们从机构的设施中除名，而不会受到任何异议和罚款，但烙下他们名字烙印的美术馆机构则遍布欧美，除了大都会以外，伦敦蛇形画廊及古根海姆博物馆也是赛氏家族财富的受益者，该家族的实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赛克勒家族的事件告诉我们，接受某一捐赠者的赞助，机构也就赋予了他们权力，无论是邀请他们成为董事会的一员，还是在宣传材料中纳入赞助者的名字，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化机构的独立性，这可能会威胁到博物馆为公众收集、研究、保存和分享文化的公共使命，也会让艺术机构成为品牌的某种背书，从而让他们难于站在赞助者核心价值观的对立面。
大都会博物馆中以赛克勒家族命名的赛克勒翼，2021年12月该家族的名字被抹除。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
当源于军工行业的资金赞助被视为“与暴力的共谋”和种族主义的帮凶时，另一个受到公众“审查”的重灾区则是那些来自石油和能源行业公司的资金。时间追溯至2016年，同样是泰特美术馆，宣布中止了英国石油公司BP (British Petroleum) 对泰特长达26年的资金捐助，但该公司对泰特每年的赞助额仅有22.4万英镑。在这项决定之前，来自环保团体的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取得的成果包括一些艺术机构与另一大型石油公司壳牌的解约，但BP的发言人声称这项决定与示威活动无关，仅仅是一项商业决策。
示威者抗议泰特接受英国石油公司BP赞助的行为艺术现场
图片来源：theguardian.com
作为世界上的六大石油公司之一，BP曾因2010年轰动一时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受到强烈谴责。起因是BP所属的外海原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 (Deepwater Horizon) ”发生了故障并产生爆炸。这次严重事故导致了11名工作人员死亡，17人受伤，因爆炸泄漏的大量原油持续渗入墨西哥湾，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然而直至2016年的6年间，BP仍是英国多家艺术机构的赞助者，除了泰特美术馆外，还有另外三家机构接受了来自BP的资金赞助：皇家歌剧院、大英博物馆和国家肖像馆。
石油公司所带来的环境灾难和旷日持久的劳工问题引发的伦理争议并非一朝一夕，然而与30年前抗议的矛头更多是指向艺术机构背后的大型烟草赞助公司相较，公众似乎集中在2016年左右才将注意力转移至能源公司对艺术机构的赞助上，这与近年欧洲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能源转型政策框架不能说毫无关系。或许一方面，正如艺术活动家约翰·乔丹 (John Jordan)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所言，“当某种形式的文化被视为有毒或不可接受时，总是会有一个转折点。在19世纪初的某个时刻，奴隶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商业活动，而是一种暴力的非人道行为。我们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文化认知现在正处于一个类似的转折点——而且恰逢其时”。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作为时代的末梢神经，他们基于美好的愿景所作出的回应往往暗合了政治风向，有时甚至显得矫枉过正。除了作为燃料之外，石油也是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化工原料，这让人质疑对于资本的盲目清理是否是一种文化洁癖的表征？是否也因其短视而忽略了潜在的隐性后果？
诚然，烟草、石油、军工企业赞助资金的反对者有他们的道理。非营利艺术机构的自主性会因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受到削弱和威胁——这被称为“头重脚轻的慈善事业 (top-heavy philanthropy) ”，富裕的捐赠者们可以利用慈善系统中的一些漏洞来获取经济利益，或塑造对他们有利的公共政策，个人或公司因此不仅能树立正面形象，为自己的品牌赢得更多声誉，也能正常化或让大众忽视他们行业内部的所作所为。然而在对艺术赞助来源声讨日益激烈的今天，许多人担心，当越来越多的主要赞助者们因为害怕面临争议而放弃捐赠时，艺术机构将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沃伦·坎德斯在他的辞职信中说：“艺术的力量在于它的表达能力，突破界限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据我所知，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强求片面的答案，也不是为了压制独立思考。然而，最近的这些事件说明，具有更大和更阴险的议程的团体创造和维持的单一叙事能够压倒这种精神。”比起真正犯下罪行的赛克勒家族来说，坎德斯并未触犯任何法律。他的话或许点明了一些真理。这不禁让人深思：将界线划在哪儿是重要的，因为对于资金赞助者们的口诛笔伐，很可能正在将艺术机构逼至绝境。
艺术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经营性收入、捐赠基金收益、企业赞助和筹款活动、以及政府支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中占比最重的仍然主要是来自个人、家族和企业的赞助，就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马克思·霍莱因 (Max Hollein) 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所熟知的博物馆如果没有背后董事会的支持将不会存在，而美国的机构体系就是建立在慈善事业之上的，这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个人资金支持。
一项来自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 (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2018年的数据报告显示，美国艺术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捐赠收入、来自个人及家族的支持和基金会，而来自政府的支持大约只占博物馆每年预算的15%。这项统计数据是基于2003-2017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08家美术馆作出的，涵盖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的时间段，因此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
2003-2017年北美208家美术馆平均收入来源成分及相应占比数据图
数据来源：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
2003-2017年经济危机前后北美208家美术馆4种主要资金来源方式及比例图
数据来源：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
另一项来自《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多家美国重要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中，约有40%的人从事金融行业，或从中获利，而其他许多理事的财富来源则归功于房地产以及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行业。这些董事会成员们不仅为艺术机构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更可以利用他们的人脉为美术馆的项目和开发计划寻求资源的优化。
美国重要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财富来源分布图
©️ Sarah Almukhtar and Alicia DeSantis
艺术机构对个人、家族及公司资金支持的依赖在2020年延续至今的疫情冲击下则进一步深化。The Art Newspaper 2020年的年度调查显示，19年以来，因为被迫闭馆的缘故，全球访客数量最多的100家艺术博物馆的整体参观人数在2020年下降了惊人的77%--从2019年的2.3亿下降到只有5400万，这让艺术机构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来自门票和艺术商店的收入雪上加霜，加上08年以来政府支持的不断紧缩，也意味着艺术机构接受来自私人的赞助将会越来越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2020年巴黎卢浮宫的参观人数比2019年下降了72%
©️ Reuters/Alamy Stock Photo
或许比起单纯地针对某一个人或某家公司，我们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资金来源是可以接受的？”美术馆馆长协会AAMD为全美227家博物馆成员提供了被迫出售藏品时的规范，但却没有一条内容说明他们应该接受怎样的资金来源。包括大都会博物馆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韦斯 (Daniel Weiss) ，AMMD执行董事克里斯汀·安娜格诺斯 (Christine Anagnos) 在内的艺术行业从业人员都认为这一问题是深刻和复杂的，不同的地区和社群对于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有不同的标准，这并没有达成共识，另外丹尼尔·韦斯认为美术馆需要确保的是这些资金被用来完成机构的任务和项目，以及利及大众，而不是仔细审查某个赞助者的履历，以规避来自道德方面的非议。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近年来，艺术机构为了避免董事会成分过于单一或集中而试图在结构中囊括更多多样性的努力。美术馆馆长协会的分析指出，许多艺术机构都在董事会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诸如艺术家或学者这样的专业人士，以及女性、LGBTQ和少数族裔，以确保重大决策不是在权力拥有者的影响下单方面作出。
近500年前，权势盛极一时的美第奇家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金主，揭开了艺术赞助的篇章；500年后，葬于美第奇小圣堂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的尸身从石棺中渗出的液体染污了米开朗琪罗饰于坟墓上的雕塑杰作《晨》与《昏》，开始侵蚀这两具大理石造的俊美肉体。意大利的生物学家和修复师历经8年，从1000多种细菌中反复实验，最终挑选出一种合适的肉食细菌将雕像清理干净。这种名为SH7的细菌慢慢吞噬了昔日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美第奇家族残骸，让艺术品之美重现于世人面前。艺术与赞助由最初的共生，不断演进到此消彼长的危险关系，仿佛成为今日艺术赞助图景的绝妙隐喻。
美第奇小圣堂及雕塑《晨》与《昏》
图片来源：The Italian Tribune
美第奇小圣堂新圣器室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坟墓，1524-1534
图片来源于盖蒂图片社
全球疫情的大爆发和后疫情时代的到来都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的某种脆弱性：看似更多的选择也带来更复杂的局面，不同资本的汇入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之争紧密相连。世界动荡不安，在不断切近的乱局中，面对困难和挑战，积极寻求替代性的方案才是解决之道，艺术将作出怎样的回应，依然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不禁想到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1939年的文章中对前卫艺术寄予的希望：“前卫真正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实验，而是寻找一条能够保持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狂热中运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