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研究“外卖”，到构建一个“社会实验”式的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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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美术馆 #创始人、馆长：潘宏政
#弘是一个美术馆，一个社会实验，也是学术研究的载体。
弘美术馆，温州
摄影：陈颢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我们想创造一种新的语境，把艺术往下拉一点点，也把学术往下拉一点点。我们会偏向于以社会学的方式去切这个角度，最终能够提供与老一辈美术馆不同的范式，其实我给弘美术馆的定位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品’。”
采访、撰文 / 马君怡
图片致谢弘美术馆、没顶公司
弘美术馆，温州
摄影：陈颢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将于2023年8月26号正式开馆的弘美术馆位于温州市中心的威斯汀酒店五楼，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谢杰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与许多美术馆的“白盒子”式的呈现不同，弘美术馆是一个拥抱人群、面向社区的“弧”，以平视的姿态与窗外的城市全景相呼应。
弘美术馆的筹建脉络与创始人、馆长潘宏政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和视角密不可分。潘宏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以及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他把弘美术馆定位为一个社会实验品和学术田野，以学术为基础、美术馆为载体、社会为对话主体。潘宏政强调，“温州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以流动性著称的城市”，弘美术馆旨在以温州的独特性为支点，成为促进艺术与社科、本土与国际、当代与传统、公众与社区、学术与生活之间对话的桥梁。
弘美术馆，温州
摄影：陈颢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弘美术馆标识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弘美术馆对“温州性”在当代语境和文化生态中的内涵的认识、梳理、提炼，与潘宏政自身作为中国研究与社会学的学者的成长，及对自身温州人身份的洞见，也将是两条在交织中共同向前的路径。在弘美术馆开馆前夕，Art-Ba-Ba对潘宏政进行了专访，请他与我们分享和探讨了美术馆运营新范式的生成、在地性的拓展和意义，以及弘美术馆的定位、使命和展望。如同其视觉标识所表现的那样，弘美术馆像是一波声浪的集合体，行将激起怎样的知识的碰撞、思想的共鸣、文化的触动，我们拭目以待。
潘宏政，温州弘美术馆创始人、馆长。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硕士。“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参与者。游走于上海，广州，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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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艺术往下拉一点点，也把学术往下拉一点点
Art-Ba-Ba：
先与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特别是你的求学背景和经历？
潘宏政：
我于1993年出生在温州，在北京念高中，大学去了旧金山，最开始学的是工商管理，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也是跟家里闹了很久的矛盾，最后辅修社会学。毕业后回国期间，我找到一个工厂潜伏打工了大概三个月，目的是想亲身体验一下马克思的劳工异化理论在当代的中国是不是还成立。也因为这段经历，我遇到了一位很投缘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系的蔡玉萍教授，并成为了她的研究助理，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我申请了牛津和剑桥，最后在剑桥大学的东亚研究系里和Professor Adam Yuet Chau做中国研究，我的课题是“外卖”——在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以平台经济跟数字化劳务工为研究主体。之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的第二个硕士则是社会学专业本身。关于接下去读博的计划，我想把研究课题转换到外卖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
Art-Ba-Ba：
最初是什么机缘让你开始接触艺术？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你对艺术的感受和认知是怎样的？
潘宏政：
应该是高三的时候，当时准备好了留学的事宜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空闲。有点像是“跟风”似得买了单反相机，在旅行中拍很多照片，但我在批判自己照片好坏方面很不足。于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开始去美术馆，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很感兴趣，会特别去研究油画的构图和色彩，想要通过这样的学习精进摄影水平。看到的东西多了，就想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于是开始阅读艺术史的书，比如说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这样比较基础的，后来也有研究艺术家杉本博司，等等。慢慢地，艺术的语境就变得更丰富了。再加上转到了社会学专业之后，我对于艺术的切入多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而不再是单纯的视觉上的好看与否；我开始能看到艺术作品背后的理论框架，以及它的对话主体，这是一个令我感到欣喜的全新体验。
Art-Ba-Ba：
2022年，你在广州参加了由项飙，何志森以及段志鹏所发起的“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项飙不仅是权威的社会人类学家，还是你的温州老乡。参与工作坊、包括与项飙的接触和交流对你开美术馆的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潘宏政：
我想项飙老师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提供了一种范本，他是温州人，又是现在华人学者中做社会科学研究非常出色的。而他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之后，也很积极地回到了中国的语境里面，成为了一位被一部分人诟病的“网红学者”。但是，我认为他这样积极与公众沟通的态度和做法，包括发起工作坊等实践，对我有着很大的启发，让我意识到跟公众沟通的重要性。在广州参加“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是我正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实验品和信息的集合体的开端。我也从而获得了一个去生产不一样的话语和观察更多元的情绪的机会。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了从大学以来一直在海外的我做社会学的局限性，也让我更深刻的反思了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去做中国研究可能有的傲慢和自不量力。在组织沙龙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公共性，进一步找到了与公共对话的意义，更逐渐找到了弘美术馆的定位——弘是一个美术馆、一个社会实验，也是学术研究的载体。
“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海报
潘宏政参加“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时在广州家中举办沙龙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Art-Ba-Ba：
作为艺术的“圈外人士”，你认为你能为常规的美术馆运营模式，赋予怎样的视角或者说独特性？另外，你是否会主动地去打破历史悠久的美术馆框架结构的包袱？
潘宏政：
我觉得有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被动是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再加上是一个新生的美术馆，运营资金也有限，所以很难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完整的美术馆框架。就主动方面来说，传统美术馆对话的主体是艺术本身，我们美术馆对话的主体则是社会本身。另外，与传统的机构相比，它们可能会更在乎去提高公众的鉴赏力和审美力，对于我们来讲，拓宽审美力和鉴赏力的语境要重要得多——我们想创造一种新的语境，把艺术往下拉一点点，也把学术往下拉一点点。我们会偏向于以社会学的方式去切这个角度，最终能够提供与老一辈美术馆不同的范式，弘美术馆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品”。
弘美术馆，温州
摄影：陈颢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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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赋予我机构的身份去了解中国社会
Art-Ba-Ba：
作为馆长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美术馆的组织架构？你们的团队又有怎样的特点，比如是否更加注重培养年轻力量、偏研究性、海归背景？
潘宏政：
自有了想做美术馆这个概念以来，我就一直非常反对“馆长”这个称呼，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德不配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讨厌站在台前的人。但是去年一年在广州的体验改变了我蛮多想法，在那之后，我对走到台前的反感程度就下降了一点。美术馆会有我的精神。
关于美术馆的组织构架，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晰。不过，这种“不清晰”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前，真正意义上美术馆的内部员工只有三个人，有趣的是我们得到了来自身边朋友们的各种帮助，把这一点与美术馆创立在温州联系起来，就有了一些社会学议题的感觉，因为我们发动身边所有的力量做美术馆，真的有点像七八十年代温州企业在创业伊始的情形。我在参加工作坊的时候和广州扉美术馆的首席策展人彭雪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现在她已经离职）。因为我们实在是人员紧缺，在一两周前我就给她打了电话，寻求她的帮助并同时可以借此合作一个项目，比如可以叫做“拯救朋友的美术馆”，这个项目由两个主体组成，一个是她来拯救我的美术馆，另一个是我和我的美术馆被她拯救，然后我们两个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做记录。虽然最终呈现方式还没有成型，但在很大程度上会去叙事一种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新生代美术馆常会遇到的困境——为什么招人会这么难？为什么大家对于做美术馆的决心跟韧性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再具体到，二、三线城市美术馆的困境又在哪里？我希望能由此提供一种比较有趣的范本。
另外，有没有海外背景不会是我们特意追逐的。美术馆主打的是温州的在地性，为此，事实上，我认为我的海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我对温州的了解。几年前刚回国时，我还是很坚定甚至很傲慢地把西方性等同于现代性来对待。但待了两三年之后，我就意识到西方性根本无法构成现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性这个词就非常虚无缥缈。
Art-Ba-Ba：
如果遇到针对美术馆严肃性和专业性的质疑之声，你会如何回应？
潘宏政：
我们肯定会受到非常多的质疑，但这样的质疑，反而让我更感兴趣，因为这等于反向地为我提供了一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作为美术馆主体，我们的立身之本将是比较强的社会科学精神，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自我反思，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提炼一些质疑和矛盾，思考该怎样审视遇到的困难，然后做一个可视化的呈现。这些也都会成为我作为社会学学者做中国研究的宝贵的生产资料。这也是我做美术馆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美术馆赋予我一个机构的身份去了解中国社会。因此，我觉得我和美术馆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美术馆就是我做社会学和中国研究的一个更大版本、辐射范围更宽广的媒介。
弘美术馆创始人、馆长：潘宏政
图片由弘美术馆提供
Art-Ba-Ba：
据我们所知，除了美术馆本身的空间，你还计划在温州开设艺术家驻留。是否可以与我们具体聊一聊相关的项目企划？
潘宏政：
我们目前还没有特别具体的企划。但是我们想做的不单单是艺术家驻留，我们同样希望能够给很多需要做田野调查的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平台和通道。因为在温州，聚集着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业，我们计划与当地企业合作，开放艺术驻留和社会科学田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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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温州性”的叙事范本
Art-Ba-Ba：
你前面提到弘美术馆会以温州的地方性和本土性为重点。你希望弘美术馆对温州的人文生态能产生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另外，弘美术馆在实际运营时，艺术的落点究竟会在哪呢，或者说社会学与当代艺术将以怎样的方式交织？
潘宏政：
第一个问题对我来讲特别难。因为我在温州生活的时间特别少，对温州的艺术生态的了解比较有限。我以前也会因为不喜欢社会对温州的刻板印象，而排斥自己作为温州人的身份，也是去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做了对比，才发现自己身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温州性。我非常赞同项飙老师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中提到的：
“我是中国人，这不是一个骄傲不骄傲的问题，我就出生在这个文化里，就跟我是温州人一样，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
这也是我这两年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温州性的一条很重要的路径。其实对于弘和我也是一样的，这不是一个骄傲羞耻，亦或是要被美术馆“高级”的身份束缚的事情。出生成长并被温州这座城市所浇灌是我们不可逃脱的宿命。去拥抱和嚼透温州，以社会学的方法论（Seeing the general in particular 在个体性中找共性， Seeing the strange in familiar 在想当然中找蹊跷）来审视和提炼现实生活中的琐碎，再辅以美术馆的机构身份去解构和诠释这座城市的温州性。慢慢改变大家对日常生活的感知，从而去激发一种新的“生活感” 是我们美术馆的使命和愿景。
我们现在预想的是一年出品两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与当代艺术有关的展览，另外则是以美术馆的身份去生产一系列与温州相关的展览。然后我想给跟温州相关的展览取一个名字叫做 “物体系”。例如我一直想深入的一个主题叫做“温州妈妈的衣服”，探讨从七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以类似于我母亲这样的温州女性为主体，看她们的审美取向的变化与社会条件、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联系。另外，我们也有考虑以温州家庭为出发点看一些民俗现象，其实都是希望为温州做一个理论的疏通、疏解和再生产。
Art-Ba-Ba：
能不能具体聊一聊你在当下对“温州性”的理解和定义？
潘宏政：
前面有提到的，利用身边所有的空间、关系来达到一种效率的最大化，这对我来说是“温州性”的一部分。另外，“温州性”具有非常强的世界性。数量众多的温州人流动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然后他们回到温州之后，也与一些民俗产生冲突或者说交叉。我对美术馆的定位便是以机构的身份去阐述“温州性”，把展览做成为“温州性”的叙事范本。
Art-Ba-Ba：
弘美术馆的开馆展为徐震个展。这一合作的契机是什么？开馆展又是如何投射美术馆定位的？
潘宏政：
开馆展能邀请到徐震老师非常幸运。说实话，当时徐老师是我微信里唯一的一位艺术家。我跟他沟通了很多次我做美术馆的思路和想法，也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在我看来，徐老师的作品特别直接，冲击力很强，观众并不需要掌握一套知识体系，任何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抓住他作品里的意味，这一点对温州的观众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此外，比如他的“永生“系列，讲述的是东西方雕塑的交互和碰撞，和整座城市近现代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相近的，这个系列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里和温州的全球性、温州在全球的话语权里达到我认为的比较合适的桥梁的效果。
徐震®，《异形4- 唐三彩载物陀俑》，2023
陶、矿物颜料，31 x 17 x 43 (H) cm
图片由没顶公司提供
Art-Ba-Ba：
弘美术馆马上迎来开馆，现在它给你带来了哪些思考？
潘宏政：
我前两天在读许倬云的《许倬云问学记》，其中一个章节“知识分子的宗教“写得特别好，我自己也感触很深，就是做学术有点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样的学科会在不一样的初级阶段赋予你不一样的技能，社会学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就是赋予我包容和洞察力。社会学一直强调的是“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让熟悉的事物变得新奇），它让我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很多问题，并且在一些带有个人消极情感的时刻，社会学的方法论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去主观性的尝试。弘美术馆是一个温州人的美术馆，前来参观的人并不一定能学到什么东西，我想要去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审视生活的视角和乐趣。我希望通过美术馆去提炼现实生活中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慢慢地改变大家对日常生活的感知，从而去激发一种新的生活感，也就是“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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