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社会学情色片，揭露了「深圳二奶村」的真相
大家好，我是田静。
在人们印象里，“子宫买卖”必然与非法活动有关，不外乎“代孕”、“捐卵”。
但在现实中，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更粗暴，更普遍。
甚至，是完全合法的。
香港导演邱礼涛的一部影片，记录了一种曾在珠三角地区盛行数十年的子宫买卖——
一群女人专门给外地工人生孩子，只为跨越一条河岸。
是婚姻，还是长期卖淫？
千禧年之际，我国珠江地区的部分城中村，流行起一阵“嫁港伯生仔”的风潮。
年轻女子以找个香港户籍的“老公”为荣，如果再生个孩子落户香港，便是出人头地了。
不过，这些女性心知肚明，港伯们大多在香港已有合法妻子，与她们的婚姻不被法律所承认。
而所谓的婚姻生活，不过是男方利用工作之便来到大陆，在出租屋内的短暂歇脚。
民间俗称这种关系为，“姘居”；这种关系中的女性被称为，“二奶”。
黄莲花，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前，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坚叔的中年香港人。
对方暗示着自己财力雄厚，举止也是一副大老板模样。
于是，二人吃了顿晚饭，黄莲花便以“内地老婆”的身份，与其租住在了一起。
直到有一天，香港传来噩耗，坚叔死了。是在工地干活时，不慎坠楼身亡的。
坚叔不是什么身价百万的富豪，只是一名收入微薄的建筑工人。
在香港，他已经与原配生了四个孩子，一家人挤住在破败狭小的公寓。
而此时，黄莲花也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腹中还怀着一对双胞胎。
可她不仅没有因此崩溃，更没有回娘家寻求帮助，而是迅速搭上了前往香港的班机。
她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黄莲花曾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阿良，可在他们即将谈婚论嫁时，阿良娶了另一个女人。
理由很简单，对方是香港本地人。娶了她，阿良就有机会获得香港身份。
黄莲花想争一口气，也去嫁个香港人，把户口迁到香港去。
但根据规定，她和坚叔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女儿又没有香港的出生证明，无法拿到身份。
此刻，她肚子里的双胞胎，就是最后的筹码。
只要他们能在香港出生，黄莲花就能以监护人的身份，合法留在香港。
她打听到坚叔的劳工保险赔了一百多万，便想仗着怀了坚叔的遗腹子，分得一笔抚养费。
于是，她以二房太太的身份，敲开了坚叔母亲家的大门。
不料，迎接她的却是一轮极致的羞辱。
坚叔一家骂她是个倒贴的贱女人，只拿了五千块便把她打发走了。
人生地不熟，身上又没几个钱，带着女儿尽早返回大陆，几乎是她最后的生路。
她不想认命，因为已知的活路，比未知的死路更恐怖。
“全村都知道我嫁了个香港富豪，我怎么带着女儿两手空空回去？”
“我是放不下面子，可我没面子，我的女儿也会被人欺负。”
她索性抱着女儿来到了全香港知名的红灯区——深水埗，当地人口中的“鸡窝”。
在这里租下一间廉价公寓，她誓要生下双胞胎，拿到香港居留权。
可是，本想安心养胎的黄莲花，却莫名卷入了一场“谁才是贱女人”的纷争。
谁才是红灯区里最“贱”的女人？
黄莲花搬来的第一天，便觉得自己可能是这栋公寓里唯一的“正经人”。
睁眼，是女儿的哭闹声；闭眼，是隔壁女人的呻吟声。
掉渣的墙上贴满了露骨的招嫖广告，穿着廉价高跟鞋的女人每20分钟下楼一趟。
满口烂牙的毒姑（吸毒性工作者），穿着丁字裤的鬼妹（外国应召女郎），堂而皇之地在街头揽客。
她挺着大肚子出门买菜，都能碰上几个特殊癖好的男人拿着二百元问做不做。
可黄莲花惊恐地跑开后，一群妆容艳丽的女子却马上扑向那名面容猥琐地男子，如夺食一般。
在黄莲花眼中，这群女人简直脏透了，比下水道里的老鼠还令人作呕。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群女子之间，还有着一套严格的鄙视链。
陪酒小姐看不起企街女（站街），企街女看不起毒姑（吸毒站街），毒姑看不起北姑。
所谓的“北姑”，就是与黄莲花一样来自内地的女子，她们出于各种原因沦落至街边卖淫。
这是一种可悲的互踩，也是一种冰冷的警告。
似乎暗示着，假如黄莲花拿不到香港身份，她的命运将如一辆失控的列车，迅速滑向深渊。
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是未来的黄莲花，是她长大后的女儿。
幸运的是，坚叔生前有一个卖保险的熟人，曾经劝说他买了份人身意外险。
赔偿款16万港币，受益人是黄莲花。但想拿到这笔钱，却困难重重。
没有在香港医院做过产检，上次剖腹产留下的伤口还没好全，正规医院不敢接收。
无法在香港生下孩子，就拿不到身份，领不到这笔赔偿金。
根据黄莲花的情况，连社会服务的志愿工都要劝她清醒一点，回老家才是明智的选择。
“这种情况，管理局是不会同情你的。”
这句看似善意的劝告，却激怒了黄莲花：“因为他们没人性！”
事实上，黄莲花只是一个缩影。
2000年，在香港对岸的深圳，仅一个皇岗村，就有五万多个黄莲花一样的“二奶”。
还有更多与她处境相同的女性，甚至没有坐在这里听人规劝的资格。
据香港人类学家谭少薇教授估算：90年代末，每六个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性，就有一人包养了“内地老婆”。
一位名叫肖索未的女博士，曾亲身走入深圳“二奶村”，与这些女性同吃同住，记录下她们的故事。
包养二奶的香港男性，大多并非什么大老板，只是月收入几千块的工薪族、货车司机等体力劳动者。
被包养的女性，大多来自乡村，不一定年轻，也不一定漂亮。
她们的仰视，让那些香港男性找回了缺失已久的尊严，而她们的身体，又帮他们实现了生个儿子的愿望。
这无疑是一种榨取。
孩子，就是这种榨取的“证据”。
仅2001年至2013年，就20多万双非儿童在香港出生。理论上，他们有权申请香港居留身份。
但当时的香港，在内地配偶、子女、父母等亲属办理户籍迁移上，却充满着歧视。
诚然，社工的劝告是为了黄莲花考虑。
但忽视社会结构的缺失，将风险归于个人选择，又何尝不是一种冷漠？
也正是这样的冷漠，让黄莲花不得不采取一项极端的计划，迫使整个社会看到她的诉求。
那天，黄莲花打电话给保险业务员，说自己预产期要到了，求他带自己去医院生孩子。
为了打动对方，她还承诺，等她生完孩子会用全部的保险赔偿金，在他那里买份保险。
业务员接受了这场交易，殊不知，这只是黄莲花的计谋之一。
他带着黄莲花坐上了通往医院的一辆巴士，可才刚坐下，黄莲花的羊水就破了。
危急时刻，车上刚好有一位女性助产师前来帮忙。
经过一番挣扎，黄莲花终于在这辆巴士车上，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而这起巴士车生子事件，很快占领了香港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成为一个热门新闻。
于是，相关部门不得不重视起这件事，他们对待黄莲花的态度，决定了香港民众投选票的意愿。
最终，黄莲花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合法身份，还成功申请到了免费公屋。
她带着三个孩子，把行李一件一件地从红灯区的公寓搬上车，面容疲惫却难掩喜色。
这时，一群叽叽喳喳的企街女走过，黄莲花甩去一个鄙夷的眼神便准备上车。
人群当中，有一位女子认出了她，兴高采烈地喊着她的名字跑过来。
这名女子是黄莲花在内地的同乡，阿葵。
在异乡重逢故友，黄莲花激动无比，有一肚子的话想要与对方说。
“阿葵，我闯出一片天地了，我申请到公屋了。”
“你呢，怎么样？听说你嫁了一个香港人。”
谁知，阿葵接下来的话却让黄莲花嫌弃不已——
自从黄莲花拿了巨额赔偿金回家之后，阿葵的父母看到后十分羡慕。
希望阿葵也能一样“有出息”，嫁个香港人。
可阿葵却遇上了一个香港骗子，骗财骗色。于是，她选择加入企街女的队列靠卖淫赚钱。
黄莲花听到后脸色大变，鄙视阿葵做“不正经的生意”。
而阿葵却一脸嘲讽，反问黄莲花：你出卖子宫，又比我好到哪里去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黄莲花与女儿之后的人生过得如何，我们无从得知。
如黄莲花一样的人生，却在现实中不断上演。
而在影片中，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角色，似乎隐晦地暗示了黄莲花们的另一种命运。
她们的命运，是一条衔尾蛇
在黄莲花租住的公寓里，有一个艺名叫黎钟钟的企街女。
长期吸毒让她面色憔悴，嘴里一口烂牙。
与其他的企街女相比，她显得有些奇怪。养了一群鸡，每天神经兮兮地拜“鸡”神。
不仅如此，她赚到的钱总是打进一个神秘的卡里。
忽然有一天，她开始追着路人问，今年是什么年？
得知是龙年后，她开始疯狂存钱整牙，说是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重要的人，正是她病重的母亲。
当年因为母亲的忽视，她才离家出走，沦为企街女。
当她走到母亲的病床前，奄奄一息的母亲才讲述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黎钟钟一出生，她的父亲和爷爷就相继去世，算命的说她是扫把星，会克死家人。
而她的母亲，不知父亲的第四还是第五房老婆，在家里人微言轻，心疼却保护不了她。
这，或许是一部分底层女性命运的真相。
面对无力挣脱的困境，她们渴望尊严，却只能一代代背上“下贱”的命运。
如今，随着珠三角的经济腾飞，“二奶村”早已消失。
张爱玲曾说：“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
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多少像她们一样的女性，渴望着凭借一纸婚约、一段性关系，改变命运？
很多人会指责这些女性虚荣，其实，她们只是想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不是错。
是社会对女性身体和子宫的定价，使她们滑向一条看上去轻松，实际困难重重的深渊。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色相、子宫，早已成了一种筹码。区别只是交易方式的不同。
合法妻子鄙视情妇，情妇鄙视流莺……一座巨大的鄙视金字塔，压在底层女性的身上。
身处底层的女性，像一条自我吞食的衔尾蛇，循环着无尽的苦难。
当我们用“下贱”形容一位女性时，本质上是在指责对方自甘堕落，因此失去了被怜悯的资格。
这种的鄙视，正是社会冷漠的源头，而冷漠，又催生出更多悲惨的人生。
性工作者，早已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了两千多年。女性依靠着生育能力维生的历史，更是无从计起。
而伴随着它们一同存在的，是人们的“偏见”，它正是促成这种循环的粘合剂。
或许，我们无法让所有女性从困境中解放，但我们可以正视她们的人生，别让“偏见”再制造更多的受害者，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