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事务丨美国危险的老人统治

1975年，莫斯科红场，自左至右：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政治局意识形态负责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图：ВЛАДИМИР МУСАЭЛЬЯН/ТАСС

美国危险的老人统治

尤里乌斯·克莱因（Julius Krein）

目前处在衰落状态中的美国，越来越像晚期苏联，但最令人不安的相似处之一，是美国无疑正滑向老人统治。从特朗普到拜登，到桑德斯，到佩洛西，再到参议院大部分议员，人们可能会认为，圣经中的七十岁已成为在这个国家担任公职的法定最低年龄。到2024年，在先前三十二年中的二十四年间，美国将由1946年或之前出生的人领导。

老人统治固然在政界最为凸显，但在当下美国人的生活中已无处不在。一段时间以来，大学教授和管理人员、银行业高管和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很多行业领军人物的平均年龄都在稳步上升。或许硅谷之所以相当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美国唯一一个人们不在衰老边缘但仍能得到晋升机会或筹集到资金的地方。相反，或许制药业游说团体之所以相当成功，是因为制药商不只是国会这个辅助生活设施的最大捐赠者，而且可能是最大的供应商。

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无情暴露了老人统治的脆弱。这场危机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有资格接受长期照顾而非把持重要且要求极为严苛的岗位的统治阶级，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老人统治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全球新冠疫情应对最令人惊讶的面向之一，是完全拒绝依据与年龄有关的风险对人群进行分类和治疗。

虽然老年人群中的新冠病毒可以极为致命，但在这一点上，目前公认，该病毒对五十岁以下人群的风险相当小。对三十岁以下人群来说，与实施封锁有关的风险，如家庭暴力、自杀、抑郁、吸毒的增加，以及经济上的窘境加剧，几乎肯定比疾病本身更严重。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免疫系统受损的年轻人，已感染该病毒的老年人) ，可这些都很容易解释。但显然，设定政策的那些老人操盘手甚至没有能力去考虑这些因素。

与其对每个人都实行地毯式封锁，远为明智的做法是隔离老年人，同时允许那些五十岁以下的人（假如人们希望真正做到谨慎小心的话，甚至可以是四十岁以下的人!）工作，上餐馆，度假，参加聚会，过真正的生活。巧的是，像大型写字楼、餐馆和机场这样的地方已为检查身份证和年龄做足准备，而不是强制执行（有点武断的）“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临时住房需要为多代同堂的家庭安排，但在美国，这种情况相对罕见，而且我们已展示出在危机期间临时增加住房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肯定比——且仍将比——为每个人关闭整个国家要好得多。但从没有人考虑过这一点。

此外，持续数月的封锁政策形成的政治争议原本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例如，有关抗议活动的牢骚和双重标准，绝对荒唐可笑。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一场抗议活动的政治内容显然不会影响到它的好坏，但绝大多数抗议者是年轻人这一事实限制了任何风险。尽管西雅图那个“自治区”传出了许多疯狂的故事，但新冠疫情灾难却不在其中，这或许是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相当年轻。同样，与其将口罩令种族化（如同俄勒冈州的一个郡那样），或者选择性地强制执行口罩令（这多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 ，若非有老年人在场，颁布口罩令理当完全不必要。

相反，政策制定者假装一个三十岁的人和七十岁的人没有区别。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婴儿潮一代无法想象没有他们存在的世界？因为他们甚至无法想象，除了他们自己还有谁存在？

一个不易获得的统计数据是，为保护现在和过去几十年间婴儿潮一代的宝贵自尊和财产，有多少年轻人的生活被扼杀或摧毁了。事实上，我怀疑今天有相当多雕像正被（通常是不加选择地）拆除的一个原因是，即使在一场大流行病爆发期间，平心而论，拆除一座雕像，也比取代婴儿潮一代和他们失败的政策共识要更容易（尽管许多雕像可能没有那么古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学: 许多大学拒绝开放，或将在即将到来的学期转向虚拟学习。学生人群面对的风险非常低，但七十多岁的教授们说，他们不想在疫情威胁下教书（好像他们曾经想过一样!）。但有成千上万年轻学者多年来面对黯淡的职业前景，他们或许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我们的老人统治制度宁愿牺牲每个人的教育，为的是增加本应在几年前退休的七十多岁老人的收入。

科学也在衰老

这些反常的世代动态，影响不只在经济方面。或许，恰当来讲是，那些影响在科学领域，甚至在病毒科学领域最为显著。引用以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命名的原理: “科学进步总在葬礼之后。”正如普朗克本人所言:

一个新的科学真理能胜出，并不是因为它说服了反对者，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死去，同时熟悉它的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一项重要科学创新获得了认可，绝少是因为它逐步赢得了对手，并转变了他们的信仰:扫罗变保罗是罕有的。确实发生了的是，反对者渐渐消失，成长中的一代人一开始就熟悉各种观念: 这是未来属于年轻人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情况。（马克斯·普朗克，生于1858年，卒于1947年，德国物理学家。——译注）

这样的剧目每天都在美国的大学里上演，尤其是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领域，在（大多数）那样的领域，同行评议不受任何更广泛的审查。只要资深人士依旧在岗，挑战他们理论的文章就不大可能通过同行评议。不难认为，近几十年来科学进步的放缓至少部分是由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拒绝退休，即便他们早就过了鼎盛时期。

诚然，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并非当代科学面临的唯一问题。以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为例，他不过52岁。尽管其职业生涯中充斥着失败，且他对自己职业生涯中每一种主要流行病的预测都极不准确，但他依旧是英国顶级传染病专家。此外，尽管多年来他的建模依赖错误的代码，严重高估了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并且在这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健康建议，但在主要媒体中，他的看法依旧被视作专家意见而得到援引。（尼尔·弗格森，生于1968年，伦敦帝国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译注）

弗格森之类人士的热度持续不减，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研究科学界建制派的社会学加以解释。一个残酷的解释是，在学术界或私营部门，公共卫生确实不是一门声望很高的学科（当然，社会宁愿让统计人员成为金融投机者之类人士，这并非这个行业的错）。也许这种情况现在会改变，但残酷的现实是，过去数十年间，这个领域并没有吸引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这一点很明显。

美国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过程中，似乎也受到棘手且看似无法解释的等级制度束缚。例如，（2020年——译注）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初稿认为，新冠病毒近期源自一个蝙蝠洞，在那之后，几乎没有研究工作进一步调查这一断言。但印度科学家已经证明，早在2012年，在中国一处废弃的矿井中就发现了一种感染人类的高度相似的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最初将其错误地归类为一种真菌病，后来纠正了这个错误。但假如西方科学家有兴趣追踪这些问题，印度科学家的发现至少没有得到广泛讨论。或许太多重要人物会因错了几年而感到尴尬。

但有关美国科学界中老人统治的具体问题，或许最好的缩影是七十九岁的安东尼·福奇博士，他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媒体英雄。请注意，在批评福奇时，我绝不想为特朗普或其行政分支开脱。特朗普的行政分支理当因其令人震惊的无能接受所有批评，其他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也是如此。但媒体对福奇的拔高尤其可笑（尽管就像他的陪衬特朗普一样，福奇喜欢摄像机，且似乎乐意说出任何他认为他的受众想听到的话）。

事实是，有好几个月时间，在原本可以最容易控制新冠病毒时，福奇完全没有意识到病毒的要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可原谅的职业失误，不能怪特朗普。迟至1月21日，福奇在接受NewsmaxTV（！）专访时，对病毒的严重性及对美国人构成的风险仍轻描淡写。在这一点上，病毒的严重性在亚洲甚至在美国的非专业评论员那里，都获得了相当充分的理解。事实上，一位先前被称为“Mencius Moldbug”的博客作者比“美国最知名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更准确地描述了这段时间的病毒。就像孩子们说的，让他们也弄明白了。（NewsmaxTV，是美国一家立场保守的有线电视新闻机构。——译注）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刺眼的失败会让福奇受到惩罚，或刺激他辞职，但这似乎只是满足了他对聚光灯以及另一种奉承姿态的渴望。与此同时，媒体几乎没有细究福奇的幕后建议。内部描述（有些有二手报道，有些则没有）揭示，最初是因为担忧准确性，甚至迟至5月，他仍对积极扩大检测范围以遏制疫情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他一开始就积极推广瑞德西韦（Remdesivir），尽管相对来说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这种药物的有效性。令人称奇的是，这与他职业生涯的前一阶段相映成趣，当时他积极推广另一种昂贵的抗病毒药物 AZT，该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但其疗效后来被证明极具争议，且被吹捧过头了。当然，我没有资格就 AZT 或瑞德西韦对福奇进行事后批评，但要不去留意一位近八十岁高龄人士的露脸和他在媒体上为逝者行宣福礼时的天真，是困难的。他急于回到自己的辉煌岁月，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不论这些问题的最终回答如何，显而易见，福奇没有能力摆脱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没有能力检核超出最表面层次的病例数字问题，也没有能力区别风险。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福奇对这一不同寻常的病毒有任何专业知识。在公开声明中，他大多只是重复新闻标题，模糊地呼吁实施封锁：对一位八十岁的高风险人士来说，这是明智的做法，但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说，可能不是。透过光鲜的媒体形象，你看到的是一位不知所措、精疲力竭的老人，他不适合占据一个要求苛刻的关键岗位，本应数年前就从这一岗位退休。

若有更年轻的人士在那一岗位或其他岗位，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吗？谁知道呢？但他们不可能做得更糟糕。相当可悲的是，这个国家显然找不到一位哪怕出生于婴儿潮时期但仍足够年轻的合格疾病专家，更不用说找到一位低于法定退休年龄的专家了！

日落条款

美国老人统治的其他领域，在政界、商界、学术界，一样如此。对婴儿潮一代和接近婴儿潮一代的人来讲，他们在壮年时期做出的决定大多是可怕的，他们在暮年时期的记录甚至更糟糕。由年轻人，也就是正常工作年龄的人，接管这些岗位，现在是时候了。

新冠病毒危机甚至已经表明，让最容易被一场大流行病消灭的人群占据几乎所有重要公共岗位，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除根据年龄调整封锁和隔离措施外，还应制定强制退休政策。（这只会让美国与欧洲步调一致。）对六十五岁以后仍全职工作或者占据“具有系统性重要意义”岗位的人，应提高税率；那些超过七十岁的人，理当自动被迫在他们所属的地方退休。老人依旧可以担任兼职顾问、自由撰稿人等等，但不应占据重要岗位。当前，七十岁以上的政治官员理当具有良好的辞职意识，宪法也应修订，在最低年龄之外，加上最高年龄。假如大流行病的世界是“新常态”，那么让我们严阵以待。

婴儿潮一代还年轻时，他们造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不要相信任何超过三十岁的人。”就像很多婴儿潮时期的思考那样，这一说法无比愚蠢。但有一种主张值得一提：危机时代，任何年纪太大而不能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人，大致都不应获得信任，去管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机构。

最终，只要人们对世代的刻板印象尚具真确性，婴儿潮一代就将因为出生在一个处于新政中段、战后巅峰时期的国家，并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地狱图景留在身后，而被铭记。在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他们继承了一个单极霸权，并将这个霸权变成了一个日渐失败的国家。那么，他们宁愿主导对未来每一代人的毁灭，也不愿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死亡，或许就不令人称奇了。

没有人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政治也遵循普朗克的原则。

（作者生于1986年，是美国保守派政治作家，保守派学术期刊《美国事务》创始人、编辑。本文原题“America’s UnhealthyGerontocracy”，由《美国事务》网站发布于2020年6月25日。主图图说非原文所有。听桥译，有多分段。）

译文未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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