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杂志丨自由主义的未来

绘图：Michelle Thompson

原文杂志页面截图。

原文网页截图。

本文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按

本文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1955年生于伦敦，现任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个人著作包括：《‘Und 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 …’ DieDDR heute 》(1981)、《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1983)、《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1989)、《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1990)、《In Europe’s Name: Germany andthe Divided Continent》(1993)、《档案：一部个人史》(1997，有中文版)、《自由世界》(2004，有中文版)、《事实即颠覆 : 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2009，有中文版)、《Free Speech: Ten Principles for a Connected World 》(2016)等。

本文原题“The Future of Liberalism”，原载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2020年1/2月号。作者于本文中认为，自由主义固然生机盎然，但仍需加以改造，眼下需要一种“新型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将坚定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如人权、法治和有限政府；对学习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其他传统持开放态度；依旧保持普适主义、个人主义特色；依旧坚持平等主义取向；依旧相信世界向善。

正文约13600字，正文中的插图和图说以及主图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译文有多分段，略有删节，无法确保理解和表达准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达原文页面。

自由主义的未来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

论者以不同方式解读自由主义的失败，但关键是改造它。自我批评是一种宽宏大度的力量。已有相当多著作诊断了自由主义之死，恰是这一事实证明，自由主义依旧生气盎然。但眼下，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从条分缕析走向建言擘画。

这刻不容缓。乔·拜登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赋予自由主义新生以脆弱的开端，但有超过七千万美国人将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在英国，民粹主义保守党政府面对的是新任左翼自由派党魁凯伊尔·斯塔默尔（Keir Starmer）领导的工党。在法国，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依旧是欧洲首屈一指的自由派新生领袖伊曼努尔·马克龙的严重威胁。在匈牙利，欧盟有一个愈发不自由、不民主的成员国。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如失业、动荡、公共债务剧增，或许还要加上通货膨胀，有可能催生第二波民粹主义。已是超级大国的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收获了新的力量，峥嵘初展，其发展模式正在挑战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本句有删节——译注）。在人口超过一百万人的国家当中，民主政体的数量少于非民主政权，是本世纪以来第一次。

新生的自由主义就像海王（Neptune）的三叉戟，会有三个分叉。

分叉之一，是捍卫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制度，如自由言论和独立司法，既反对民粹主义者，又反对赤裸裸的威权主义者。

分叉之二，是纠正过往三十年间自由主义所经历的重大失败：一种单一维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最坏情况是教条式的市场原旨主义，其对人类现实的把握就像辩证唯物主义或教皇绝对正确的教条那样微乎其微。这些失败驱使数百万选民投向民粹主义者的怀抱。这样，我们必须对民粹主义采取强硬态度，对民粹主义的源头采取强硬态度。分叉之三要求我们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迎接我们这个时代那些令人生畏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和中国崛起。所以，我们的新型自由主义必须瞻前顾后，内外兼顾。

我们用那三叉戟的第一个分叉所要捍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任何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在波兰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日常斗争。一名法国教师在巴黎郊外遭野蛮斩首，这提醒我们，纵使在历史最悠久的自由社会，自由言论也不得不与其否定权苦苦缠斗，那否定权不只来自诘难者，还来自刺杀者。民粹主义痛恨多元主义，因之，在形形色色独立媒体和强大公民社会之外，我们的多元主义、反多数主义制度必须加以夯实。

特朗普拒绝承认大选失败，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试图宣布议会休会，这都显示，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托克维尔所称的民情即传统、习俗和良好举止中所蕴含的自我克制。但假如说有些威胁是新的，那么，那些理念和制度则是人们所熟稔的，在黑暗时期为它们挺身而出的使命也是自由主义者过往经常面对的。

第二和第三个分叉有赖于更多的新思维。在转向这些话题之前，先让我澄清一下我说的自由主义是指什么。

没有自由，就没有自由主义

用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富于启示性的阐发来讲，自由主义是“传统之传统”。

将一个包括历史实践、意识形态集群和哲学作品在内的大家庭称作自由主义的，或许是正当的。它们的核心承诺都是个人自由。（只有在当代美国政治的怪异语义世界中，才有可能将自由主义与自由分开。）此外，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说，自由主义还包括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平等主义和普适主义（universalism）元素。但这些成分在定义、比例和组合方面显得千差万别。（朱迪丝·施克莱，生于1928年，卒于1992年，美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生于19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译注）

自1930年代起，人们开始将“自由（主义的）”（liberal）当形容词，更广泛用在“自由民主”这个组合，以及自由社会、自由世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样的同源表达中。在小写形式(“小l”)中，它描述的是自由民主政体与全能主义政权和后来的威权主义政权的不同之处。自由民主政体始于跨大西洋的现代西方核心地带一些国家，全能主义政权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威权主义政权则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本句有删节——译注）。确切来讲，如同英国人说的语言有成为自己专业用语的奇特历程那样，随着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各路自由派政党的“大L”自由主义成了自由保守派、自由天主教徒、自由社会主义者和自由社群主义者也在使用的一种更普遍政治语言的专业用语。

这有所裨益。要更新自由社会的基础，必须实施深刻的变革，这有赖连贯一致的执行，任何单一集团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由一个政党维持连续掌权的局面，即使这个党完全由宽宏大量到最无可挑剔的“大L”自由派组成，也行不通。自由主义的一党统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因此，如同1945年后基督教民主党人在西欧帮助建立福利国家那样，自由主义的复兴有赖于各党派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但自由主义也憎恶那种认为每个人都应同意什么的主张，因为这会消除那种维持社会生机所必须的观念之战。当代西方提供了两个可成鲜明对比的案例: 在高度极化的美国，共识太少; 在德国，共识可以说太多了些。因为金发姑娘（Goldilocks）希望她的粥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所以我们需要在必不可少的共识和同样不可或缺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

没有什么比将“自由主义”化约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抑或高盛公司的实践更荒诞不经的了。自由主义奉献了一段极为丰富、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实验性历史，关乎永无止境地探求为各色民众以及各民族寻找在自由状况下和谐共处的最佳方式，是一座理论宝库和实践经验宝库。相比之下，所谓“后自由主义”甚至连一个自己的适当名目都想不出来，这是多么富于启示意义; 恰恰是这一称谓本身，反映了它的追随特征。近期批驳自由主义失败的几本最好著作也终究没有主张我们应放弃自由主义，而是主张我们需要一种更优质的自由主义。

平等与团结

要是我们早听皮埃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的话就好了。早在1991年，这位生于罗马尼亚的杰出法国政治哲学家就警告说，我们固然应当庆祝自由在冷战结束时获胜，但必须记住，人类不只是依托自由和普遍性生活。他预言导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些憧憬笃定会回归，然后给它们命名: 一方面是对社区和身份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对平等和团结的渴望。（皮埃尔·哈斯纳，生于1933年，卒于2018年，法国政治哲学家、历史社会学者。——译注）

哈斯纳的两组配对颇有先见之明，人们据此可以诊断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问题，随后开出许多药方。社区和身份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经常强调的价值观（和人的需要），而社会主义传统则特别注重平等和团结。1978年，波兰哲学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写下一篇广受赞誉的文章，题为《如何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How to Be aConservative-Liberal-Socialist），本着这种半开玩笑的精神，我提议，我们理当成为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生于1927年，卒于 2009年。波兰哲学家。——译注）

先说平等和团结。一个老生常谈是，在许多发达社会，我们已目睹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生活机会中越来越大的鸿沟始于生活本身。在伦敦一个绿树成荫的角落即泰晤士河畔的列治文区（Richmond），一名65岁男子平均可期待再有13.7年的健康生活，这是同一城市的另一端即纽汉姆区（Newham）男子预期寿命的两倍多。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45岁至5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下降了40%，但同年龄段没有大学学位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上升了25%。假如死去，你不可能自由。

为减少始于最基本生存机会的生活机会上的不平等，自由派需要同时着手处置多重不平等问题：财富、医保、教育和地理（铁锈地带与美国东海岸、英格兰北部与大伦敦）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最最为凸显，权力和注意力方面的不平等则不那么显见。消除这种多维度的不平等，要求我们支持的措施，要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自1989年以来即未雨绸缪，思考了三十年以上的那些措施更为激进。

自由主义的进路不是从天花板开始，而是从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所称的“共同地板”（common floor）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身的干劲和能力，从这个地板上升到与在顶层公寓开始新生活的人一样高的位置。这方面可能有所助益的措施包括：负所得税（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很久以前提出的那样）；全民基本收入（在由我在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的一项调查中，71%的欧洲人对此予以支持，这令人震惊）、由纳税人提供资金的普惠性最低继承额（在累积而得的财富而非当前收入方面的鸿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如英国和美国，这一措施尤其值得尝试），以及医保、住房和社会保障之类全民基本服务。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有多种国家形式，因此这些措施的适当组合将因国而异。（拉尔夫·达仁道夫，生于1929年，卒于2009年，德裔英国社会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经济学家，生于1912年，卒于2006年，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注）

从共同地板上升的关键阶梯是教育。二十世纪中叶，自由派曾打算扩大大学教育，以增进生活机会和社会流动性，但现在，知名美国大学越来越像是现有精英延续其优势地位的另一种手段。美国顶尖大学通常从收入最高的1%家庭招入的学生，多于从收入最低的60%家庭招入的学生。《经济学人》创造了“世袭精英统治”（hereditary meritocracy）一词，用以描述这个自我延续的新阶层。因此，像我有幸在其中工作的两所大学那样的大学承担着扩大入学机会的重大责任，但只靠它们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性。我们还必须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教育，从关键的早期阶段开始提供更优质的职业教育，并在数字革命中提供终身学习。

再分配尊重

教育之外，存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我们可用“有差别的尊重”（disparity ofesteem）加以描述。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生活在破旧的前工业城镇，他们觉得自己被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嘲笑为“自由主义精英”的人怠慢、鄙视或无视了。即使在没有多少严重物质困难的地方，如在东德，人们也能发现深切的文化怨恨。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必须对其每个成员都表现出“同等的尊重和关切”。我们这些大都市的自由派能坦率地讲，1989年后的几十年间，对生活在美国“铁锈地带”或英格兰北部社区那些被忽视的人们，我们展示出了同样的尊重和关切吗？当然，直到民粹主义浪潮驱动大都市的记者在他们的国内旅途中搭乘一辆辆出租车前往从前的约克郡煤田或阿巴拉契亚山脉。（罗纳德·德沃金，生于1931年，卒于2013，美国哲学家、法学家。——译注）

必须制订全面方案，改善被忽视的地区和城市。地方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样重要。要记得托马斯·杰弗逊的信条: “把郡分成区。”对英国脱欧的口号“收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 ，一个自由主义的回答是，将更多控制权交还给那些最底层的人，扭转英国整体上，尤其是英格兰的过度中央集权。

态度的持续改变与政策的持续改变同等重要。波兰民粹主义者谈论“重新分配尊重”的必要性，这没有错。大流行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间，我们见证了相似的事情：政客们突然不只将医生和护士，还将护理中心工作人员、急救人员、接生员和垃圾处理工人称颂为“英雄”。但这种情形似乎已在消退。

近几十年的技术官僚型自由主义惊人地缺乏一个重要成分: 自由主义的想象力。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著文论及“好奇而富有同情心”的想象力，其恢弘足以“认出穿着奇怪服装的人类”。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在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中最为丰富。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在她的《黯淡的自由主义》（Bleak Liberalism）一书中特别提到查尔斯·狄更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对目不识丁的清洁工乔之亡故的感人沉思:

在街上被挤着、撞着、推着；心里确实觉得自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是个闲人，可是一想到自己总算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别人从前虽然不把自己看在眼里而今天已经不同了，心里又感到莫名其妙！（玛莎·努斯鲍姆，生于1947年，美国伦理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阿曼达·安德森，美国文学理论家，布朗大学人文学和英语教授。译文取自《荒凉山庄》第十六章，黄邦杰、陈少衡、张自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注）

用某位今日狄更斯的笔法来写，那是要让穿着昂贵皮鞋的银行家走过挤在他们银行入口处的流浪汉时停下脚步，要让——是的——前往一所资金充裕的大学的终生教授停下脚步。

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的清洁工乔（Jo）与查德班德先生（Mr Chadband）。图：Lebrecht Music & Arts / Alamy Stock Photo

这一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所支撑的公民美德即为团结，那是左派长期以来在他们的旗帜上描绘的一个理想，但也是许多保守派人士珍视的一种价值，后者从基督教的社会教育中领受到这一价值。审视公民美德的两个传统来自左右两派，它们在被称为团结工会的1980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中遭遇并融为一体。自由派必须与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一道，全心全意接纳团结的价值。我们必须明白，团结的主观的文化和情感层面与更为客观的社会和经济层面同样重要。只有结合它们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地板”。

约束“自由派统治”

到目前为止，我的很多讨论都可归入“向上看齐”这一大类。“向下看齐”呢？

从理论上讲，某位自由派人士可能认为，假如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足够多的平等机会，那么少数人拥有远超足够程度的机会并不是问题。实际中，这一看法是不成立的，原因至少有三。向上看齐将是昂贵的，而且如果不从超级富豪（他们从全球化中获利极为丰厚）以及所谓“舒适的富裕阶层”（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得更多金钱，向上看齐所需资金是无法到位的。顶层的极端不平等实际上与平等的生活机会不相容，因为通过教育和其他形式的特权，它延续了那种“世袭精英统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导致严重的权力不平等。

不相信任何集权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要素，自由主义希望各类权力都是有限、可问责、分散的。但近几十年来，英美自由主义在继续大力质疑公共权力的同时，对私人权力过于纵容了。这一失败之所以更可鄙视，是因为没有明确区隔两种类型的权力: 公共服务和利润丰厚的私营部门职位之间的“旋转门”加剧了监管机构被俘获的危险。政治评论员马克·希尔兹（Mark Shields）给出了有关美国政治的一条精辟“黄金法则”：金钱统治一切！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不可思议的扭曲力量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但该问题并不局限于美国。（马克·希尔兹，生于1937年，美国政治专栏作家，1987年起任美国公共电视网谈话栏目NewsHour主持人，2020年末卸任。——译注）

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超级富豪个人和企业非凡力量的印记，它们可以是大银行、能源企业、默多克拥有的那种媒体帝国，或者是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这样的数字巨头。克林顿夫妇和托尼·布莱尔这样的自由派侧身于富豪林立的“达沃斯人”寡头统治，如此行事的荒谬结果是，自由主义本身已被视作富人、当权派和强势阶层的意识形态。天主教保守派作家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在其反自由主义的战斗性著作《自由主义何以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中，生造了一个有所裨益的煽动性术语——“自由派统治”（liberalocracy）。（《自由主义何以失败》，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18年。帕特里克·德宁，生于1964年，政治理论家，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译注）

处置这些不平等问题的可行措施可以包括: 追查隐藏在世界各地避税天堂的数万亿美元; 征收财富税; 对脸书等数字公司征收更高、更有效的税; 征收土地税，其巨大优势不只在于处置纵向不平等问题，还在于处置横向不平等问题。我们还可回到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感兴趣的一项有关社会主义的主张: 为工人提供其所在公司的股份，从而赋予他们更强烈的有意义工作之感。“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的其他元素或将有助于纠正目前英国和美国商业生活中对股东价值的片面癖好。

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巩固了发达经济体中资方相较于劳方的力量。有组织劳工，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左派核心抓手必须是答案的另一部分。然后，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竞争政策，这在美国被称为反垄断。谷歌和脸书之类大公司处在接近垄断的地位，拥有前所未见的规模。在这方面，假如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人士忠实于他们的原则，他们就应比任何左翼激进人士对恢复真正的竞争性市场都更有兴趣。而且，有待明确的是，受到适当监管的市场依旧是自由宪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彻底转变社会风气，这包括富人中间的风气和看待富人的态度。1939年，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国际笔会大会（PEN Congress）发表主题为“自由之问题”的演讲时，谈到实施“一种自愿的自我限制，一种对自由的社会性自律”的必要性。近年来，那种社会性自律在哪里？当奥巴马政府提议对“附带权益”（通常是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税率低于其他收入）加税时，美国最富有的个人之一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宣称：“那是一场战争......就像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金融时报》报道称，当冠状病毒开始夺去许多人的生命，摧毁美国数百万工人、店主和小企业主的生计，“延续薪酬持平或下降的趋势”时，美国顶级银行家仅在一年内就为他们自己支付了2400万美元[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尔巴（Michael Corbat）]至3150万美元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的薪酬。这真是龌龊不堪。（托马斯·曼，生于1875年，卒于1955年，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世民，生于1947年，现为美国投资公司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译注）

眼下，在这世上一个个苏世民面前，政客（需要金钱去拼选举）、公务员（提前退休后得找工作）、博物馆、交响乐团、大学、慈善机构，甚至是非政府人权组织，都在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赞美他们了不起的慈善事业。在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狄更斯描述了伦敦上流社会如何在强悍的金融家默德尔（Merdle）面前作践自己的情形，再次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捕捉到这一点。是的，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如乔治·索罗斯，确实赢得了我们的尊重。但整体而言，我们确实需要“再分配尊重”: 少一点尊重银行家默德尔，多一点尊重清洁工乔。

身份与社区

这样我们就说到哈斯纳提出的第二对价值，自由派或将忘记这对价值却浑然不知: 社区和身份。过去三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关乎个人和社区间有缺陷的整体平衡，这源自张扬无度的个人主义。但也关乎自由派所钟爱的一些类型的社区与他们所忽视的一些类型社区的对比。

最近几十年里，我们这些胸怀天下的自由派关注另一半世界很多，这合情合理，但太少关注我们自己社会中的另一半。我们谈论过许许多多“国际社会”的事，但太少关注国内社区。我们专注于形形色色少数族群谋求其复杂身份获得承认的合法诉求，进而未能看到，那些早期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曾经假定属于比较安稳的多数群体的人，现在是如何感到愈发没有安全感，并因其自身身份而受到威胁的。这为特朗普及其同道的“白人身份政治”敞开了大门。自由派精英对社会上一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智者统治式的（epistocratic）蔑视，则加剧了那种“多数觉得自己成了少数”的不满，尤其是当那另一半表达了简单化且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时。希拉里·克林顿那句极为盛气凌人的“一群可怜虫”，便是明证。

我们还低估了1989年后全球化和自由化带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的绝对速度和深度所形成的创伤性冲击。二十一世纪之初，全球化、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主义革命性冲击的令人难忘的描述: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一扫而空，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得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随着太多耳熟能详的事物被一扫而空，人们高呼：“够了！变化太多！太快!”还经常加上一句伤感的“我再也认不出我的国家了”，民粹主义者利用这一感受，将不满集中投射到了移民那里，这凸显了族群、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感受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十分强烈，尽管这些国家真正的问题是大规模人口外迁，而非移民迁入。自感边缘化的人们认为，是外国人造成了他们的边缘化。显然，这其中有巨大的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元素起作用，但这些感受同时植根于人们对生活世界中一些变化的革命性速度和深度的广泛得多的反应。

漫长的战斗：在法国，自由主义思想激发了若干次动荡的发生，包括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描绘的1830年七月革命。图：Wikimedia Commons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有一句名言: “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场巨大而突然的变化更痛苦的了。”我们自由派人士忽略了这句话所概括的那种原生保守主义洞见。保守派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是:

这种政治见解源于希望维护现有事物，那些事物被认为要么本身已经很好，要么比可能的替代品更好，或至少是安全、熟悉的，而且是信任和钟爱的对象。[强调为笔者所加]（玛丽·雪莱，生于1797年，卒于1851年，英国小说家。罗杰·斯克鲁顿，生于1944年，卒于2020年1月，英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这一分析的必然结论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降低变化的速度至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程度，同时保持整体上自由的进行方向。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用两个词概括了这一指示: zielwahrende Entschleunigung（确保目标的减速）。比如，这意味着限制移民涌入，确保国境安全，强化国境内部的一种共同体、信任和互惠之感。

国族

对当代自由派来讲，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领域。

一些人全然不满于各个国家（nations）的倔强存续。但与其在一个以“国际主义对阵国家”为标志的沼泽前线集结遭受重创的部队，我们必须在一个以自由主义术语定义的更易防御的高地上重新集结。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斯克鲁顿问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相互信任的第一人称复数”，并从“邻里和世俗法律”而非“信仰与亲属关系”的角度，为这一核心政治问题给出了一个现代保守主义的答案。

自由派可以介入，确实是有条件的。他们争论的并非建立一个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那毕竟是1848年，即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那一年，欧洲自由派人士的主要诉求之一，而是这一共同体的定义和特征。正如夜间关闭边境以及各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再次展示的那样，国家（the nation）太重要了，且情感诉求太过强烈，因而不能交付于民族主义者。

早在这股民粹主义浪潮侵袭我们之前，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已开始避免撞上道德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石头了：用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肆无忌惮的挑衅式阐发来讲，那是“自由派的自由主义，食人族的同类相食”。可在世纪之交，文化多元主义还是趋近于道德和文化相对主义，险象环生。（马丁·霍利斯，生于1938年，卒于1998年，英国哲学家。——译注）

但在对“身份政治”的必要批判中，自由派人士必须小心，不要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十九世纪，穆勒、其伴侣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和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预言到女权主义的崛起，晚近，女权主义促成了迈向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一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对不论种族、宗教、性别或区域的形形色色社会群体经验、需要和观点的探究，丰富了我们对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能以最佳方式融合自由和多样性的理解。

因之，自由派必须坚持的一点是，身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既是又是”的。诚然，特定身份之间存在激烈冲突，但拥有次国家、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的身份，理论上不存在矛盾，就像大多数人同时拥有宗教、政治、体制和文化身份不存在矛盾一样。我们自由派不会站在捍卫脱离群体的公民和脱离实体的“网民”的某种世界大同的自由至上主义狂想的立场上，但我们必须捍卫人们以不止一种生活方式扎根于不止一个地方的权利。

因之，我们的爱国主义将是包容万象、自由开明的爱国主义，它足够宽宏大度，足够富于同情心和想象力，可以容纳拥有多重身份的公民。定义国家成员是从公民的角度，而非族群或völkisch（种族）的角度; 这并非狭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état-nation，国族（state-nation）。这样一种开放、积极、热心的国家所能援引的不只有枯燥的理性，还包括人类对归属感的深切需要和对团结的道义责任。新冠大流行病最初固然触发了一轮全国性的自我隔离，但也向我们展示了社区精神和爱国团结的最好一面。自由开明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焕然一新的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挑战

但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具体来讲，全球化、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冲击是自由主义危机的主要肇因之一，但到目前为止，我所勾勒的补救措施主要是国内措施。那些措施是为某个受领土限制的自由民主国族开出的药方，在某些方面实际上会强化国族周边的疆界及其内部的纽带。这不禁令人问一个大问题: 其他每个人呢？自由派必须为绝大多数人类提供什么? 他们不够幸运，没能成为英国、美国、德国或新西兰之类国家的公民。那包括居住在这些国家但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公民，生活在灰色状态的数百万人。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同时是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问题。正如约翰·格雷所论，某个版本的普适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但对今天的自由主义来讲，一个绝大障碍是，数个世纪以来，它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回想一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日常工作是在东印度公司，他认为殖民地人民在他们的“未成年”阶段没有准备好迎接他的精致自由。西方的普适主义实际上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人类对其他人施加的一些穷凶极恶的恐惧，如暴力征服、酷刑、种族灭绝、奴役，是诉诸自由、文明和启蒙这样一些至高无上的理念才获得正当性的。英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有高明的手段遗忘这一点，世界其他国家却没有。

二十世纪晚期的波兰自由派人士尤为偏爱利用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的团结和自由传统。图：Photo: Bernard Bisson/Sygma via Getty Images

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可勉强称作西方自由主义战争（比如在阿富汗、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战争）的事端强化了那种殖民压迫的记忆。在这些战争的背后，历史行动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许多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军事干预都在一定程度上诉诸自由目的，以获得正当性。尽管在科索沃或塞拉利昂的例子中，人们可以说，自由目的至少部分实现了，但就伊拉克或利比亚而言，你很难那么言之凿凿。通往地狱之路，可以用自由的意图铺就。

从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不要求我们放弃为他人争取我们自己享有的自由的那种普遍志向，但确实意味着，既要合理怀疑出于自由目的而实施武装干预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又要以后殖民时代的开放态度看待其他文化的经验、价值观和优先事项。这一点加上西方相对实力日益下降的严峻现实，表明了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关乎自由主义大国可以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改造其他社会。

但即令人们对一种新型自由主义议程——该议程只关乎在当代（不同程度的）自由国家内部捍卫自由——抱有最自私、最狭隘的看法，假如它无法解决我们的国境之外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它也会失败。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术语，恰在它所描述的事物受到威胁之时收获了重视。回顾斯克鲁顿的话，即“希望维护现有事物，那些事物被认为要么本身已经很好，要么比可能的替代品更好”，我们可能会认为，自由派眼下有一个实质上是保守性质的任务: 捍卫1945年以来确立的那些国际合作机制和实践。

两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超出我们可能乐于认为的那样——与西方力量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如今，随着世界政治议程越来越多地由不属于传统上定义的西方的大国设定，或者由像俄罗斯那样对自己是否属于西方存在矛盾心理的大国设定，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中最具战略重要性的是中国，它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

大国崛起和相对衰落的时期，历史上是紧张局势加剧的年代，也通常是战争年代。我们怎样能管控这一紧张局势，尽可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避免战争？今天，中国的影响已深入到自由民主国家内部，这在澳大利亚最为引人注目（本句有删节——译注）。这要求我们在自己社会的核心，捍卫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等基本自由主义价值观。

中国史无前例的发展模式，眼下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系统性对手（本句有删改——译注）。它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社会提供了通向现代的另一条道路。自由世界为在冷战中致胜而完成的唯一重要之事，是将我们自己的社会建设得蓬勃兴旺、蒸蒸日上、魅力十足。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同样的事情，忠实坚守说服他人相信自由社会提供了更美好生活方式的事业，而且重要的是，对那些与我们有同样价值观而生活在不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保持信心。但实际上，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必定要与一些威权主义政权维持长期的竞争式共存关系。

我们必须与它们合作，以避免战争，战胜大流行病，并直面人类纪时代的决定性威胁: 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变暖的全球性抗争还要求我们，通过撤资、监管等多种手段，遏制碳利用企业太过强大的势力。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大幅削减碳消耗量，不只计算我们自己的排放量，还要计算我们进口的商品在其他地方生产的过程中消耗的碳。假如我们严肃看待支持历史正义和代际正义的主张，我们个人生活方式的代价将尤其高昂: 已消耗了更多地球生态资本的全球北方理当付出更高代价，当代人则应为那些尚未现世的人们做出牺牲，因为他们即将出生在一个苦于全球变暖后果的世界。

这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地图证明，相较于乔·拜登更传统的自由民主组合套路，大量美国选民更喜欢特朗普善于蛊惑人心的宣传伎俩。图: Jeffrey Isaac Greenberg / Alamy Stock Photo

自由民主政治中，是否可能通过同意来获得这样的牺牲？2020年，在回答我的研究团队提出的另一个调查问题时，53%的欧洲年轻人表示，他们认为威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有能力处置气候危机，这一数字令人震惊。我们的使命是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

与此同时，气候暖化已无可回避，其后暖化的程度将大大加剧未来的移民从贫穷的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流动，这样的人口流动已经颇具规模。不过是数百万移民从非洲和更广大的中东地区抵达欧洲，所引发的反应就已动摇欧洲老牌自由民主国家。将五花八门的社会罪恶算到来自拉丁美洲的民众头上，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政纲。

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限制移民实际上有利于移民的来源地。他写道，伦敦的苏丹医生比苏丹的还要多。假如某个国家一大部分更年轻、精力充沛、受过良好教育且富于进取精神的公民在其他地方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对任何这样一个国家都是不利的。假如有太多的地方自由派人士选择改变国家而不是改变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对那些地方的自由是不利的。（保罗·科利尔，生于1949年，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译注）

这些都无法免除自由主义者为所有那些拼命想进入我们国家的人提供人道待遇的义务。也不会免除我们的疑问，也即：我们应当为我们不打算允许进入我们自己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类做些什么呢？最低限度，我们需要更多留意，去理解什么可以真正帮助各国发展，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为这一进程贡献积极力量。任何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假如其发展援助支出低于占国内生产总值0.7%这一联合国认可的目标，都应为自己羞愧（英国民粹主义的保守党政府理当终止其最近放弃该目标的举动)。

哪怕是勾画这些全球性挑战的基本轮廓，就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一种新型自由主义的外部议程甚至比其国内议程更令人望而却步。但最大的挑战是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情，特别是当上述三个分叉的举措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时。例如，如何在不严格限制个人自由的情况下，防止全球变暖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两摄氏度？如何在充分尊重移民人权的同时消除对人口迁移的恐惧？（本段删除一句。——译注）

迈向一种新型自由主义

我最近读到一篇有趣文章，作者是德国作家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题为《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of Liberalism），发表于1843年。（阿尔诺德·卢格，生于1802年，卒于1880年，德国哲学家。——译注）

自由主义已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自我批评是其特有的更新之路。甚至“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也是一个古老术语。它首次被广泛使用是在二十世纪初，用来描述新一波思想家，他们壮大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维度，由此夯实了自由主义。之后，随着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实施，1945年后福利国家在西欧建设起来，自由主义中出现了更鲜明的社会民主转向。再往后，自1980年代开始，我们有了回归自由市场、远离臃肿“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现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新型自由主义”。

这里，对自由主义的这一复兴，我只是提出了一点想法。我是在其他许多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这些想法的，并希望其他人转而会在我的基础上继续着力。我没有假装是在详细铺陈一种规范性理论，也没有提出一项全面的政策规划。穆勒告诉我们，“进行普遍的综合是不必要的”。确实，过往三十年间，谋求最大限度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成了技术官僚型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狂妄的一部分。它大大偏离了卡尔·波普尔的“零碎社会工程”。因为自由主义决不应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是一种开放的方法，一种基于证据的现实主义和道德抱负的结合，总是愿意从他人和我们自身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这一新型自由主义将坚定捍卫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如人权、法治和有限政府，以及作为方法而非体系的自由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性的言论和研究自由。它将是实验性的，通过试错来进步，对学习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其他传统持开放态度，并满怀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心，我们需要通过他人之眼方能看到这样的同情心。它将珍视情商，同时珍视科学智慧。它还将承认，在许多相对自由的国家，我们有几乎被企业-富豪-寡头控制的政府。这必须用民主手段加以瓦解，否则，随着民粹主义者（有时他们自己就是富豪）挑动不满的多数派反对“自由派统治”，民主制度中的选举程序将继续被用来颠覆自由主义。

这一新型自由主义将依旧是普适主义的，但那是冷静节制、细致入微的普适主义；它将依旧对历史上西方主流之外的文化和国家的思考视角、优先事项和经验的多样性保持警惕，并意识到世界大势正从西方转移。它将依旧是个人主义的，致力于实现个人最大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兼容并蓄，但这将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契合于环境的个人主义。在最理想的情形下，自由主义总是理解，人类从来不是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所称的“出于自由主义狂想的自造原子”，而是融入不同类型的社区中生活，这些社区可以满足人们对归属和承认的深层心理需求。这一新型自由主义将依旧是平等主义的，追求平等的生活机会，但理解不平等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与经济方面同样重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将依旧相信世界向善，但那是抱有怀疑态度并具备历史认知的世界向善论；它承认历史有循环也有线条，有逆转也有进步，并且人类的进步在最佳情形下也只是一个渐进向上的螺旋轨迹，整个过程中会有向下的转折。

伟大的作家和具备修辞天赋的领导人随后会被要求，将这融入到较其他讲述更具情感魅力的一种讲述中，蛊惑人心的可怕简单化（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正在利用那些讲述诱惑数百万颗不幸的心。这将是忧惧重重的自由主义（a liberalism of fear，借用朱迪丝·施克莱的著名用语），但同时必须是满怀希望的自由主义（a liberalism of hope）。如同在双螺旋结构中那般，对人类野蛮行为的恐惧总会回归，将与对人类文明的期望交织在一起，我们部分拥有这种文明，但我们还可能营造更多这种文明。

假如太晚了怎么办？假如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与西方的相对实力一道，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呢？假如反自由主义的德宁有关“一项有五百年历史的哲学实验完成了使命”的幸灾乐祸是正确的呢？仅从个人角度，我希望随后我会与“自由号”适航船一起下沉，在引擎室操作水泵，同时我们努力让她浮在水面上。但当我大口吸入最后一嘴盐水时，我将在对自由的最后一种特殊品质的审思中找到安慰。那船似乎已沉到海底，一段时间后又浮出水面。但更神奇的是: 它恰恰是利用下沉获得了浮力，再度浮起。呼唤自由的最热烈之声是从不自由的人那里传来，就像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中的囚徒合唱那般，这并非偶然。

因为自由就像是健康，失去时你会最为珍视。但不论对自由社会还是个人而言，上佳的前进方式都是保持健康。

译文未获授权。

转载时请保留译者署名等信息。

感谢阅读。请欣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