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非自由主义浪潮
2019年12月，英国沃特福德镇，北约组织领导人峰会。图：Yves Herman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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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主义浪潮
亚历山大·库雷（Alexander Cooley）
丹尼尔·耐克森（Daniel H. Nexon）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饱受压力。尽管其支持者乐见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败选，但这一秩序仍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重大挑战。
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政客呼吁对世界政治的规则和价值观实施重大调整。他们攻击自由主义秩序是一个所谓全球主义项目，为邪恶的精英阶层服务，同时践踏国家主权、传统价值和地方文化。一些持有如此观点的政客目前领导着属于自由主义秩序支柱的国家，如北约和欧盟。其他政客，包括一些美国政客在内，距离掌控国家外交政策只差一次选举。与此同时，一些胆大妄为的非自由主义大国谋求打造一个对威权主义而言安全自在的世界，这一过程削弱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要素。
但假如当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陷入困境，那么随后将出现何种非自由主义秩序？某种非自由主义秩序是否必然意味着愈发民族主义的大国之间赤裸裸的权力竞争，猖獗的保护主义，以及一个敌视民主治理的世界？
当下的趋势与其说表明了自由主义秩序彻底崩溃，不如说表明了凸显世界政治特征的非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元素的混合发生了重大变化。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依旧强劲，但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独裁和非自由主义特征。反动民粹主义的愈渐壮大和独裁国家的果断自信正在侵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支持人权、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能力。类似的进展指向了这样的未来：自由主义经济安排被用于寡头政治和盗贼统治的目的。
这些过程已在进行当中。它们不只源自近期的一些进展，还源自二十一世纪开始以来一直在改造国际秩序的各种力量。事实上，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用任何特定方式冻结，是不谙世事的见识。内在的紧张和权衡是存在的，可以形成变革的压力。完全逆转当前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或许不大可能。相反，民主国家应集中精力，塑造这一不断变化的秩序，以更好地捍卫它们的价值观和治理体系。
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是什么使得一种秩序不自由？
十九世纪之前，国际秩序完全是地区事务，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是非自由主义的。那些秩序的形式和规模各有千秋，除了不是自由主义的，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共同点。它们看待战争、经济交往和外交行为的态度大相径庭。许多过往的国际秩序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根本是不平等的，但对社会分层有相当不同的理解。有些秩序围绕世界性帝国组织起来，那些帝国在理论上宣称要在整个世界行使宗主权。殖民帝国的建立，源自对种族阶序和文明使命的理解。另一些秩序由城邦组成，或由大型游牧联盟维系。在现代早期的欧洲，经贵族联姻和继承形成的王朝复合国家为谋取领土和影响力而争逐不休。
假如想理解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那么，我们最好从讨论自由主义开始。尽管自由主义本身有不同的旨趣，有时融合了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但通常涉及三个主要领域:
政治自由主义关注国内政治制度。最弱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必须尊重一些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最强形式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所有国家都应该是自由民主国家。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的先驱可以存在于其他非自由主义体系当中，那些体系包括1648年后欧洲有限的宗教宽容，或者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更广泛的宽容准则。（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又称“第一波斯帝国”，存在于公元前550至公元前330年，是第一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译注）
经济自由主义必得承诺实施市场经济。其中意味，在实践中可以有很大不同。新政自由主义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关，其构想是一种资本控制结合强大福利国家的混合经济。相较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更青睐自我调节的市场、资本流动性和政府职能的私有化。
自由政府间主义（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关注国际秩序的手段或形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强力形式支持多边条约和协议、国际组织，以及制定规则、解决争端和提供国际物品的机构。一般来说，自由政府间主义还包括反映主权平等原则的双边协定，即使是在明显不平等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相较而言，国际治理的非自由主义形式，涵盖对特权势力范围的伸张以及正式的帝国主义。
国际秩序，以及欧洲、南部非洲或东亚等地的区域秩序，以不同方式将这些领域融为一体。但冷战结束后，即使他们勉力从比如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机构那里拿到了豁免，美国政策制定者仍说服他们自己相信，华盛顿可以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美国领导人假定，世界将聚拢在民主化、扩大市场和在全球治理中将多边主义制度化这样一些秩序原则周围。他们还相信，这些原则会相互强化。
这样的假定似是而非。没有用太长时间，自由主义机制就填补了苏联秩序倾覆后留下的真空。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促成北约组织的扩张。几年内，欧盟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吸纳欧洲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的胜利似乎无可避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和斯洛伐克的梅恰尔（Vladimir Meciar）等坚持独裁的领导人，时常遭遇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惩罚，或受制于广泛的国内联盟。西方顾问支持向市场经济过渡，西方控制下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开发机构则监督着这一过渡。私有财产，外国投资不受限制，开放资本流动，自由贸易，这样一些原则已被深深植入国内法。新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导了国际经济治理，与此同时，多边主义和政府间主义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新的机构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标准模式。（米洛舍维奇，生于1941 年，卒于2006年，1997年至2000年间担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梅恰尔，生于1942年，曾三度担任斯洛伐克总理。——译注）
但这些不同领域不必共存。它们甚至可以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例如，帝国推动了开放的市场和自由的贸易，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们的其他行为契合自由政府间主义。长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者强调，联合国之类多边机构的主权准则可以如何庇护独裁政权对抗自由化。只消想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的威权国家，或者匈牙利和波兰是如何保护彼此免受欧盟制裁的，就差不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组织，早就因在经济脆弱国家强行推动严重影响到穷人的结构性调整计划，而遭到践踏民主原则的指控，欧盟的民主赤字也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巨大争议。
自由主义这些方面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可以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一个源头。这样的突变可能将国际秩序推向整齐划一的非自由主义方向，或者这样推动国际秩序：使一个维度更自由，而另一个维度更不自由。考虑一下有关“保护责任”的一些原理的形成和演变，那些原理证成了实施国际干预以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必要性。这些方面将主权准则和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与人权准则对立了起来。这些动态确保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突变，形成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特征的不同组合。
转变中的政府间主义
要在国际秩序中追踪这些突变，先理解自由政府间主义自诞生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所裨益的。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实践至少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中叶。譬如，国际电信联盟（当时的国际电报联盟）于1865年成立。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920年国际联盟的成立。但迈向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二战之后。此后，多边机构和论坛日渐成为合作和外交的中心场合，冷战的结束不过巩固了这一趋势。因此，观察人士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兴大国会有动力维护多边治理，并遵守那些有助于其实现快速经济崛起的规则。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将后冷战时期理想化。美国时常利用其霸权地位，令自己免受国际规则和准则制约。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华盛顿优待了某些国家。用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评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来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出于一个“捏造的借口”。但行事伪善且推行双重标准，是霸权国家调和强制性权力与反制性准则的工作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内容。
尽管如此，自由政府间主义依旧是当代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二十年间，尽管并非以自由派必胜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区域组织的数量仍显著增加。这些组织和论坛通常与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无关。它们模仿西方组织和论坛的形式，但体现的是非自由主义的独裁准则，并推动其威权主义创始国的地区议程。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金砖国家这样的新组织即明确宣称，其代表曾经被排除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外的重要国家。莫斯科在2002年推动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2014年推动成立欧亚经济联盟（EEU），目的是在欧亚地区划定一个俄罗斯势力范围。莫斯科是在一个以北约和欧盟等西方相应组织为基础的框架内这样做的。
通过管控类似事宜，或组建叫板自由主义机构影响力的新地缘团体，其他新的国际组织得以挑战现有多边体系。这些新团体中，有许多正积极相互承认并建立工作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由主义国际机构和更多非自由主义国际机构之间的平衡。简言之，相较于二十年前的政府间架构，2021年的全球政府间架构看起来越来越多极化，在政治上呈现非自由主义的特点。
俄罗斯等大国还充分利用双边倡议，在更受尊敬的多边论坛中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和投票行为。所有大国都利用双边关系或提供补偿性支付，以实现自己的政策偏好。美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长期以来就这样做。但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举措是如何正在改变自由主义秩序本身核心机构的。……
……
美国总统乔·拜登已叫停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誓言美国将与多边机构更多接触，但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这些趋势是国际秩序中政治自由主义更广泛衰落的一部分。国际治理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对民主价值观和自由权利的承诺却越来越少。
衰落中的政治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诸多维度中，当下受到威胁最大的，可能莫过于政治自由主义。
自由民主原则深刻影响到二战后的秩序，这一秩序强调，推动和保护个人权利，追究个人参与犯罪或腐败的责任。当然，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权、政治自由、反种族灭绝准则以及这一秩序其他维度的应用和执行，至多是零星琐碎的。但与以往国际秩序的准则和做法相比，这些自由主义权利和原则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不过，尽管对民主衰落的全面概括必须谨慎，但显而易见，民主的拥护者正处于守势。二十一世纪初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06年，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观察到，民主评分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了民主评分提高国家的数量（33比18），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自那以后，这一趋势每年都在继续。
政治自由主义缘何蒙受如此持久的挑战？回顾过去，分析人士不应低估欧亚大陆“颜色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引发的强烈反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前者发生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后者发生在第二个十年的头几年间。
颜色革命爆发期间，很多后苏联国家的街头抗议推翻了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一些政权，并以更加西方化的继承者取而代之。在格鲁吉亚，2003年，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开始掌权，他推动了一套旨在迅速加入西方和北约的议程。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后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建立了一个美国的附庸国。第二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推翻了莫斯科青睐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选举胜利。莫斯科和该地区的其他独裁政权一道，开始将民主运动及其支持者视为迫在眉睫、可能破坏安全的威胁，而非政治上的麻烦。俄罗斯和后苏联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镇压街头抗议活动，禁止或限制公民社会组织，并将民主活动人士重新塑造成了由外国资助的第五纵队。
这些革命连同伊拉克战争，帮助将美国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决心推翻威权主义政权的霸权大国。阿拉伯之春运动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形象。华盛顿鼓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抗议活动，放行北约干预利比亚，甚至利用其与埃及深厚的安全关系迫使该国的长期统治者穆巴拉克下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往往被夸大的）作用让威权主义政权相信，有必要制定高效的对策。多个地区独裁专断又惴惴不安的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将国内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媒体说成是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侵扰势力或华盛顿的地缘政治议程沆瀣一气。莫斯科有关美国干涉的阴谋论宣告，在其他威权主义政权中引发了共鸣。
一些新兴大国还寻求推广新的准则，以抵消政治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文明多样性”是其中之一，这一概念强调文化相对主义、不干涉主权和尊重文明差异，旨在削弱政治自由主义。最常由俄罗斯推广的另一套“反规范”强调“传统价值观”。这些新的准则更新了将自由主义与颓废和衰落联系在一起的可贵传统。在一些中东国家的支持下，俄罗斯政府倡导的理念是，国家组织的宗教应在政治生活、“传统的”异性恋家庭价值观以及限制移民以维护民族认同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事实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谓跨国倡议网络与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自由主义事业关系极为密切。现在，一些非自由主义政权出于自身目的利用了跨国行动者。比如，想想看世界家庭大会（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的成功，这是一个将美国的右翼基督教组织与亲家庭团体、宗教代表和俄罗斯寡头赞助人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世界家庭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推广“传统价值观”议程，并联络推动反动文化计划的政府和社会行动者。这些年度会议中，有几个会议的主办国，其执政者是自封的非自由主义者，那些国家包括摩尔多瓦、匈牙利，以及最近的意大利维罗纳（Verona），维罗纳是北方联盟（Lega）主席和时任副总理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家乡，他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庆祝讲话。尽管其影响力可能壮大，也可能不壮大，但世界家庭大会的例子展示了，跨国倡议已变成一个比在一九九零年代更具争议性的领域，非自由主义行动者和政治运动在这一领域往往采取攻势。（北方联盟，是意大利的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立于1989年。——译注）
政治自由主义的最有力反规范举措之一，是需要限制公民自由和人权，以打击恐怖主义。在鼓吹这一举措方面，美国有责任。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包括一项旨在根除全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运动并将一些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的外交努力。一些国家的政府利用这一突然的规范性转变，将政治反对派和团体定性为“恐怖分子”和“极端人士”。结果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很多政权以反恐为借口，巩固行政权力，扩大监视，削减公民自由，增加安全部门之间的非正式合作。
民主威胁到政权安全，如此污蔑还帮助一些新的区域组织将非自由主义原则纳入其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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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新区域组织，尤其是委内瑞拉和古巴领导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以及最近的南美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American Nations）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在强调区域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对确保民主准则和人权都有忽略。
……眼下，国际机构和区域组织越来越多地保护其成员国免受自由化的压力。
二零零零年代中期还见证了对一度与政治自由主义有关的一些机制的收纳。以国际选举观察为例。一九九零年代，选举监督是一项相对次要但专门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仅限于来自卡特中心，或国际上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的锲而不舍的专业人员从事。然而，到二零零零年代中后期，新的区域组织中的很多也开始从事选举监督工作，以遏制国际社会的批评浪潮。不出所料，他们的评估总是支持现任独裁者当选，尽管那些选举明显存在缺陷。进而，这些对待政权态度友好的国际观察员的存在搅浑了水，减少了被操纵的选举将来成为反政府动员焦点的可能性。威权主义政府为夯实独裁者的主权权威，改变了旨在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际准则和惯例。
重新配置经济自由主义
有关结束经济自由主义的讨论往往专注于去全球化：回归旨在使特定部门受益的保护主义政策，各经济体之间脱钩以便利大国竞争，采取相关举措以减轻贸易和金融相互依存造成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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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全球化和持久的贸易战仍具有现实可能性。尽管拜登行政分支谈判代表的总体态度是更支持贸易，但他们没有质疑特朗普广泛援引“国家安全”以证明对钢铁等产品征收关税具有合理性的做法。
但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出于非自由主义的目的而盗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安排。最可能的选择是，追随呈现在自由政府间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那里的潮流：即这样一种秩序，其特征是，具备独裁领导人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认为最友好的经济自由主义元素，以及为大国和地区强国追求国际影响力提供工具的那些元素。这些特征与日益严重的盗贼统治和寡头政治的国际经济交织在一起，进一步破坏了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
要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可能的未来，不妨思考近期的一些丑闻，包括判定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有罪和弹劾唐纳德·特朗普，这些丑闻涉及执政精英和独裁者是如何利用法律制度和全球经济体系的隐蔽服务提供商的。（马纳福特，生于1949年，美国前政治顾问、律师，2016年短期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经理。2017至2019年，因涉嫌包括银行欺诈在内的十多项罪名而多次受审及入狱。2020年12月获得特朗普赦免。——译注）
西方的会计师、空壳公司、律师、说客、银行家和豪华房地产开发商都曾帮助盗贼统治者和狡猾的官员洗劫他们祖国的财富。2016年发布的巴拿马文件泄露了超过1100万份文档，它们来自全球最大离岸公司提供商之一，尤其生动呈现了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阴暗面。巴拿马文件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统治者、精英和民主选举的官员是如何利用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Mossack Fonseca）购买复杂资产，以掩盖他们侵吞的财富来源的。
为使经济自由主义友好看待腐败，美国着力甚多。在为犯罪分子和富有的个人洗钱方面，反腐败监督机构“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在其《2020年金融保密指数报告》（2020 Financial Secrecy Index）中，将美国列为世界上第二大“最具同谋关系”国家，仅次于开曼群岛。加之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由最高法院判决之后，不受管制和不透明的黑钱涌入美国政治体系，空壳公司已成为企业和富有的个人避税和直接影响政治体制和竞选活动的主要工具。（公民联合会是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88年。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对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认定2002年由数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提出的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条款违反美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译注）
2016年4月，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反腐败抗议活动。图：Darrin ZammitLupi / Reuters
极端的资本流动性和保密性结合在一起，只是当代经济秩序的特征之一，非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发现这一秩序有助于他们榨取租金。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s）中，有许多是威权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依靠国际贸易出售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之类大宗商品。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刺激投资者利用回扣获得合同，为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
开发援助是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样可以帮助非自由主义领导人巩固政权。开发计划如同有利的贸易和投资安排一样，可以为公民提供物质利益，进而帮助政府形成合法性。此外，对腐败的执政者来说，通过中饱私囊和贿赂国内的赞助网络，他们为寻租创造了机会。众所周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依赖欧盟的补贴奖励其忠诚的支持者。世界银行先前一项受到抵制的研究估计，发放给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开发援助中，有高达7.5%的款项被转移，进了海外资产账户和秘密管辖区。
……
事实上，许多推动自由主义秩序突变的力量来自内部，不只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者。自认为是支持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政策制定者往往追求资本流动性、金融去监管和公共服务部门的过度私有化。与此同时，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往往出于经济利益或地缘政治利益的目的，而支持腐败的外国官员。……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而来，最初的经济崩溃和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刺激全球经济萌生许多非自由主义趋势。在全球经济紧缩的背景下，经济贸易和投资已经放缓，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贸易组织注意到2020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的强劲反弹，但警告称，这种复苏“不太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持续。与此同时，全球服务贸易依旧低迷，国际旅行下降了68%。中国已公开宣布将为他国提供紧急医疗用品和疫苗，疫情危机又增加了一带一路债务国偿还贷款的压力。这样的状况提高了即将发生的债务注销或实施其他形式贷款重组的可能性……。
对美国衰退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向了华盛顿持久的金融霸权，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全球对美元的需求。2020年3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了新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额度(外国可以通过这一互换额度，按现行汇率将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 ，在与欧洲中央银行达成的协议之外，此举使得这些安排的总数达到了13个国家。不过，尽管联储继续充当全球后盾，但人民银行目前维持着约26项类似的双边协议。
大流行病肆虐期间的紧急支出正在加剧这些趋势，因为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和贪官污吏都在利用危机诱发的借贷奖励政治盟友。
在美国自己那里，价值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关爱法案》）中，监督条款被打了折扣，这强化了人们的担忧，即这套紧急纾困方案可能导致美国财政部无视欺诈行为，且会奖励政治支持者。《关爱法案》的薪水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允许雇员人数在500人或以下的公司和小企业申请1000万美元的可免除贷款。对该计划受益人的一项初步调查发现，为特朗普提供政治捐款的人士拥有和控制的100家公司，是首批获得救济的公司。另一项分析显示，特朗普的家人和同事收到了2100万美元的资助。财政部没有提供15万美元以下贷款接受人的详细信息，这些人占这个6590亿美元项目接近500万接受人的80%。
2020年初，国际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国际”表示，软弱的监督“引发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并认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腐败水平是九年间最高的。
非自由主义秩序的特点
假如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正在兴起的国际秩序可能仍将包含自由主义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多边组织和国家间关系的自由政府间主义仍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套用一句老生常谈，这将是带有独裁特征的政府间主义。
威权主义国家将继续削弱老牌国际机构中的政治自由主义，同时打造非自由主义的替代机制。跨国公民社会可能仍将是一个意识形态争论无休无止的处所，包括反动、民粹和偏袒独裁的行动者在内的各路人马将与自由派团体竞争，彼此之间也会竞争。这样的世界将更像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非冷战时期。即便是向特朗普行政分支《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所称的“大国竞争”回归，也同样可能像再度激发自由派倡导者、机构和网络的活力那样，刺激种种非自由主义倾向，包括针对华裔的敌意和扩大国内监控的压力。
除非在崛起的威权国家内部出现人们预想不到的权力分配变化或政权更迭，否则，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们不应期望在坚守阵线方面赢取更多时断时续的成功。不过，一个重要步骤可以是，主要民主国家协同努力，与新的区域组织就共同关注的事项、准则和价值观——也即，通常以政治务实主义的名义被一并讨论的一些关切——进行接触。全面接触理当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团体互动的标准方式。
最重要的是，民主大国需要现身说法，并推动他们的价值观。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举动表明了采取其他做法的风险。……在这方面，拜登行政分支公开宣布准备接纳多边主义，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
但在这样一种未来当中，经济自由主义的地位要不确定得多。美国利用其对全球金融和技术网络的掌控，迫使其他国家拒绝5G技术的传播，这已将互相依赖关系武器化了。美国越是在国际组织中交易其影响力，有意削弱其外交资本，损害其所吹嘘的软实力，它就越是依赖军事手段和经济胁迫以在世界政治中得逞。这样的循环或将令华盛顿极难成为支持国际自由主义的一支力量。
尽管相互依存关系的重大回撤仍有可能发生，但最有可能的结果既不会反映孤立主义，也不会反映超级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相反，结果将是这样一个世界：跨国资本流动越来越倾向于满足国内盗贼统治者和庇护网络的需求。因此，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者应该把重点放在反腐败工作上。
美国、英国和欧盟应继续制定新的具有域外效力的反腐败措施，例如扩张《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执行英国新的《不明来源财富法令》（Unexplained Wealth Orders）。美国2021年的《公司透明度法案》(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t)将在2022年前结束许多空壳公司的匿名状态，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理当付出更多心血，协调他们的举措，这包括建立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共同和公共登记制度，以及对盗贼统治者实施一致的制裁。
好消息是，偏袒腐败的准则绝少有见效的。盗贼统治者宁愿说服他们的公民相信，每个人都同样腐败，并武器化反腐败措施，以打击政治对手。因此，反腐败在俄罗斯这样的非自由主义国家中仍然具有政治意义，即使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腐败战略收买和抓捕海外的精英、官僚和监管者。
发展非自由主义秩序的努力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大国缺乏塑造规范和制度的机会。没有哪一种国际秩序是同质的。不同地区或政策领域的安排和价值观有不同的地方，这稀松平常。但当代自由主义秩序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需要改革，以免它们继续损害国内自由民主体制的生机和活力。
事实上，有兴致抵制自由主义承受的诸多挑战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将自由主义的政治维度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政府间层面。这意味着要在言论和行动上为政治自由主义辩护，还意味着要肯定而不是削弱政治自由主义目前的规范基础。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试图重新定义人权，类似蓬佩奥如意算盘的那些项目必须攻击那些基础，这只会适得其反，让一些威权主义大国的任务变得容易许多。
（第一作者是美国纽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第二作者是美国乔治城大学Edmund A. Walsh外交服务学院政府系教授。本文原题“The Illiberal Tide”，由《外交事务》网站发布于2021年3月26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有一定删节，删节较多处以省略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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