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强奸犯捧成励志网红，这是什么“纯狱风”？

大家好，我是田静。

不知何时起，网络上刮起了一阵诡异的“纯狱风”。 

刑满出狱的人，成了浪子回头的典范。

强迫卖淫、性侵等重罪，都成了流量密码和荣誉勋章。

他们转型做起网红，摇身一变成为励志偶像。

一有质疑，粉丝们便会上前维护：“凭什么不给别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样的“纯狱风”，还是算了吧

我在某书上，遇见了一位不一样的“哥哥”。

他大大方方表示自己刚刑满出狱，准备创业，还晒出自己的“释放证明书”。

△天郎哥哥的释放证明书｜图源：小红书

做自媒体，则是为了“记录生活”。

在自我简介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重获新生”、自尊自强的“好男儿”：

「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施舍，会用双手，靠能力撑起这个家。」

「我为年轻的错，付出了代价。人生在世，孰能无过。」

 △天郎哥哥的某书已经搜查不到｜图源：小红书

评论区，是一片岁月静好的和谐圣光。

有人安慰他，“不要灰心，好好做自己，加油！”

 △评论｜图源：小红书

有人用理想写诗，“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光，做好自己。”

△评论｜图源：小红书

仿佛面对的，是一个不畏世俗、冲破枷锁的英雄人物。

尽管满口“改过自新，重新开始”，这位哥哥却从未说明自己犯下的是什么罪。

根据他晒出的信息，有人发现，他在2017年因为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

△天郎哥哥的刑事裁定书｜图源：北大法宝

根据刑事裁定书，他和同伙曾把一个未成年女孩骗到湖北某省。

为了让她乖乖接客，用暴力手段不断殴打，打到听话从命。

在他如今的悔过心路历程里，有对父母的亏欠，对自我的规划。

但我唯独没看到对受害者的歉意。

截至发稿，“天郎哥哥”的账号已经被封禁。

但这样的“纯狱风”流行，并非个例。

前段时间，就有“强奸犯转型当网红卖卫生巾”的事件曝出。

当事人名叫黄贵，网名“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

最开始，他是以“寻亲”噱头走红。

这篇长文自述，如同一枚感情饱满的催泪弹，让他收获一票同情，斩获12万粉丝。

 △图源：抖音

1995年生的他，从5岁起，就开启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被拐卖、转卖，在三、四个收养家庭间流转。

养父母的打骂，同学的欺凌，让他早早辍学，交上一帮狐朋狗友。

酗酒、打架，最终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接受再教育。

这个社会大学，指的就是监狱。

而黄贵当年，是因为持刀强奸而入狱。

 △黄贵的刑事判决书｜图源：网络

受害人当时也不过15岁，期间多次劝阻、反抗，仍旧遭到了侵犯。

服刑完毕的黄贵重回社会，发现养父已经去世。

他来到深圳，拿到了一份主播的工作，做起了直播带货。

因为粉丝多为女性，他干脆卖起了卫生巾、内衣洗液、护肤品，趁机赚一票。

△网友的整理曝光｜图源：微博

但最让我惊讶的，不是他可疑的“寻亲故事”，不是他偏贵的商品定价。

甚至也不是他转头用从女粉这里赚来的钱，在夜店豪横地叫上40个女孩陪酒。

△黄贵的潇洒开销｜图源：抖音

而是强奸犯身份坐实后，仍旧力挺他的人。

有人宽慰他，“坐过牢的，都是有本事的人”，仿佛他犯下的不是罪行，而是值得崇拜的义举。

还有人甚至认为对黄贵的讨伐不公平，言之凿凿“受害者也有责任”，女孩应该感谢“被上了一课”。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

这段过去，似乎没有对黄贵产生任何影响。

他继续更新日常、直播带货，愿意买单的仍旧大有人在。

△黄贵的评论区｜图源：抖音

对于这样荒诞的“纯狱风”，我不仅感到荒诞，更感到愤怒。

性罪犯轻松翻篇，重启人生，在赛博世界招摇过市。

我很难想象，那个受到侵害的女孩，看到轻松和过去告别、直播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黄贵，以及这些高唱赞歌的评论，会当作何想？

“强奸犯，就不该有人权？”

在互联网上，确实还有不少转型做网红的刑满释放人员。

因为这行门槛低，且“服刑”二字也自带流量。

2018年，四川绵阳曾有一位“最美诈骗犯”。

这个叫卿晨璟靓的女孩，因为长相漂亮，随着警方一纸通缉令走红全网。

△警方发布的通缉令｜图源：网络

她曾是一名“酒托”，与同伙作案金额高达140万。

2020年11月，卿晨璟靓出狱，成了一名“网红”。

她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邀请下，拍摄反诈宣传视频，为的是起到警示作用。

△反诈视频截图｜图源：网络

她的动机很简单，并非为了致富，而是想洗心革面，做一些事回馈社会的帮助。

当然，因为争议，警方未再和她合作。她也没有继续当网红，而是做起了小生意。

刑满出狱者，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群体。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留案底”几乎是他们人生路上，一块难以移开的绊脚石。

按照法律，有期徒刑是明码既定的刑罚，惩罚的是过去的所为，而非空白的未来。

而服刑完毕，似乎为过去，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在实际生活中，“罪犯”的烙印始终不会消退。

他们可能在就业、婚恋、租房等事项上，受到歧视。

我并不想将刑满出狱者一棍子打死，将他们与普通人严格区隔，呼吁严刑峻法，无差别剥夺罪犯的一切权利。

但我更不想鼓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陈词滥调。

罪行有轻有重，案由各不相同。

有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亦有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而性犯罪，就属于重罪中极其特殊的一种。

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性别剥削，是对女性的物化，也是伴随一生的创伤。

性罪犯受到宽容、追捧、轻而易举地一键重启人生，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一场集体凌辱。

重新开始，不是一笔勾销

有人可能会说：都是服过刑的，为何要对性犯罪区别对待？

因为性犯罪，是个再犯概率很高的犯罪类别。

一项研究曾统计中国2006年至2016年近万例性犯罪者样本，发现他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几率为12.8%。

△强奸、性侵儿童、组织卖淫等性犯罪的再犯率统计｜图源：新浪新闻

为了降低性犯罪的再犯率，有的国家已经实行额外的监控手段。

比如韩国，就从2008年开始，要求刑满释放的强奸犯佩戴“电子镣铐”。

这其实是一种定位装置，它在经过学校、居民区等特定区域，会发出声响。

既能掌控对方的位置和状态，又能对普通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英国，则有从业禁止，限制性犯罪者从事所有教育行业和社会福利行业。

受到限制的，还有出行自由。在加拿大，有过儿童性侵案底的人，不得进入校园。

在美国和韩国，性犯罪者的个人信息甚至可以公开，人人皆可查阅。

这些措施，确实对降低性犯罪有所作用。

被“区别对待”，这些强奸犯痛苦吗？

当然。

之前韩国有一档新闻节目，采访了这些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者。

有人哭喊，自己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甚至不敢告诉妻子”。

有人表示，“想自杀，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新闻采访截图｜图源：网络

但我却很难有所触动。

受害者摔碎的人生况且难以缝补，性罪犯的“自由人生”，又如何成为一个正当权利呢？

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服刑完毕，并不总意味着审判的彻底结束。

我发现许多性犯罪者口中的「重新开始」，并非是真正的认知错误，改过自新。

他们悔过的，更多是自我为中心式的顾影自怜，希冀的是与过去一笔勾销。

印度女权主义者潘迪曾经采访过100个强奸犯，想找到犯罪的根源。

△潘迪｜图源：网络

她惊诧地发现：这些人，不过是“搞不懂什么叫性同意，意识不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强奸”的普通男人。

除了四个人表示忏悔，大多数人仍旧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甚至矢口否认。

而其中一个表达悔恨的49岁男人，曾性侵过一个5岁的小女孩。

他想到的补救措施，令潘迪大感震惊：

「我觉得很抱歉，我毁了她的生活。她现在不再是个处女，就没人愿意娶她了。但我会接受她的，等我出狱后我就娶她。」 

我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看到一些“强奸犯后来怎么样了”的分享。

大多数人出狱后，娶妻生子，工作养家，过上了正常生活。

与之相对的，则是受害者搬家、改名、挣扎，尝试摆脱过去的阴影。

潘迪在采访结束后，得出一个结论——

每个人都觉得强奸犯是个人出了问题，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国内一度流行一个非常让我不适的“强奸梗”——“三年血赚，死刑不亏”。

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宽恕，难道不是一种纵容吗？

当性不是一种尊重，而是剥削、利用，是金钱可以补偿的错误，是能够用时间轻易一笔勾销的过失。

那么我们对于安全感丧失的恐惧，那些被损害、抹去的女性姓名，又该何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