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解读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附高清图）
公元前600-200年间，是世界的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风起云涌，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是其关键词。
而中国的“轴心时代”正好落在春秋战国时期。
原来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在春秋时期权威衰落，日益强大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兼并争霸。
周王室威信彻底丧失，小国被大国吞并，形成了七雄并立的竞争格局。
这里透过文物，讲述一个强秦攻灭诸侯、一统天下前后的故事，
一个中央集权制如何取代诸侯制的故事。
▌礼崩乐坏 诸侯混战
春秋时期，西周建立的等级森严的分邦建国制日渐遭受破坏，
周王室权威地位不断受到诸侯挑战，战国时各国公室又受到卿大夫的挑战，
出现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事件，
由“政在诸侯”演变为“政在家门”，
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是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时局。
春秋 郑国公的九鼎八簋
西周天子“九鼎八簋”的列鼎制度只在文献中留存文字，
并在春秋早期的诸侯国君大墓中才发现有真正的早期实例。
在位于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就发现了几套完整的青铜“九鼎八簋”这套礼器属于郑国王室用器。
郑国是周王近亲，因郑武公护卫周天子迁都有功，开始协理朝政。
庄公时成为当时最为强势的诸侯国。
此鼎在郑国墓葬中被发现，
这说明与周宣王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郑国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
周王威严被僭越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盟书
据《春秋》记载，在242年内朝聘盟会多达450次。
此件盟书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与卿大夫之间斗争的事实。
是当时“礼崩乐坏”的真实体现。
该文字属于春秋晋国官方文字，也是中国现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字。
随着周王势微，“春秋五霸”开始代天子征讨、主持会盟。
随着战争由争霸转变为兼并，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兵种、战术也发生变化。
到了战国中期，仅剩下秦、楚、韩、赵、魏、齐、燕七个大国，
被称为“战国七雄”，这也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 宋景公 宋公铜簠
长33.85cm、宽25.67cm、高11.1cm
1978年河南省固始县候古堆一号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宋国，为西周初期周公封商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建立的。
春秋时期，宋襄公帮助齐公子复国，代齐作为盟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泓水之战后，宋国国力受创。
战国时公元前286年，被齐、楚、魏三国联手灭掉。
战国 “曾侯之用殳”铜殳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是一种打击长兵器。
殳头作三棱矛状，刃部铸篆字铭文，字体细若针刺；
刃下部接一个八棱形的筩，筩的顶部平，外饰浮雕的龙纹，内中空，用以装柄。
长柄柲以木杆为芯，外贴竹片，以丝线、革带或藤皮缠绕，外面髹漆。
这种复合材料制作而成的兵器杆刚柔并济，不易折断，利于车战。
战国 楚高罍
高35.6cm、口径22.4cm、腹径39cm
泰安东更道村出土
山东博物馆藏
楚国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
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庄王时，任用贤臣问鼎中原，称霸一时。
战国时，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初露称雄之势。
楚威王时期进入了最鼎盛时期。
出土于安徽、山东的楚王鼎、高罍，说明楚国先后灭了越国、鲁国等，势力曾远达今山东、安徽江苏等地。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楚都寿春，楚国灭亡。
秦惠文王 杜虎兵符
高4.4cm、长9.5cm、厚0.7cm
1973年西安市郊区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符铸于秦惠文君称王前，掌握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
虎符为中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
虎符分为两半，右半留京师，左半颁发给驻外军队。
调兵时，由朝廷使者持右半与左半符合后，军队即可调遣，
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用君王的右符。
战国 鸣镝箭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鸣镝由镞峰和镞铤组成。
鸣镝箭，也叫响箭、哨箭的，具有攻击和报警的用途，在内蒙古鲜卑墓葬中多有发现。
战国 弩机
兵马俑一号陪葬坑出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楚人琴氏发明弩，使弓箭的远射能力变为机械可控，
士兵无须训练就可操用，适于集团进攻和防御。
弩兵的出现是车战衰落的重要原因。
战国 皮甲胄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自从有了战争，作战的双方都力求有效地杀伤敌人，更好地保护自己。
因此防护器具应运而生。
这类器具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穿着在武士身上，或用来遮护驾车乘骑的盔铠甲胄、马甲；
另一类是武士以手执握的盾，用来抵挡敌人所用的格斗兵器，以达到有效保护自己的目的。
吴王夫差铜矛
长29.5cm、宽3cm
1995年湖北江陵马山五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吴国，是春秋中后期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在吴王阖闾、夫差时达到鼎盛，有孙武、伍子胥等名将，诞生了《孙子兵法》。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复仇吞并吴国。
这件矛身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鈼”字样，与越王勾践剑同时在郢都出土，
说明越灭吴及楚灭越之后，吴越两国王室贵重兵器同被送到了楚国。
▌革旧鼎新 焕发生机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与牛耕的逐渐推广，使得个体农耕生产普遍，生产力大大提高。
新兴地主阶层为了争取其政治、经济利益，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运动，出现了竞相改革的时代风潮。
铁制农具用于农业生产，出现犁耕技术，耕地面积扩大。
土地买卖、奖励农耕的政策，促进自耕农和新兴地主的产生；
私营手工业、商业活跃。
当时社会呈现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战国 “右廪”铁钁范
1953年河北兴隆付将沟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各诸侯国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逐渐取代了青铜和木、石农具。
当时出现了生铁冶铸，很快又发明了利用柔化退火制造可锻铸铁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技术。
铁器的应用，特别是铸铁农具的普遍推广，
成为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引起了全社会整个技术基础的巨大变化。
铁锸、铁锄、铁铲和铁镰的使用，牛耕和铁铧犁的推广，
加快了农田开发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大大增加了农业的产量。
春秋战国时期，都市兴起，日趋繁荣，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四方特产跨国交易，北方的良马、南方的丹青、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出现在中原市场。
楚国的蚁鼻钱、秦国的圆钱、燕国的刀币、齐国的刀币等金属货币流通便利，郑国的弦高、越国的范蠡、秦国的吕布韦等富商大贾纷纷出现。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描绘那个年代的商业发达景象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各诸侯国城市迅速崛起，都城往往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经济相当发达，聚集人口甚众。
《战国策》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一派大都市繁华景象。
考古发现的城址有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侯马晋国遗址、
魏国禹王城遗址、郑韩故城遗址、赵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
秦雍城遗址、楚纪南故城等，可证昔日都市繁华。
秦 “半两”铜钱
直径2.5-3.5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圆形方孔，重12铢（古制1两为24铢），面文右“半”左“两”。
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由秦国王室铸造。
秦推行统一货币政策后，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车马图壁画
陕西咸阳城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宫室壁画。
已发掘的1号宫殿遗址阁道两侧满饰彩色壁画，有车马、人物、花木、建筑等题材。
古代的宫廷壁画大都毁坏不存，这些保存下来的秦代宫室壁画非常珍贵。
战国 错金鄂君青铜节
长29cm、宽7.2cm
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青铜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
舟节2件，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
车节3件，表面有错金铭文148字。
鄂君启，楚怀王之子，因封地在鄂而称为鄂君。
铜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
铭文记录了从“鄂”地到“郢”都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
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条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 大騩九斤铜权
纵10.4cm、横7.9cm
天津何钟秀家藏
南京博物院藏
铜权表面铸廿六年始皇诏书40字和二世诏书59字，平面铸铭文“大騩”2字。
大騩是山名，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
该权重2.27千克，这种形制、重量独特的铜权推测应有独特的用途。
东周 凤纹钟舞陶模
长40.3cm、宽25.5cm
1957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春秋 曲尺形建筑构件
外边长50cm、等边长42.5cm、宽16cm、高16cm
1973年陕西凤翔豆腐村雍城遗址出土
凤翔县博物馆藏
建筑构件是组成一个房屋的主要部件形式，有柱、梁、板、墙、门、窗等。
这种构件用于加固木结构并有装饰建筑的作用，
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质专用建筑构件。
战国 “燕客”铜量
通高13cm、口径15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铜量外壁一侧有篆体铭文6行59字，记录了燕客臧嘉询问主管铸造的官员命令工匠铸造二十个铜量之事。
铜量是楚国的一种量器的标准器，用于赋税征收、俸禄发放等。
楚国铜量发现多件，无论文字的多少及所记载的内容，都以此量最为珍贵。
战国 蚁鼻钱
湖北孝感野猪湖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楚国仿制海贝形状的一种铸币，沿袭殷周用贝作为货币的习惯而来，旧称“蚁鼻钱”或“鬼脸钱”。
它们大小不一，重量亦不等，因比刀布交易方便，使用时间较长，
所以很多地区都有蚁鼻钱出土。
战国 郢爰金版
纵12.5cm、横8cm
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楚国的黄金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
“郢”，楚国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其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
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礼崩乐坏，神鬼信仰式微，人性解放，人的理性精神日益凸显，人的自我价值日益得到尊重和实现。
此时的艺术创作更多地赋予人本新意，偏重世俗情致，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美化功能。
质地不同、造型别致新颖、技艺鬼斧神工、美观实用的各类器用大批量出现，成为反映这一时期百工兴盛的实证。
以器物为载体，将人的精神诉求付之于器作本身，《考工记》言 “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的造物原则，做到了心与物、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
▌百工之巧 人性张力
春秋战国时代各个技艺领域成就非凡，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匠在当时曾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
他们的情感得以自由抒发，艺术创作更趋于一种纯审美性，
并着重在器物的装饰与美观上下功夫：
青铜器一改以往礼器笨重敦厚、繁缛装饰的风格，呈现出简洁的造型、细致的雕绘和华丽的修饰；
金银器皿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体量轻便、新技艺不断涌现的漆器，抒发浪漫情怀的造物风尚；
丝织业迅速发展，轻薄飘逸、清新亮丽、五彩缤纷的高级丝织品成为达官贵族追逐的奢侈品，走上了时尚的风头浪尖；
光亮莹润的原始瓷，漆黑至美的黑陶，绚丽多姿的彩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战国早期 错金云纹豆
高19.2cm，口径17cm
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豆是古代一种盛食器，用来盛肉酱一类的食物。
也是一种礼器，常以偶数组合使用，固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
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
此时的豆，腹侧常铸双环，制作十分精致，多以错金银、嵌红铜为饰。
此豆带盖，通体错金夔龙纹、垂叶纹、斜角云纹等。
纹饰流畅细腻，工艺精湛。
彰显出富丽堂皇的高贵气质，是战国时期通体错金青铜器的代表作。
整个造型古朴大方，体现了匠人极高的艺术境界。
战国 黑陶鸟柱盘
直径36.2cm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用途说法不一，有水器、灯具、炊煮器等。
入窑前，先用尖细滑硬的工具在胎上反复磨压出各种纹饰，
并打磨光亮，再采用封窑烟熏的“渗碳法”，
使烟中碳素微粒渗入坯体，烧成后呈现光亮如镜的漆黑色，
是中山国特有的新式制陶工艺。
战国 原始瓷壶
口径7cm、底径14.3cm、高16.8cm
征集
浙江省博物馆藏
水器。
造型线条简洁，壶身与把分制，身为快轮拉坯成形。
底黏三个乳丁状小足，既稳定器身，又将底部与地面隔开，
延缓壶的冷却速度，胎质精细，釉面匀净，反映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的烧造水平。
战国 原始瓷镂孔瓶
通高37cm，口径5.9cm，底径11.2cm
征集
浙江省博物馆藏
器型高大，造型独特大气，肩腹部有上下交错三角形镂孔两周，
外壁施青黄釉，釉层薄，有缩釉斑。
类似产品在浙江亭子山窑场有较多发现。
这种镂孔瓶只出现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腹地，
高度一般在36到50厘米之间，其功用专家有熏香瓶、饲养蛇等不同说法。
战国早期 曾侯乙墓青铜尊、盘
通高41.6cm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出土时尊置于盘内合为一器，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整套器物纹饰繁缛，共饰龙84条，蟠螭80条，造型美观，穷极富丽。
其镂空装饰，玲珑剔透，层次丰富，表明失蜡法制造技术已达到极为高超的水平。
战国 错金银铜牛形插座
高22cm，长53cm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通体镶错金银卷云纹，色彩华丽，工艺精细，是战国时期以金银装饰青铜器的典范作品。
腰背上有一长方形銎，可能是屏风插座孔。
与之同出的还有错金银铜虎食鹿屏风插座、错金银铜犀屏风插座，
它们应共同构座一件曲尺形屏风的插座。
春秋早期 凤鸟纹盉
高19cm，长27.8cm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19号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盖纽铸成鸟形，腹腔正、背面均饰站立凤鸟纹。
此类椭圆形扁平腹、盖顶装饰一凤鸟的铜盉，造型源于西周晚期，
在春秋早期秦人墓中多有发现，属于典型秦式青铜器。
战国 虎狼咬斗金带饰
长13.8cm，宽7.95cm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碾房七胜出土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腰带饰，多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
此带饰浮雕镂空，背面有一方形纽，系釆用捶揲法制作而成，制作精细；
图案为虎狼互搏，是造型和纹样巧妙结合的统一体。
春秋 金柄铁剑
通长35cm，身长24.6cm，柄长10.4cm，肩宽3.7cm
1992年陕西宝鸡益门堡出土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
春秋时期剑多为青铜铸造，铁剑极为少见，而将黄金与铁这两种当时最为贵重的金属用于铸剑，更为罕见。
此剑釆用浇铸、铆合、镶嵌相结合的工艺，用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铸造同一把剑，工艺要求极高。
春秋战国青铜器整体呈现出偏重世俗、增强艺术趣味、脱离礼制规范的自由舒展变化的审美趋势。
以往青铜器主要是用于祭祀，此时逐渐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
原有旧形制不断被扬弃，新式样不断被创造出来，并由此刺激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
错金嵌银、失蜡法等变化多端的铸造方法，使青铜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秩序和世俗生活的反映。
金银器制造深受青铜文化影响，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金银器皿，开创了金银器制作的新局面。
战国 金盏
盏：高10.7cm，口径15.1cm，重2150克
勺：通长13cm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时开始出现金银质地的器皿。
此金盏釆月分铸法铸造而成，饰有精细云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
是目前所见最大、最重的先秦金器，
代表了这一时期贵金属工艺的成就与特点。
春秋 龙柄铜盉
通高17cm，口径14.4cm
1978年安徽省庐江县泥河区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盛酒、调酒器。
形状多样，一般是深腹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
盛行于商代后期和西周初期，多饰有纹饰或铭文。
此盉光素无纹，简单质朴，体现出其时匠人已摒弃浮华而求功务实的创作理念。
战国 双翼错银铜神兽
高24.6cm，长40.5cm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压席镇器或陈设品，造型似汉代辟邪。
银错五官、毛、羽之轮廓，体表以银片、银线错出变化的斑纹，
背部错出两只蟠曲于云中的龙雀鸟纹，
集烕武勇猛、矫健敏捷于一身，
展示出2000多年前中山国匠人丰富奇特的想象力。
底部铸有铭文，说明制作时间、工匠及监造官吏。
战国 玉耳金舟
高6cm，长径14.2cm，短径11.2cm
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酒器，黃金锻打制成。
圆环形玉耳，饰卷云纹，铆接于器口两侧，是目前所见最早金玉相结合的器皿。
战国 绢地龙凤蟠纹绣
长43cm，宽35cm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衣缘。
在浅黃绢上，以红棕、土黄、浅黄三色线，锁绣一凤二龙相盘，
构图紧凑，色彩和谐，
凸显了楚人精湛的刺绣工艺和浪漫的艺术气质。
战国 妆奁盖漆画
长87.4cm，高5.2cm
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车马出行图漆画，表现了聘礼行迎场景，
共有26人、4辆车、10匹马、5棵柳树、1头猪、2只犬、9只大雁，栩栩如生。
画中人物衣袂飘飘，生动再现了楚人衣着风尚。
春秋 鸳鸯金带钩
通高1.5cm
1992年5月宝鸡益门堡出土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
勾连云纹漆耳杯
长18.1cm，宽10.3cm，高4cm
1982年湖北荆州马山1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盛酒或羹。
耳有方、圆之分，纹饰以云、凤居多。
此件耳杯，以勾连云纹与变形凤鸟纹幻化一体，似云似凤，展示了楚人高超的图案构思能力。
战国 龙形漆豆
通高19.7cm，盘口径13.2-15.4cm，底径11.8-12.4cm
2002年湖北枣阳市九连墩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由浅盘和底座榫卯套接而座。
盘呈椭圆形莲花状，座为回首衔蛇的蹲龙，角、爪和头三点支撑豆盘。
整器彩绘龙凤、卷云纹，稳重大方，蕴含设计巧思。
战国 木雕双龙首镇墓兽
高49.4cm，座长31cm，宽2.9cm
湖北荆州雨台山墓地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多置于棺椁头厢，有单头、双头、四头之分。
此镇墓兽为双头，由底座、兽首和鹿角组成。
兽首为变形龙面，上插真鹿角，赋予神性。
镇墓兽极具地域特色，是楚国工匠的鬼斧神工之作。
战国 猪形漆酒盒
通长64.2cm，宽24cm，高28.6cm
2000年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新式便携酒具盒，盛放耳杯。
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形，四足踞伏，是神话动物“并封”的形象。
两端握手呈猪嘴状，各有销拴固定，以便携行。
此盒外形生动、设计巧妙、纹饰丰富，体现了楚国匠人别具一格的奇艺巧思。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意境，
意指通过器物把精神意味与境界表达出来，体现出一种审美功能和艺术趣味。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把玉器作为表达自己内在精神美的重要载体，
“以玉比德”，把玉拟人化，用它象征高尚的人格，君子的气节，优秀的品德，使佩玉成为社会风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而那些来自民间、带有世俗气息、活泼清新的歌舞表演，及琴瑟笙筑等小型丝弦乐器，则给予了时人赏心悦目的感受，体现了社会的和谐有序。
春秋战国时期，人性得到极大解放，
人们除了在意个人价值的表现外，也开始重视自身道德修养和内在品格的培养。
此时，玉器由通天敬神的神物变为象征身份等级、君子品行的饰物。
孔子提出“君子比德于玉”，以玉质坚硬的特征比作君子气节的坚硬，以玉的温润比作谦谦君子之风，以玉的洁白喻示君子的无瑕品质。
玉成为君子品德的最佳载体，佩玉成为君子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标志。
春秋 水晶玛瑙组佩
最大环直径4.5cm，最长管3.3cm
山东省临淄区郎家庄出土
山东省博物馆藏
组佩是服饰的组成部分，最能体现个人社会地值和身份象征的饰品。
大型组佩为西周首创，是由不同质地的多件玉器串饰组成悬于身上的佩饰玉。
考古发掘显示，社会地值越高的贵族，所佩戴的组玉佩串饰愈复杂愈长，制作愈精巧，身份较低者，佩饰就变得简单而短小了。
此套组佩由白、紫水晶环、珠、管及玛瑙珠等组成，色彩斑斓，精美异常。
水晶、玛瑙质地晶莹透明，隶属广义上的“玉”，质地坚硬，用之可比作君子气节的坚韧。
战国 彩绘石磬
高32cm，长97cm
1970年湖北荆州纪南城南郊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此磬为25件编磬之一，
制作精良，磬面光滑，大小厚薄有序，音质优美，音域宽广，至今可演奏多种乐曲。
凤鸟等图案用红、黄、蓝、绿等颜色绘出，反映出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战国 虎纽铜錞于
口径14.7cm，高41.8cm
四川博物院藏
打击乐器。
虎纽为巴人独创，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毗邻地区，是巴文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战国 浮雕十弦琴
通高7.5cm，通长73.5cm，宽25cm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传统乐器，广泛月于宴享和娱乐。
春秋战国“士无故不撤琴瑟”。
此琴十弦，琴面浮雕凤、蛇、兽面纹等，是迄今所见先秦最精美古琴之一。
春蚕形玉觽
长6.3cm，宽2.2cm
1955年安徽寿县城西门蔡侯墓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解结用角形饰。
春秋战国玉觽形状向宽而圆钝演变，多有圆穿孔，成为象征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佩饰。
《说苑·修文篇》“能治烦决乱者，佩觽”，象征佩戴者具有决断疑难的能力。
▌思想绽放 文化奠基
随着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学在官府”的教育开始走向没落，而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私学教育开始兴起。
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士人阶层逐渐崛起、驰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等领域，促进了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
以简帛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各种思想学说著作，得以更好的记载与流传。
急剧的社会变革激发了不同士人对各种问题，
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华夷关系等的探索，形成不同流派，并互相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名字的189家，4324篇著作。《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实有上千家。
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如儒家的“仁政”、道家的辩证、墨家的尚贤、法家的唯物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
战国 铜削刀
2002年湖北九连墩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削刀，用于书写竹简出现错误时刮去墨迹。
战国 楚简《老子》
长30.6cm，长26.5cm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
荆门市博物馆藏
道家以老子、庄子主要代表，
用“道”来探究自然、社 会、人生之间的关系，
提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无所不容、和谐统一等，
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
郭店发现的竹简 《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主要论述道的存在与运行，道与治国、修身的关系与修道；
《太一生水》提 出“太一生水，水生万物”。
战国中期 楚简《墨子》佚篇
残长68.5—69.5cm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墨子，墨家创始人，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反对兼并战争，提出非攻主张。
战国后期墨家分成二支：
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研究，
另一支则转化为游侠。
战国 北斗衣箱
长71cm、宽47cm、高40.5cm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时天文学取得了很高成就，
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分别著有天文专著，合称《甘石星经》；
鲁国天文学家还观测到37次日食并最早记录了哈雷彗星。
这件衣箱环“斗”字一周书二十八宿名称，并与北斗、四象相配，
说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二十八星宿体系。
汉 帛书《战国级横家书》
长129cm、宽24cm
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纵横即合纵连横。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家。
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是纠正了《史记》对苏秦活动年代的错误。
▌尾声——华夏认同 文化融合
自西周末年始，以“夷蛮戎狄”为代表的周边族群不断内迁，
与华夏族交错杂居，并渐慕华风，“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开启了文化华夏化的进程。
春秋自称“不与中国同”的秦、楚，
到战国时却诩为“冠带之国”“华夏之民”，代表了崛起的大国对华夏的认同。
不同族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商贸，或联姻等，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同宗共祖的五帝传说、“五方之民”“四海会同”，
以及诸子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空前激荡，
进而为秦汉政治大一统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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