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入贫困的女孩：上进心，成了我负债的开始
大家好，我是田静。
上进、提升、赚钱，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美好心愿。
但它也可能被利用，化作一个名为「报班考证」的陷阱。
最容易掉进去的，往往是挣扎在温饱线上，渴望更多收入的女性——
宝妈、学生、失业者……
越上进、越贫困，成了她们挣扎不脱的真实困局。
“最适合女生做的职业”
数不清多少次，刘婷在互联网上刷到职业培训的广告。
但没有哪一个，像“健康管理师”这样诱人：
行业缺口巨大，择业空间高、拿证快；
不限专业背景、收入高、时间自由；
通过考试后，还有千元不等的补贴等于免费学习，最适合女性做。
思考再三，抱着技多不压身的心态，刘婷顺着链接联系到了老师进行咨询，并支付了3280元的学习费用。
这笔不菲的支出，约等于刘婷一家四口2个月的生活费。
这也是刘婷在自己身上，花过最大的一笔钱。
30岁的她，生活在辽宁小城，有2个孩子，是个全职妈妈，也是新闻里“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中的一员。
为了赚钱，这些年刘婷做过微商、卖过衣服、干过饭店的备菜师傅。
但因为高中学历，加上要照顾孩子，她的职业生涯始终在打零工里转悠。
刘婷想免费学习拿下证后，像广告里那个宝妈一样创业，“有钱后就不用看人脸色了”。
和刘婷一样，邹雯雯也被“最适合女生做的行业，月入过万”这样的培训广告话术吸引。
25岁的邹雯雯来自四川，大专毕业后来到广东打工，目前在东莞一家小工厂做跟单员，每个月工资5000元，缴纳房租后所剩无几。
看着网上同龄人副业做得风生水起，买了房和车，她决定把“干副业”提上日程。
她尝试过发传单、送外卖，工资日结且劳累，“离财富自由远得很”；
拍过短视频，但生活着实没什么可拍的，只能后知后觉翻拍段子，粉丝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还做过枪手写评论，但入行门槛低，干的人多，很快就失业……
副业失败后，邹雯雯想了很多。
她最后总结出一点：这些兼职谁都能做，很容易被取代，“你想想，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很快就被取代了吗？”
她被“配音”课程吸引了。
广告里，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对着话筒录音，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也可以和我一样，靠声音赚钱”。
另一边的课程顾问则将机构里成功案例发给她，承诺“我们是大公司”、“还提供兼职平台”。
邹雯雯支付了6980元的学费，如同购买了一张未来理想生活的入场券。
△“教务老师"信誓旦旦保证月收过万
大学在读的胡静则为这张“入场券”花了3500元——她在一所民办高校学文秘专业读大三，面临着就业压力。
胡静看到了广告里关于心理咨询师“不用本专业、可兼职”的介绍后，决定考下相关证书，为找到稳定工作增加砝码。
“以后做心理咨询师按小时收费多好，实在不行还可以做社工、当幼儿园教师，证书都是加分项，生孩子后也不容易失业，有证总比没证好。”
此外，PPT设计、剪辑、手绘、写作等等工作，因为工作时间自由、可以居家办公且时薪高，在广告里都被誉为“最适合女性”的职业，吸引了不少想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报名。
上进，坠入贫穷的开始
但购买了昂贵的“入场券”后，等待她们的并不是美好生活，反倒是更沉重的负担。
邹雯雯发现，买课后，自己的生活更糟了。
在录音行业，如果想要录制优质的作品，除了本身声音要足够优秀，还需要优越的录音环境。
她在广告视频里看到的配音年轻女孩，她们所在的专业录音棚，在东莞当地租赁，每小时要花300元左右。
△某配音课的宣传
如果还要自行购买设备，最便宜的声卡需要数百元，还需要配备能后期制作录音的电脑。
对支付了昂高学费的邹雯雯来说，这无疑又是一笔巨大开销。
但为了能够从事心仪的行业，邹雯雯咬牙置办了设备。
刘婷也感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决定报班后断崖下跌。
自从决定好好复习考试营养师证之后，刘婷每天需要抽出2个小时打卡、学习。
为了通过考试，刘婷不得不减少了兼职频率，收入锐减，“夏天走在路上，3块钱的饮料都舍不得买”。
邹雯雯、刘婷原本只是想通过上进学习改变贫困的现状，没想到“上进”成了她们坠入贫困的第一步。
在《东京贫困女子》一书里，作者中村淳彦也提到了“上进”致使女性贫困的原因：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贫穷的人们不会去思考其中的原因，反而会着魔似的浏览那些印着各种职业资格的免费传单。然后，他们会为了取得那些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学习自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所以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窘迫。」
同时中村淳彦也提到，学习并不能改善贫困女子的境遇，“即使学有所成，取得了相关的资格证，能从事的也只有不存在生产行为的事业，想要逃离贫困，依旧是希望渺茫。”
△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贫困—新连锁的冲击》
学有所成但无法从事相关行业，也在邹雯雯们身上得以体现。
邹雯雯准备从事配音时才发现，“这个行业看人脉、看天赋”，而这两个决定性因素是靠培训无法获得的。
另外，配音行业已高度饱和，许多科班出身的，就是因为找不到就业机会，转行成了培训机构的老师。
邹雯雯作为非科班出生、只上了几节网课的人，连试音的机会都无法得到。
而胡静则发现，自己报名的是“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而不是她认为的“心理咨询师从业资格证”。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能证明她上过相关的课程，并不意味着她能够从事相关行业。
“就好比我想到当医生，应该去考取执业医师证，但现在我被培训机构叫去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对方发给了我一张结业证书，只能证明我学过内容。”
刘婷也遭遇了“证书贬值”。
她苦心复习3个月，才发现自己报名的也是培训类课程而非从业资格，自己也没有资格报名健康管理师考试，满脑子都是“上当了，补贴拿不到手了”。
或许时间会抚平时间花费和财力成本带来的短暂贫困和心理落差，但报名考试的女性们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难题——贷款。
当邹雯雯发现自己无法通过声音变现时，已债务缠身——
她无法一次性支付6980元的学费，根据老师的提示办理了分期贷款，分12个月还完，每个月还款约600元。
此外她用小额贷款分期购买了声卡、电脑等等设备，每个月还款约在1000元左右。
但课程顾问却拒绝了邹雯雯的退课申请，推脱为她自身能力不够，甚至还给她推荐了更为昂贵的进阶课程，鼓励她坚持学下去。
“这背后和职业教育机构急功近利离不开关系。”在媒体工作、跑教育线的蒋珊说。
这几年蒋珊接触到过许多类似的维权投诉，其中大部分女孩都带着想改变当前状况、提升自己的愿景报名学习，但最后都事与愿违，越来越贫困。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在线职业培训机构的初心不是帮助更多女性提升，而是将女性的焦虑当作切口，进行用户收割。”
蒋珊解释，许多职业教育公司在课程上花费最少，甚至有一些在线职业教育公司往往会花数万元制作一套录播课程后，便疯狂开始售课。
这些公司为了收割更多女性收取学费，会根据当下热点密集的制作、投放广告引起女性共鸣。
比如全职妈妈在乎收入，大学生在乎就业，并以此为蓝图给许多渴望改变生活的女性造梦。
造梦需要不断地广告洗脑，营销费用贵，导致职业教育机构现金流吃紧。
为了缓解现金流难题，不少教育公司会和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学费贷”的形式将回笼学费，随后投入到更猛烈的营销中。
因此，不少学生在同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协议后，也同金融机构签订了借贷协议，“学校招了学生，学生通过金融公司贷款支付学费给学校”。
这也导致了三角债的产生。
一旦涉及到退款，就得学校先同意，然后学校再将剩余的钱给到学生或者金融机构手里，才能解除贷款。
对于培训学校来说，退款注定是一件难事。
于是，贷款成了压在这些女性身上、难以推翻的大山。
为了偿还每个月的贷款，邹雯雯、刘婷不得不寻找一些日结、简单的工作兼职来解决眼前的债务和生存危机。
但这些兼职往往重复、琐碎，没有上升空间，收益依赖于时间堆砌，收入微薄。
她们又进入了焦虑，开始谋划如何通过副业开始改善生活。
而这，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头。
如果你经常上网，对培训广告肯定不陌生：配音、心理咨询师、营养师……
在那些视频里，普通人离高薪收入只差报名和上课的距离，好像只要购买了课程，就能轻松月入过万。
培训广告构建的蓝图，吸引了许多在职场处于弱势的女性。
她们因为性别歧视、母职惩罚，只能在职场底端或者零工中打转，收入也只够温饱。
为了摆脱贫困，她们想靠报班考证改写命运，没想到在贫困陷阱中越陷越深，难以抽身。
在《东京贫困女子》中，作者中村淳彦记录了许多致贫的故事及原因，包括债务、原生家庭、疾病、离婚等。
但无论什么致贫原因，生活真正跌入谷底，都是从没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开始。
与「稳定收入工作」相对的，是非正式雇佣，即“临时工”。
不少跌入考证陷阱的女性，做的多是这样没有上升空间、随时可能离职的琐碎工作，收入远比平均收入低。
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份好工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女孩们，如果想要跳出“越努力，越贫困”的怪圈，你就得像大多数男性那样，努力去从事那些看起来门槛高，但可以参与生产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