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学术空间 | 异的考验与译的选择——蓝碁《西厢记》法译本的评介与反思
异的考验与译的选择——蓝碁《西厢记》法译本的评介与反思
杨晓玮 张蔷
内容提要 “异”是翻译研究的重要概念，译者对异的态度决定其翻译选择，进而影响着译本的面貌。对外国读者而言，中国古典戏剧在文学体裁、语言风格及文化风貌上展现了极大的他异性，其海外译介遭遇重重考验。2015年，法国美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典戏剧代表作《西厢记》的最新法译本。该译本由法国当代汉学家蓝碁翻译，是中国古典戏剧海外译介的新里程碑。本文以该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学体裁、语言形式及文化要素三个角度探究译者面对中国古典戏剧文本的他异性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蓝碁秉持着尊重他异性的态度，提倡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保留并传递作品体裁、语言和文化的他异性。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为思考中国古典戏剧如何“走出去”，推动中外文学互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他异性；翻译伦理；翻译选择；《西厢记》；蓝碁
引言
一、还原体裁之异
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体制严格的文学体裁。从结构来看，《西厢记》为鸿篇巨制，由《张君瑞闹道场》《崔莺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张君瑞庆团圆》5本戏组成，共21折（即21幕）。从表现形式来看，《西厢记》集宾白和唱词于一体，尤以唱词为主，并大量化用唐宋诗词的意象与典故。因此，《西厢记》在以“小说”“戏剧”和“诗歌”三分法为基础的西方文类系统中并没有完全等值的体裁，且西方戏剧中的“诗剧”“歌剧”“正剧”等概念均不适合指称这个作品。可以说，体裁的异质性成为戏剧译者面临的一大考验。回顾《西厢记》的法译史不难发现，其体裁之异始终被法语译介者忽视或误读。19世纪初法国早期汉学家在编目中国书籍时，就曾将《西厢记》归入“长篇小说”（roman）或者“对话体小说”（roman dialogué）。在《西厢记》的首个法语译本《西厢记：十六幕喜剧》（Si-siang-ki, ou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 : comédie en seize actes）中，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虽然完整翻译了唱词，并在唱词前标注Il/Elle chante（他或她唱道）等舞台提示，但宫调名、曲牌名等能体现戏剧结构精细之处的术语全被省去不译。而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外交官兼汉学家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则直接将剧本改编为小说《热恋中的少女莺莺：中国13世纪爱情小说》（L’Amoureuse oriole : jeune fille. Roman d’amour chinois du XIIIème siècle），通过增添动作描写、削减和概述唱词的方式抛弃了元杂剧体裁的异质性。
与先前的译本相比，蓝碁《西厢记》法译本的最大特色在于如实呈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体裁特征。这首先涉及底本选择的问题。由于《西厢记》的元代版本并没有流传下来，翻译和研究只能依赖于明清时期流传的各种刊本。据学者考据，现存明清两代《西厢记》刊本总数近140种，不同底本在长度、单元切分、措辞、注释方面有较大差异。在经过仔细比读各底本之后，蓝碁选择以明代弘治年间刊印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为底本。这是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西厢记》刊本，也是最接近《西厢记》原初样貌的刊本。如译者所言，他希望为读者“尽可能呈现最好、最古老、最本真的《西厢记》版本”（Wang Shifu 2015 : LII）。
其次，蓝碁保留了剧中全部唱词，并在唱词前标识音乐符号，用来与宾白相区分。元杂剧是一门演唱艺术，《西厢记》的唱词部分就包含了不下100个曲牌。为了凸显这一演唱性，蓝碁以直译的方式翻译了作品中所有的曲牌名，例如他将“赏花时”译为Au temps des fleurs fêtées（Wang Shifu 2015 : 9），“醉春风”译为Ivre du vent printanier（Wang Shifu 2015 : 28）等，这在中国古典戏剧法译史上尚属首次。此外，蓝碁还借助注释挖掘戏剧术语的文化内涵，使原本枯燥无味的元杂剧知识变得饶有趣味。如他所言，“注释既不能乏味，又要具备有用性 （……）我希望通过注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的宫调名、曲牌名和角色类型”（张蔷、蓝碁 2020：33—34）。例如，他在脚注中厘清对曲牌名“朝天子”的误读：“‘朝天子’源于历史上的一个误用。‘子’与‘紫’同音，曲牌名的本义并不是‘拜见天子’，而是‘紫色的花朵朝向天空’，‘朝天紫’是牡丹花的一个品种。”（Wang Shifu 2015 : 38）上述翻译选择无疑体现了蓝碁对原作的理解与尊重，他完整呈现并充分阐释了体裁之异，使差异易于理解、便于接受，从而全方位地丰富法国读者对元杂剧体裁的认知。
实际上，蓝碁还原体裁之异的选择与他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翻译伦理密不可分。他与《西厢记》渊源已久，1999年在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金圣叹（1608—1661）与〈西厢记〉的评点：关于间接诗学的阅读与阐释》（Jin Shengtan (1608—1661) et le commentaire du Pavillon de l’ouest : lecture et interprétation dans une poétique de l’indirect），此后又从文本评点、精神分析和翻译史角度发表了多篇与《西厢记》有关的论文。这种翻译与研究并重的学术路径使他对中国古典戏剧的体裁特征有着全面且深刻的认识。作为《西厢记》的专业研究者，蓝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写一部伟大的戏剧作品，我们不应该为了使作品适应接受对象的土壤而改变作品本身。”（张蔷、蓝碁 2020：33）因此，完整呈现中国戏剧的体裁特色是蓝碁译本所追求的。这一理念与法国翻译学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 1942—1991）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后者看来，若译者仅以可传达性作为翻译活动的归旨，而全盘否定原文中的异质性，只能产生糟糕的翻译（Berman 1984 : 17）。因此他强调“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Berman 1985 : 88），认为译者面对文本时应坚持“忠实性和准确性”（Berman 1985 : 87），这一翻译选择最终会带来“协同增效”，即语言的丰富与复杂文化网络的扩大。
二、尊重语言形式之异宾白和唱词是《西厢记》正文的组成部分：宾白源自元代口语，大量运用四字成语和文字游戏，富有生活气息；而唱词则化用唐宋诗词，骈俪雅致，极具韵律之美。宾白与唱词结合，展现出丰富的语言张力，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而蓝碁在翻译时尽量呈现源语的形式，必要时以副文本作为补偿手段。
针对宾白中的四字成语，蓝碁通常采用直译的策略呈现汉语的表达特点。例如，他将成语“天姿国色”逐字译为une beauté digne du Ciel, et l’ornement de la nation（与上天相配的美貌，与国家相配的光彩）（Wang Shifu 2015 : 21）。而对于可能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的直译，蓝碁往往借助注释进行释义，追溯成语的出处。比如，他将“斩钉截铁”翻译成fendre le fer, couper les clous en deux（劈开铁，把钉子切成两半）（Wang Shifu 2015 : 103），并在注释中解释道：“这个成语意为他毫不犹豫。另外，‘斩钉’和‘截铁’是宋元演出中两个喜剧人物的名字。”（Wang Shifu 2015 : 103）再如，他将“打草惊蛇”译为battre les herbes pour en débusquer les serpents（敲打草丛以便把蛇赶出）（Wang Shifu 2015 : 292），在注释中他解释了“打草惊蛇”在正文中的含义，并指出该成语源自一则轶事中“汝虽打草，吾已惊蛇”的表达，并认为“打草惊蛇”在元代已经成为可以脱离语境独立存在的成语，在《水浒传》中也多次出现，由此与其他中国古典作品建立了互文关系，补充了额外的中国文学知识。
宾白中的文字游戏同样对译者构成了挑战。《西厢记》的人物对话中常出现基于汉字字形的文字游戏，难以通过法语单词还原。然而，蓝碁巧妙地以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基本实现了字形与语义的双重传递。以下试举一例：
原文：君瑞是个“肖”字，这壁着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王实甫 2014：230）译文：Junrui est, pour le caractère, un être digne de ses parents, avec à ses côtés un homme campé debout ! Et toi, tu es un pouce de bois, porte cochère de cheval et torchon à cadavre ! （Wang Shifu 2015 : 344）回译：君瑞是一个在人品上与其父母相称的人，一个站立的人！而你，你是一块木头，是一扇马车进出的门，是一块裹尸布！
这段台词选自《西厢记》的第五本：郑恒想求娶莺莺，不料遭到了莺莺的侍女红娘的咒骂，因为在后者看来，张君瑞是正人君子，而郑恒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在这里，红娘使用了一个拆字游戏：即将“俏”拆为“亻”和“肖”，并将“肖”字作“孝”字解，夸耀张君瑞一表人才且人品正直。译者在正文中很好地传达了称颂张君瑞人品的第一层含义，并在注释里解释道：“红娘解释说君瑞是个‘与其父母相称的人’，即‘肖’字，（肖）旁边有个‘站着的人’，即‘亻’，这就产生了‘俏’，意为‘英俊的人’。”（Wang Shifu 2015 : 344）同理，“木寸”“马户”“尸巾”由“村驴屌”拆字得来，译者在正文中呈现了拆字游戏的字面意义“一块木头”“进出马车的门”和“裹尸布”，并在注释中解释了这几个汉字的结构，使读者理解原文含义，并欣赏到汉字字形的美感。通过直译加注释的方式，蓝碁忠实地传达了文本含义，并确保了语言形式的异质性被传达、被理解。
蓝碁这种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对于法国汉学戏剧译介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对翻译忠实性的坚持。自19世纪初汉学作为独立学科确立以来，法国汉学家便将在欧洲人文社科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语文学”（philology）研究范式纳入本学科的研究，旨在对字词的字面意义进行阐释，通过解构文本，“打捞起已然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那些文明活动的真实形态和细节特征”。19世纪，儒莲在首译《西厢记》时，就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借用当时论者的评价，他在翻译时“仅充当一块透明玻璃，力求毫无改变地传达国外作者的思想”（Wang Shifu 1872-1880 : III）。例如，儒莲将上文提到的成语“斩钉截铁”直译为couper un clou ou briser un morceau de fer（切断钉子或打碎铁块）（Wang Shifu 1872-1880 : 108），力求准确地还原汉语及中国文化信息。蓝碁沿袭了前辈汉学家视戏剧文本为历史文献的传统，力图通过紧贴原文表达风格的翻译还原文本蕴含的中国风貌。作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古代中国历史和语文学”讲席教授，他专设“虚构与历史的重写”戏剧阅读课程，旨在超越单一维度的文学鉴赏，以戏剧作为切入点理解中国历史。毫无疑问，蓝碁的翻译选择体现了法国汉学语文学范式的传承。同时，作为当代译者，蓝碁对自身的使命亦有着深刻的理解：“相较于19世纪的前辈，我们作为当代译者拥有了更多的工具和参考文献，同时有其他语种的译本供参照比读，因此更有必要追求译文的忠实度和准确性。”（张蔷、蓝碁 2020：33）他认为译者的首要任务是“不要过多阐释（interpréter），仅仅翻译（traduire）就好”，要注意翻译时“既不能将原文搁置一旁，也不能超越原文”，认为“直译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可以说，坚持翻译的准确性，致力于向法国读者呈现本真的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才是蓝碁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初衷及归旨。
然而，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并不是传递语言形式之异的万能钥匙。换言之，蓝碁所秉持的语文学范式虽然可以呈现原文短语及字形的特点和涵义，但却无法保留元杂剧语言的音韵特征，这也是历代法国汉学家在译介元杂剧时尚未逾越的障碍。元杂剧中的唱词在字数、韵脚、平仄上需遵从严格的规则。以韵脚为例，同一折内的唱词需由一人主唱，且押同一个韵脚，借以表达同一种情感。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五折中，在崔母背信弃义悔婚之后，莺莺夜听张君瑞弹琴，通过一系列唱词表达心中愁绪。莺莺的16段唱词末句均押-ong韵，且对仗工整，如“因此上鱼水难同”“因此上围住广寒宫”（王实甫 2014：114）等，读来朗朗上口，颇具美感。由于中法文音韵的差异，蓝碁在译文中舍弃了原文的韵律和节奏，将诗体唱词的内容以散文形式再现。他将上面两句唱词分别译为：Vous préveniez l’union de l’eau et du poisson（您阻止了鱼与水的结合）（Wang Shifu 2015 : 152），Forment […] Le rempart dont est ceint le Palais des vastes frimas（在广寒宫周围筑起城墙）（Wang Shifu 2015 : 154）。译文虽然忠实传达了原文含义，却无一押韵，诗体风格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了平淡的散文话语中，正所谓“诗意乃翻译之失”。但需指出的是，为了弥补韵律的不可译性，蓝碁在译文序言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押韵规则，认为韵脚及旋律可以起到营造某一种情感氛围的作用。他指出：“唱词押‘-ong’韵，营造出压抑的气氛，与此时夜色的悲凉相称。伴着张君瑞内敛的古琴音，这段唱词表达了崔母悔婚后这对恋人的绝望。”（Wang Shifu 2015 : XXXV）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文无法还原原文韵脚的缺憾。
三、阐释文化要素之异对于法国读者来说，《西厢记》描写了异质的东方世界：张君瑞在赴京赶考的途中借住普救寺，偶遇崔莺莺并对她一见钟情，几经波折后二人终成眷属。可以说，《西厢记》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中宗教、祭祀、伦理、科举、婚姻等多个方面。在翻译该剧时，蓝碁呼吁法国读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文化的异质性。他指出，“法国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背景。这里所说的背景包括历史、文学典故和社会事实，以及作品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张蔷、蓝碁 2020：33）。这一点与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吻合。在后者看来，异是滋养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养料，翻译的目的在于“在书写层面上与他者建立某种开放的关系，并借助‘异’的力量来丰富自身”（Berman 1984 : 16）。换言之，翻译并非仅仅为了引介作品或取悦读者，“推广原作并不意味着使它庸俗化。为了使译文方便阅读而抹除其异质性只会扭曲作品”（Berman 1985 : 86），译者肩负着对读者进行“异的教育”（éducation à l’étrangeté）（Berman 1985 : 86）的使命。
注释无疑是译者对读者进行“异的教育”的一种有效手段。在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中，注释构成了可独立于正文而存在的副文本空间。如他本人所言，这些注释“就像一部小词典，或者说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张蔷、蓝碁 2020：33）。注释内容包罗万象，其风格平实易懂，阅读起来趣味盎然。据笔者统计，译本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注释共计238条，涉及器物（如“皂角”“菱花镜”“同心结”）、宗教（如“正果”“罗汉”“迦蓝”）、风俗（如“熏被子”“陪茶配酒”“谢亲酒”）、文化意象（如“广寒宫”“蟾宫”“青鸾”）、社会制度（如“解元”“殿试”）等多个方面，为法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料。比如他将“金榜”直译为le tableau d’or（金色告示牌）（Wang Shifu 2015 : 282），并添加注释对其进行解释：“金榜是写在黄纸（皇帝的颜色）上的科举优胜者的榜单。”（Wang Shifu 2015 : 282）再以“春雷”为例。当张君瑞进京赶考时，寺庙主持赠言与他：“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王实甫 2014：192）在中国，“春雷”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与惊蛰紧密相关，通常被视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象征，同时因进士考试在春季举行，又寓意着进士中第的好消息。蓝碁在正文中按照字面意义将该句翻译为attendre au printemps le premier coup de tonnerre（等待春天的第一声雷响）（Wang Shifu 2015 : 280），并辅以引申义的注释：“春天是京城的考试季。春天的雷声既是自然复苏的标志，也指敲锣打鼓宣布考试成功者榜单的传令官。”（Wang Shifu 2015 : 280）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两个概念：前者提倡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使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而后者旨在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标示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走出国门。学界多将二者视作非此即彼的翻译策略，然而在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归化与异化的共场。例如，在原文中有“竹稍风摆，斗柄云横”（王实甫2014：47）一句，其中的“斗柄”一词意指北斗七星中处于斗勺之柄位置的三颗星。蓝碁在正文中将其译为la manche du Boisseau（Wang Shifu 2015 : 63）。boisseau是西方古代用的一种量器，汉语通常译为“斗”。乍看之下，“斗柄”与la manche du Boisseau是字对字的直译。但实际上，boisseau所指的量器是一种形似无柄水杯的圆柱状物体，因而与北斗的斗勺形状相去甚远。因此，将“斗柄”翻译成la manche du Boisseau表面看来虽为直译，实质上却是用西方更熟悉的器物意象替代了中国的斗勺，是一种归顺式的表达。但需注意的是，蓝碁不忘在此处添加注释：“在中文中，大熊星座被叫做北斗星（Boisseau du Nord），因为星座形似一个称量谷物或者液体的斗，即带有长柄的大勺。”（Wang Shifu 2015 : 63）这一注解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正文翻译中偏误的意象。因此，直译加注的策略并非一味旨在制造陌生化效果，相反，有时是为了适应读者认知而做的折中调试。由此可见蓝碁并非刻意营造晦涩难懂的陌生化效果，相反，他的翻译选择始终建立在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基础上，寻找两国文化的可通约性。
结语
本文以法国当代汉学家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学体裁、语言形式及文化要素三个角度探讨了译者面对中国古典戏剧他异性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尽管在韵律的处理上略有缺憾，蓝碁整体表现出对原作他异性的尊重。他通过字面直译与注释的方式还原了戏剧体裁之异，尊重了语言形式之异，并阐释了文化之异，使读者能够认识、了解并充分接受中国古典戏剧的他异性。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也成为展现中国古典戏剧法译当代风貌的代表作品。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戏剧具有阅读和表演的双重属性。蓝碁的《西厢记》法译本只能服务于法国读者的阅读需求，直译与注释并用的学术型翻译并不适合舞台演出。如许钧所言，“翻译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克服并表现‘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并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如何使中国古典戏剧从法国读者的书斋走向法国观众的舞台，如何与法国戏剧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与渗透，则需要译介者与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信息：杨晓玮，山东大学法语系，研究领域：翻译学、比较文学 ；张蔷，山东大学法语系，研究领域：翻译学、比较文学）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4年第2期，篇幅所限，本文参考文献和注释已省略。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全文
【上期链接】学术空间｜变异学视角下《黄衫客传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推送审校：苑 宁
责任编辑：车 迪
技术推送：岳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