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2023｜蔡影茜：当代艺术或许从未全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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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继续，舞台留下
2023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艺聚空间”现场
图片致谢巴塞尔艺术展
艺术全球化的条件，是否真的曾经存在？全球化语境失效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搭建中国的当代艺术与当下世界之间的桥梁？
撰文 / 蔡影茜
现为广东时代美术馆学术副馆长及首席策展人
本文图片致谢巴塞尔艺术展、M+
部分图片由本文作者及Art-Ba-Ba办公室拍摄
博览会是一个舞台，画廊、藏家、美术馆馆长、策展人和艺术家在展会上出现，主要是为了演练定位和交换信息。无论是否有香港巴塞尔，交易都在进行中，尤其是过去三年，资深藏家，画廊和dealer，都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通过pdf完成买卖。对于那些刚刚入场的藏家而言，在线下看到作品固然有一定的新鲜感，但艺术世界之外的金融信号，比如说通胀、瑞信危机和经济下行所预示的投资收益压力，反而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真正动力。展位上的作品被剥离语境之后，资本属性也愈发突出，当大部分普通观众买好几百元门票，排着队等待进入博览会欣赏艺术的时候，那些作为高端资本配置的蓝筹作品，早已进入一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的流通闭环之中。
这几天有关博览会成交信息的综述已经汗牛充栋，作为一个美术馆从业者，我很容易留意到国内民营美术馆在博览会购藏上的策略性。这些交易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媒体效应和潜在观众流量，亦可以令美术馆在将来的认购中获得优先权——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近15年高歌猛进的发展之后，中国国内民营美术馆和基金会的收藏，仍然主要被视为新兴市场上的价格标的。事实上，重要的国际美术馆在从一级市场购藏的时候，并不一定需要直接出资，而是依赖其声誉和对作品公共价值的长期承诺，通过赞助委员会的捐助完成。而画廊和艺术家，也会心甘情愿地将最好的作品，留给这些美术馆，因为他们需要从完整生命周期的角度，管控作品的归宿。
2023年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艺聚空间”现场
图片致谢巴塞尔艺术展
“不仅艺术作品会死亡，产生这些作品的语境，也会死亡。” [1] 这句话由前M+视觉文化博物馆希克资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务主管皮力口中说出，尤为发人深省。因为艺术品的价格刚性和交易信息的不透明，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作品也是有生命的，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不断流通才能生效。本次博览会上的西方蓝筹画廊，高调推出了不少非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引领全球艺术品配置的风向标。但是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语境，对于大部分中国藏家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西方画廊面对中国藏家的鸡同鸭讲其实一直存在，反之亦然。但在冷战结束的九十年代至两千年初蓬勃的国际化浪潮中，大家都对彼此充满好奇，也会有人不断推动故事的讲述。博览会期间刷屏的M+展览“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创造、保存和激活语境的重要性。语境就是艺术作品的舞台，它固然是在复述和重现过往，但也是在为未来的价值创造者和保管人，提供参与、估值和认同的框架。否则，今天大部分备受瞩目、交易活跃的作品，最后都将沦为VIP室或仓库中的某件不见天日的奢侈品。
“拉希德·约翰逊：前日”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
M+希克展厅的“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展览现场
摄影：M+郑乐天
图片由香港M+提供
但是，作为国家和城市核心文化基建的大型美术馆，有时也会成为区域文化艺术发展的“强力吸尘器”，令自发的、规模较小的艺术机构和项目难以为继。今年放开之初一些国内同行秒现的艺术新加坡 (Art SG) ，据说交易情况就不如理想，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新加坡政府精英主导的艺术基建，垄断了大部分公共和民间资源与资本。随着位于吉门营房艺术区，一直以来以研究和驻地为项目重心的新加坡当代艺术中心（NTU CCA）于2021年3月关闭，该区原有的画廊也逐渐撤出。在国家博物馆-美术馆和博览会、拍卖行为代表的市场之间，没有了中小机构和画廊作为缓冲带，作品类型和收藏趣味的丰富性，自然无从谈起。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次巴塞尔以外的香港艺术生态，确实展现了令人惊喜的韧性。几家资金来源不一、运营专业的机构纷纷推出精心策划的主题性群展，部分中型画廊则呈现了以机构收藏为潜在对象的非西方艺术家个展，还有散布于各商业楼宇、工业区和酒店的pop-up项目，同位于会展中心的Art Central和本土艺术家或策展人发起的自我组织项目等等，都使得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来港的观众，获得了多样的交流议题和艺术体验。相较之下，近几年北京、上海各类博览会期间，已经很少见到机构或画廊通过在地议题，为本土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上下文及研究线索的展览，不仅成长中的从业者难以参与其中，藏家和观众也无法获取充分信息。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且有着宏观上的不可抗力，但这些现状也迫使我们反思，艺术全球化的条件，是否真的曾经存在？全球化语境失效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搭建中国的当代艺术与当下世界之间的桥梁？
“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 III”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
“朱凯婷：you, trickling”展览现场，PHD Group
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
当然，表面的繁荣与蓬勃背后，难免暗涌流动。虽然国内艺术机构的空间在不断收缩，但是从业者和艺术家，多年以来也习惯了在灰色地带之间游走。香港作为一个高效的公务员社会和后殖民都市，有着与内地不同的法治体系和执行效率，从而令身在其中的个体，对于身份差异和体制压迫，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我在本次博览会中还参加了另一个主题为“游走多极化：在多中心世界中的制度实践”的对谈，来自不同机构背景的嘉宾，对于未来世界的走向，可能并不如组织方提出的主题乐观。在会外与多年未见的同行及朋友的交流，也加深了这种忧虑：我们都曾一度怀疑从事艺术的意义，并且共享着疫情的创伤和星球尺度的生态危机，但作为一种并非土生土长的表达形式，当代艺术或许从未全球过。
注释：
[1] 笔者作为对话嘉宾参与巴塞尔2023年3月25日上午举办的“介入大湾区：重构大尾象工作组历史档案”，此处引用嘉宾皮力的讲述，与原话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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