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丨美国应如何与威权国家打交道？
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拜访浮士德，由法国画家Tony Johannot（1803—1852）绘制。图片取自wikimedia.org。
本文作者司万特·康奈尔。
译按
本文作者司万特·康奈尔（Svante E. Cornell），是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American ForeignPolicy Council）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主任，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联合创始人。独著有《Azerbaijan SinceIndependence》 (2011)，与他人合著有《Long Game on theSilk Road: U.S. and EU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2018)。
作者于本文中认为，美国在与威权国家打交道时，必须观察威权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然后判定哪些标准应在决策过程中加以考量。作者提出三个核心标准：一个政权如何对待它的民众；是什么意识形态在鼓动那个政权；该政权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
本文原题“How Should America Deal with Authoritarian States?”，由《美国利益》杂志网站发布于2018年3月13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达原文页面。小标题由译者添加。
听桥，小心译出，不保证理解准确。有多分段，有极少删节。
美国应如何与威权国家打交道？
司万特·康奈尔（Svante E.Cornell）
民主国家该如何与威权国家打交道？这是一个两党共同的问题，每一届美国行政分支都曾面对，没有例外。答案有极大不同，介于一支光谱的两极之间。一些人认为，在全球范围以讲究节操的方式推广民主，是美国的使命所在。其他人则断言，外交政策仅仅关乎国家利益，决策者与世界打交道时理当依其本来逻辑，而非他们所希望的愿景。
现实中，美国外交政策频频试图在推广民主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毕竟，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由对一些事件的应对所驱动，在这些事件中，美国只能接受现实境况，没有他选。9·11事件之后，即使是最讲求节操的外交政策推广者也意识到，要维护国土安全，美国必须与很多威权国家合作。反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对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反应昭示，哪怕是对他这样最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而言，道德原则也会起作用。小布什行政分支则竭力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声称民主推广将为美国营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结果并没有提振人心。奥巴马总统的做法，即“伸出援手”承认对手，同时斥责盟友的民主失败，一样未能改善状况。今天，学者和监督团体都警惕地指出了全球范围内显而易见的民主倒退。
那么，美国应在何时及如何与威权国家合作，又当如何区别对待那些国家？传统学术界和智库共同体近来都未有形成有所裨益的指导路线。但一篇经典文章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威权国家之间做出区别何以重要
1979年，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为《评论》杂志（Commentary）撰写的《专制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 Double Standards）一文声讨了卡特行政分支的外交政策。简言之，她的主要批判是，卡特对谋求与美国达成伙伴关系的右翼威权主义政权实施了太过严厉的路线，同时对左翼革命政权手段柔和。科克帕特里克认为，卡特搞反了：美国必须区别对待“极权主义”政权和“威权主义”政权。（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生于1926年，卒于2006年，美国外交家、政治学者。曾于1981 年2月至1985年4月间，于里根任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评论》创办于1945年，是一本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社会事务的美国月刊，一年出版11期。《专制与双重标准》见于《评论》1979年11月号。——译注）
她所称的威权主义政权确实侵犯了人权，且想方设法维持权力，但那些政权没有散布反美意识形态，也没有教育年轻一代人仇恨美国。相反，她所命名的那些“极权主义”政权确实有那样一些作为；当年，那些政权主要信仰共产主义，由苏联支持。极权主义政权不只是美国的对手，它们在教育和信息空间领域的政策还令它们迈向民主发展的路途面对严重得多的挑战。她认为，假以时日，威权主义政府可能逐步转变为民主政府，而极权主义政府或许绝无可能如此。她进而认为，美国理当与威权主义政权接触，同时对抗极权主义政权。
这一主张以“科克帕特里克原则”（Kirkpatrick Doctrine）为人所知，深刻影响到里根行政分支的外交政策。而科克帕特里克日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帮助推行了里根的外交政策。
四十年后，苏联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已被派入历史的垃圾堆。科克帕特里克的主张也因论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美洲政策的合理性，而受到批判。那些政策为保护右翼领导人而削弱了民主。
但她的主张何以在四十年后仍屹立不倒？智利和韩国大有不同，但如两国的经历所示，很多与美国结盟的威权主义政权很大程度上确实转变成了民主政权。（在劝说这些盟友国家迈向民主而不牺牲美国与它们的关系方面，里根行政分支有所介入。）相比较而言，那些可以归入科克帕特里克所定义的极权主义一类的国家，在发展民主制度方面极为迟缓。无论是俄罗斯、苏联的继承国家以及中国，还是发展中世界与共产党结盟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或古巴，都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科克帕特里克的核心洞见在于，威权主义政权之间存在深刻的、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关的区别。今天，关于这些指导方针的可能内容，美国的决策者依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政治学者从有关“混合型政权”（hybrid regimes）的文献中已经找出的区别与决策者甚少关联。其余的是诸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全球自由状况”（Freedom in the World）报告那样的各国民主状况排名。但即便我们假定这些指标精确反映了现实情况（这是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问题），它们的用意也不是要直接转变为政策。
美国外交家、政治学者珍妮·科克帕特里克。图：WikimediaCommons
一个具体例证：美国该如何与土库曼斯坦和朝鲜打交道？这两个国家在自由之家指数的政治自由度排名中都在最低之列，但其间有关键不同。一个国家长期散布反美宣传，设立劳改营，饥饿其人口，发展核武器，参与系统性的走私活动，在其邻国附近发射导弹。另一个国家隐逸、中立而世俗，与伊朗北方交界，与美国关系良好，偶尔与美国在亚洲核心地带的利益展开合作。
另一个例证：在最新的自由之家指数中，美国的盟友如阿塞拜疆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排名较低或与伊朗和委内瑞拉相当。就算我们假定这反映了现实，美国应对加拉加斯或德黑兰采取更柔和的手段，淡化这些政权与恐怖主义和毒品贩卖的系统性纠葛吗？相反，假如自由指数是用来指导政策的，美国应对两个实际上帮助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亲美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吗？
只有最专一的民主活动人士才可能认为，美国的政策应当仅仅基于自由水平来做出。但推广民主的人士确实一再认定，美国应当对亲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做法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提倡与敌对行动者进行更多接触。如是思路确实影响到奥巴马行政分支与世界特别是伊朗打交道的方式，虽然成效可疑。
某种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克帕特里克原则，必须始于观察威权国家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然后准确判定哪些标准应当在决策过程中加以考量。我提出三个核心标准：一个政权如何对待它的民众；是什么意识形态在鼓动那个政权；该政权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
标准之一：政权如何对待民众
从定义上讲，威权主义国家对待它们的公民不会一视同仁。一些人是统治者，其他人受统治。这样的政权绝不可能完全实行贤能治理，它们不可避免地会施限于政治性演讲和活动，以维护它们自己的生存。此外，威权主义国家有许多成色，且在如何对待它们的民众方面有所不同。有些国家确实极度残暴、掠夺成性，但也有一些国家实施威权统治的更仁慈形式：间或称作“柔性”或“开明”（liberal）独裁。
使用“威权主义”一词时，首先跳入我们脑海中的是前一类：这类国家令人想到金正恩、巴沙尔·阿萨德或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形象。这些最劣质的威权主义政权缺乏广泛的合法性，通常是为一小部分支持者建立，服务于这批人的利益。这样的政权远不只是打击政治上的挑战者；它们动用高压手段，在广大民众当中制造恐怖气氛。反对派绝少被容忍，暴力威胁所在多有。政治异见人士会突然消失或死亡。危机来临时，这些政权会毫不犹豫地大量杀戮它们的公民。
朝鲜的金氏王朝、阿萨德的叙利亚和侯赛因的伊拉克固然是当代最劣质威权统治的例证，伊朗和普京的俄罗斯却也符合这一类型：看看它们在国内外对政治反对人士的系统杀戮，以及可能十万车臣人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命运吧。
光谱的另一面，是我们或可称为开明独裁的政权。这些政权是非民主的，不允许它们的公民选举领导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法治和个人自由（如同十九世纪的欧洲君主制政权）。二十五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发现了东亚的“柔性威权主义”模式；更近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对比了开明独裁与“非自由主义”民主，他的观察是，缺乏强大制度基础而向选举式民主快速过渡，往往发生蜕变，造就奉行民粹主义、制造分裂的政权。（法里德·扎卡里亚，生于1964年，美国记者、作家、政治学者。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CNN节目主持人。——译注）
当然，“开明独裁”（liberal autocracy）这一术语只有在作为理想类型时才是有用的。这样的政权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完全符合该术语所称的“开明”，但依旧与朝鲜或叙利亚那一类残暴政权形成强烈对比。
更开明的威权主义国家通常依托于不可忽视的公共合法性，尽管这一合法性并非源自选举，而是源自王朝世系、传统或领导人的奇理斯玛型权威。合法性甚至可能是财务方面的慷慨施舍和提供了稳定局面的结果，这可以解释何以产油国绝少经历革命。要害在于，很多威权主义政权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确保核心支持者的拥护。它们或许提供了有限的政治参与形式，并往往限制民族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之类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就这样赢得了少数支持者的拥护。
当然不用说，当政治挑战者、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对政权构成危险时，即使是最仁慈的独裁者也会对它们施加压力。但关键是，开明独裁不允许与国家截然不同的一个有限的公民社会存在。通常情形下，只要公民不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就可以正常生活。挑战者或会遭到恐吓、封口，甚至身陷囹圄，但绝少如在一些最残忍的政权之下那样，“消失”或直接遇害。实施开明独裁的政权往往还提供可观的公共物品，很多政权在帮助它们的民众摆脱贫困方面还拥有体面的记录。
当然，在所有威权主义体制下，都是拥有广泛关系网络的一群人主导商业生活，拥有可以获得资源和国家合同的特殊渠道。政治和经济权力若非融为一体，也是密切互通的。但因更仁慈的威权主义者在维护公共合法性方面拥有既得利益，他们会设法营造有利于外来投资的商业氛围，并确保腐败不会飙升到失去控制的地步。简言之，那些更仁慈的威权主义国家会倾力建设高效的国家制度。
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有直接意义的是，中东和中亚地区是许多开明独裁政权的大本营，这里的一些政权优先考虑稳定，约束极端主义，同时逐步谋求推动经济发展，建立正常运作的国家机构，尽管不总是取得成功。例证包括中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和摩洛哥，以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在更遥远的东方，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建立起一套精英治理的官僚系统，和一个成功地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国家。（本段有删节。——译注）
一些政权因而适用于简洁的分析类型。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该国是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坐拥一部分世界上最丰富的能源储备，但同时也在推广沙拉菲派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套教义催生的暴力、反美的极端主义困扰着当今的穆斯林世界。
最近，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领导下的新一届沙特领导层对一名异见人士在沙特的一处海外领事馆遭血腥谋杀负有责任，但同时，这个领导层启动了一个威权主义的现代化项目，其中包括放松对公民权利的一些令人窒息的限制。一方面，沙特普通民众享有了更大程度的自由，但同时，对政治异见人士的镇压事实上更加严重。沙特阿拉伯同时具备威权主义的邪恶和（相对）仁慈形式的诸多元素。
但如此含糊不清的案例并未排除进行这些区分的必要性。出于道义上的理由，也是为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无法也不应无视各国政府如何对待它们的民众。美国理当警惕与那些掠夺成性的残暴政权过从甚密，只有在国家利益无可抗拒，迫使美国与那些政权打交道时，才能有例外。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理当以开放的态度与更开明的独裁政权合作，并设法强化其政府系统中的自由元素。但一个政权对待其民众的方式不能成为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无视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特质，只会令我们处于危险之中。
标准之二：政权倡导什么意识形态
科克帕特里克区别了威权主义体制和极权主义体制，这令她声名鹊起。
她所称的传统上的独裁政权“不去打搅人们工作和娱乐的习惯节奏、居住的习惯处所、家庭和个人关系的习惯模式”。相形之下，极权主义政权，例如由某种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鼓动的革命政权“声称对整个社会生活拥有管辖权，并要求做出改变，这……违反了内在于人的价值观和习惯” 。科克帕特里克驳斥了卡特行政分支的倾向，即“表面上接受革命团体声称他们代表‘大众’的愿望和‘进步’的力量”。最后，她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样的革命往往将权力赋予那些与先前的政权一样高压，不然就是更高压的政权，而鼓动这些政权的，是一种敌视美国的意识形态。
科克帕特里克的观察在今天和在四十年前一样有意义。美国决策者经常太过关注人们所感受到的某个特定政权的高压，表面上认可某个政权的反对者声称他们代表民主力量的说法。从逻辑上讲，假如一个政权是威权的，那么其反对者必定代表民主。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美国一再忽视政治力量背后的意识形态，却发现只有在他们获得并巩固权力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才会充分展示自身，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当地民众而言后果严重。假如她今天和我们一道，科克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无疑会发现，美国之接纳“温和伊斯兰主义”，与卡特行政分支应付当时的“进步”和“大众”势力的手段惊人地相似（也一样具有灾难性）。
在科克帕特里克的时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今天，取代那一角色的是一样极权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这不是说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浑然一体的。而是说，在其所有宣示中，伊斯兰主义都在观念王国对美国构成挑战，并谋求削弱美国的利益和盟友。
但在复归卡特时代的过程中，美国外交政策相当钟爱这些反美的政权和政治运动。奥巴马行政分支拒绝站到伊朗2009年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一边，但对两年后反对埃及的穆巴拉克的抗议者，则相当乐意表达支持意见。
类似情形是，奥巴马方面支持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尽管该党自2010年起已清洗和监禁了数百名持世俗立场的反对者；但对土耳其奉行世俗立场的邻国阿塞拜疆，则因其限制媒体和公民社会，而予以公开斥责。特朗普行政分支试图扭转对伊斯兰主义的接纳，对穆斯林兄弟会之类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采取了更加敌对的手段，同时对诸如埃及那里的世俗政权展示了更多的理解。但其内部的矛盾削弱了政策：特朗普行政分支的很多人固然支持对土耳其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但总统本人似乎置之不理，且重视与总统埃尔多安的个人关系。
哈马斯2006年的选举展示了，极权主义理论家能如何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运用民主体制，而一旦坐稳了权力，只会抛弃民主。考虑到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记录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2012年，遵循“一人、一票、一次”的原则，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要在埃及尝试不差分毫地那么干，原本不应令人惊讶。但基于“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的精神，小布什行政分支早就淡化了兄弟会的强烈反美和反犹意识形态，以培养这个组织。奥巴马行政分支随后接纳了兄弟会：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帕（James Clapper）甚至称其“基本上是世俗”组织。（穆尔西，生于1951年，卒于2019年， 2012 年6月至2013年7月担任埃及总统。——译注）
展望未来，美国绝无法承受得起重复那些错误的代价。美国必须看得更远，摆脱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并将政权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考虑在内。如科克帕特里克所见，“将美国描述为二十世纪的祸患、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奉行帝国主义立场的作恶者”的政治力量，“并非真正的民主派，或者往轻里说，不是朋友”。对她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讲，是这样；对今天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讲，也是这样。
同样，今天的美国人必须考虑，某个特定政权或某支政治力量的世界观是否与西方启蒙时代的价值观相容。它们是倡导一种与理性和经验的无上地位相得益彰的世界观吗？或者，它们的主张是源自一种仇恨的意识形态吗？——不论那是共产主义或种族民族主义之类世俗的意识形态，还是如在激进伊斯兰主义中那样，是对神启的扭曲诠释。
在前一个阵营，是科克帕特里克所定义的“传统独裁统治”，中东的君主制政权或上文提到的中亚的世俗国家政权是这方面的典型。有太长时间，美国未能充分珍视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国家：它们拒绝在它们社会中的激进宗教中扮演角色，它们的法律和教育系统继续建立在世俗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国家往往期盼参与世界经济，并积极看待与美国的接触。假以时日，它们可能逐步向更为多元的方向发展。
因此，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将倡导宗教社区之间的和谐作为各自政府政策的基石。这两个国家都坚持致力于世俗化的治理，并受美国模式的启发创办了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以来正在实施诸多重大改革，它所兜售的是其“启蒙的伊斯兰”（Enlightened Islam）理念。摩洛哥和约旦是具有强大伊斯兰合法性的君主国，它们没有完全世俗化，但确实在推广宗教适度原则（religious moderation）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其政府实施了重要的教育改革，赋予女性以平等地位。同样，沙特阿拉伯放弃了先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支持，考虑到这个王国充当了伊斯兰教最神圣地方的守护者，此举意义尤其重大。沙特的改革议程能否持续下去，并最终为其现代化创造条件，仍有待观察。
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鼓动起来的那些政权没有创造这样的条件，也没有打算实施民主。即便是以“温和”的形式，它们仍继续受到反美和反犹信仰的驱动。譬如土耳其，该国或许较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或阿联酋都更为多元。但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相较于那些国家，土耳其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那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断绝与这个北约盟友的关系，但事实依旧是，土耳其公然兜售反美的阴谋论，并在其广播电视节目中散布对西方的敌意，这样的事情必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
同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或阿联酋之类国家，或许在国际民主排名中的评分低于土耳其，但这些国家都处在一个欢迎美国介入、积极谋求与以色列合作，并鼓动它们的公民与当代世界进行建设性互动的敌对周边环境中。这一区别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激进伊斯兰主义之类千禧年意识形态，积极进取的民族主义构成略微不同的挑战。对中国和俄罗斯政权来讲，反美民族主义愈发构成一种动员力量，同时是一种帮助他们的精英维持权力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使得与这些国家建立积极关系变得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世俗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比宗教狂热分子更易于受理性的影响; 因此，美国的决策者至少可以尝试与中国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以说理的方式展开谈判，而假如谈判失败，则谋求遏制他们。
简言之，政权意识形态的性质深具意义，美国的决策者有必要用更多时间，试着理解那些意识形态。
标准之三：政权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
威权国家介入国际事务的方式，是进一步的分叉点。民主国家绝少构成国际秩序的威胁，大多数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国家则是威权国家，这是事实。但在本质上奉行修正主义或扩张主义路线的威权主义大国，以及接受周边现况的大国之间做出区分，是至关要紧的。
很多体量更大的威权主义政权，如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土耳其，可以归入前一类。它们奉行的外交政策对邻国和国际安全具有颠覆性影响。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一书中所论，它们愈发表现得像是往昔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伊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十多年来一直辛苦耕耘，在从也门到地中海沿岸的中东扩张影响力。其构想已滋生恐慌情绪，并引发部分邻国资助各自的武装附庸国，作为报复手段，由此形成冲突是毁灭性的，且持续多年。俄罗斯同样有一套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议程，不只试图压制那些作为前苏联一部分的国家，且试图播撒分裂的种子，削弱西方国家和西方的制度。（罗伯特·卡普兰，生于1952年，美国作家，其著作涉及政治、外交事务，现供职于美国智库欧亚集团。《马可·波罗世界的回归》，初版于2018年。——译注）
论及中国，图景更模糊不清。一方面，中国崛起为国际舞台上显赫力量，是立足于经济发展，同时有赖于与工业化世界展开贸易。这使得北京相较于俄罗斯显然更有兴趣致力于维护国际规则，尤其是假如它能有机会决定那些规则时。但另一方面，中国之崛起，是通过系统违反国际规则，尤其是盗窃工业秘密并操纵货币来实现的。中国还主动出击，沿其海上边界确立军事优势，这一点在南海海域最为显著。这对其众多邻国，如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是澳大利亚，带来了深刻的颠覆性后果。这样，中国似乎正在转变成一支愈发成问题且咄咄逼人的力量。
类似的情形是，土耳其从传统上讲是美国的盟友，同时是其所在地区的稳定力量，但近年来展示出一种更冒险的态度：在叙利亚内战中资助伊斯兰主义民兵武装，损害以色列的安全，并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攫取权力。其叙利亚政策引导其走向了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境地。
相形之下，很多同样威权但不是太有雄心的国家将自身打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摩洛哥、约旦和阿联酋以及中亚国家都与华盛顿合作打击极端伊斯兰主义。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积极角色，凭借推进在亚洲建立信任的若干倡议，主办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低浓缩铀银行（Low Enriched Uranium Bank），且促成关于叙利亚的阿斯塔纳谈判，该国脱颖而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协助稳定阿富汗局势。同样，跨越里海并与伊朗北部接壤，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阿塞拜疆，作为西方进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走廊，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国同时提倡宗教宽容，并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与以色列保持了最密切的关系。
类似的是，约旦和阿联酋已成为北约和美国的关键伙伴，对阿富汗冲突和地中海海域的军事行动均有贡献。阿联酋的重要金融中心迪拜采取了严肃举措，确保其金融监管有助于防止洗钱和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
甚至是埃及这个多有争议的例子也值得提到。穆斯林兄弟会下台后，相较于穆尔西当政时期，埃及没有必然变得更民主；事实上，依据某些标准，埃及倒退了。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al-Sisi）寻求打击圣战分子在西奈半岛的挑战，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保护了作为少数民族的科普特人（Coptic），捍卫了他们的权益，并在利比亚危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他还要求调整艾孜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课程，试图铲除极端主义的源头。艾孜哈尔大学是穆斯林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但越来越被激进意识形态挟裹。在国际舞台上，相较于穆尔西领导下的埃及，塞西领导下的埃及是一个行动更可靠也更可预期的角色。那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无视埃及国内的缺陷。但美国也不应不注意到，在有些领域，埃及目前的政权较先前的政权做出了积极的改变。（塞西，生于1954年，是埃及现任总统，2014年6月就任。——译注）
在威权国家之间做出区分的政策意蕴
最后，在各威权主义政权之间做出这些区分，政策意蕴何在？
一些政权倾向于推行开明独裁，不受反美意识形态鼓动，且在国际上扮演积极角色，它们应当被视作伙伴，美国可以也应当与它们合作。就这些国家欣然接纳与美国确立伙伴关系而言，美国政府理当回报那种接触，建立与它们的长期伙伴关系，包括安全关系、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在善治和人权问题上的对话。美国不应采取对抗式的民主推广战略，或在那些国家支持政权更迭；相反，美国应尝试确定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的协助可以推动善治、问责的改进和与政府合作的长期自由化。换言之，美国的决策者应当与那些国家的政府合作，而不是加以反对。
当然，对由反美意识形态鼓动、在世界上扮演颠覆性角色的一些暴虐凶悍、掠夺成性的政权来说，这种做法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对这样的政权，采取遏制或推回（rollback）政策（借用冷战术语）或许是必要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支持政权更迭也可能是不现实或不明智的。美国大有可能必须运用对抗性的政治手腕，比如针对这些国家实施定向制裁，或支持政权的反对者。在委内瑞拉这样的例子中，政权更迭实际上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在这个国家，当局推行的高压政策，加上彻头彻尾的施政无能和刑事罪名滥用（criminalization），造就了一个失败国家。但这永远应当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美国需要打交道的绝大多数政权介于这些极端的理想类型之间。它们可能有些地方不讨人喜欢，有些地方值得嘉许。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一个是北约盟友，对美国的态度迅速变为敌对，同时保留了一些多元主义和民主治理的元素。另一个是国际能源政治中的核心角色，其政府正积极打击异见人士，同时纠正其过去外交政策上的一些不当行为。两个例子都没有提供简单的选择，这表明，美国可以谨慎运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组合政策，而这只有通过周密构思的接触战略才可能实现。归根结底，美国的国家利益应当决定它如何与一个特定的非民主国家打交道。而在这两个例子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难看出一项仅仅依靠大棒而不是胡萝卜的政策可能会如何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但，某位怀疑论者可能会反驳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已在进行这样的推理吗？也许是的，但这样的评估往往是暗中做出，而非明里进行，而且是临时性的。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清楚不同的计算或标准是如何影响决策的。结果是，美国的政策缺乏透明度，并且对不同的国家适用不同的标准。大国往往可以摆脱困境，较小的国家则因其民主方面的缺陷而受到抨击，而美国的更大伙伴国家一样难辞其咎。此外，因为没有唯一的标准，国内游说团体可能对政策形成不适当的影响。因此，在威权国家之间进行区分的某种基本类型学，对美国政策的始终如一和可预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抛开后冷战时期的梦想不谈，威权政府依旧是这个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常态，这一局面不可能很快有改变。美国决策者越是早接受这一现实，并制定出应对这一局面的建设性政策，就越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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