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俄罗斯的弱势强人

2019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黑海沿岸城市索契。图：Sergei Chirikov/ Pool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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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弱势强人

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

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俄罗斯最高政治领导人已有二十一年。

他善于操纵公众舆论，对国内反对派直接施行武力弹压，对国外敌人则启用网络作战和间谍行动这样的锐实力。

西方分析家和官员越来越多地将他刻画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一个冷酷无情的前克格勃，戴着墨镜，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俄罗斯。这样的讲述，克里姆林宫也在想尽办法强化，由不得人们不信。普京监禁了最接近成为他政治对手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并粉碎了纳瓦尔尼支持者发起的一波抗议浪潮。普京的情报机构肆无忌惮地施展黑客手段，攻击美国政府；从利比亚到叙利亚到乌克兰，他的军队正慢慢蚕食美国在每个地方的影响力。

但假如普京在国内所向无敌，他并非无所不能。与所有独裁者一样，他面对的是来自身边精英阶层的政变和来自更下层民众反叛的双重威胁。为巩固个人对国家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出妥协，是故，普京用来平衡回报精英（否则这些人就可能图谋反对他）和安抚公众这两大互有矛盾的目标的手段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他削弱了法院、官僚系统、选举、政党和立法部门等机构，这样它们就无法约束他，这意味着他无法仰赖这些机构形成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冲突，甚至方便他全身而退。这使得普京只能依靠个人声望稍纵即逝的便利，以及危险的高压和宣传手段。

那些承认这些弱点的人士一再指出，普京正“将一手弱牌打好”。但普京已打出自己的牌，而那手牌之所以弱，主要是因为，他所建立的那种政权存在固有的权衡问题。最终，他将不得不决定，是继续施行同样的平衡手段，妙打手中的弱牌（即使这会逐步削弱他的权力），还是试图通过引入经济改革强化那手牌。那些改革将威胁到他在安全部门、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关键支持者。

普京就任后的第一个十年间，石油催生的经济繁荣大幅提高了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在他就任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俄罗斯并吞了克里米亚，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鼓舞了普京。但当这些成就的光芒开始褪去，普京在他就任后的第三个十年里已越来越多地依靠高压手段平息不论大小的反对者。随着俄罗斯的问题越积越多，这一趋势可能加剧，加速一个政治暴力和经济衰败的循环，这可能妨碍普京实现大国野心，并考验他的政治技巧。

普京学的危险之处

分析人士认为，要理解独裁就必须理解独裁者；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分析人士支持了“普京无所不能”这一讲述。

普京学研究者反复筛查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背景、职业道路，甚至他的阅读选择，以求找到他做出决策的蛛丝马迹。他们的分析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有关普京的俄罗斯的传奇，但那没有太多解释力。毕竟，普京在本世纪初是前克格勃成员，当时支持实施自由经济政策并改善与西方关系，那并不输于今天他表现出的强烈反西方立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政治遵循一套威权主义政制子集的模式，政治学家称这一子集为“个人独裁”。研究这一类型的体制，而不是研究普京本人，是了解普京的俄罗斯的最佳途径。

顾名思义，个人独裁政权由孤独的个人把持。他们往往有政党、立法机构和举足轻重的军队，但关乎重要人事或政策的决定权总是归于顶层那一人之手。当代这一类政权的例证包括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菲律宾的杜特尔特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事实证明，前苏联地区对个人独裁者尤其友好: 这样的领导人目前统治着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从全球范围看，个人独裁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独裁类型，其数量超过了新加坡和越南那种一党制政权，以及缅甸那种军事政权。

个人独裁政权展示出俄罗斯观察人士熟悉的许多病症。这些政权的腐败程度较一党独裁政权或军事独裁政权要高，经济增长更慢，高压手段更强，政策更不稳定。个人独裁政权当中的统治者还拥有一个相似的工具包: 他们煽动反西方情绪以集结自己的基础支持者，扭曲经济以利于亲信，利用司法体系打击政治对手，以牺牲其他机构为代价扩张行政权力。通常，他们仰赖一个非正式的核心决策者圈子，这个圈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规模，会任命忠诚人士或家庭成员担任政府要职。他们会建立新的安全组织，这些组织直接向他们汇报工作，为他们确立权力合法性的方式是诉诸民众的支持而非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当人们考虑一下个人独裁者若卸任将失去什么时，这些倾向就是很容易解释的。军事专制下的领导人可以退回军营，一党专制下的领导人可以退至党内称心如意的岗位，但个人独裁者只有继续掌权才能享有财富和影响力。一旦放弃权力，他们就要听任继任者摆布，而继任者绝少希望那些曾经难以对付的对手可以伺机而动。过去七十年间，丧失权力的个人独裁者的最终结局通常是流亡、入狱或死亡。

普京肯定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尽管他不大会表现出来。如普京前顾问、今天的批评者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在2012年一次专访中所言:

在克里姆林宫当权派那里……一种绝对信念是，一旦权力中心转移，或者出现群众压力，或者出现一位受欢迎的领导人，那么每个人都将被消灭。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感觉。一旦有人得到机会——这个人不一定是人民，也许是统治者，也许是其他派别——他们就会完全摧毁当权派，或者反过来，我们将不得不战斗以摧毁他们。

普京与其他个人独裁者之间的相似处并不止于他担心被赶下台。如同他的菲律宾、匈牙利、土耳其、委内瑞拉和中亚同侪，他逐步蚕食了立法机构的权力，压制了独立媒体，颠覆了选举，并从原先强势的地区官员那里篡夺了权力。去年，普京推动俄罗斯修订宪法，这将使他得以在2024年和2030年竞选公职。考虑到个人独裁者卸任后的潜在不利局面，这一延长他统治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面对类似的任期限制，前苏联的每一位个人独裁者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但普京削减了可以约束行政权力的政治机构的种类，进而也弱化了政策的确定性，加剧了精英阶层的脆弱性。结果是，投资者更愿意将资本投向俄罗斯以外的安全港，许多年轻的俄罗斯人则已移居海外。即使是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也觉得自己脆弱不堪: 与其他国家的富豪相比，他们拥有多得多的现金财富，收入波动更大，而且抵制了克里姆林宫要求他们把资本带回国内的呼吁。

因缺乏强力的正式机制赋予他的统治以合法性，普京依靠极高的个人声望阻止来自精英阶层的挑战，并确保抗议者远离街头。过去二十年间，普京的支持率平均达到惊人的74%，而且我们没有多少理由相信俄罗斯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有大规模撒谎。

但普京的高支持率很大程度上源自1998年至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规模增加了一倍的经济繁荣，以及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独特外交政策成功。自2018年以来，普京的声望有波动。他的支持率保持在65%左右，但俄罗斯人对他表达了远低于过去的信任。在2017年1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受调查被要求说出五位他们最信任的政治家的名字，59%的受调查者提到了普京; 而在2021年2月，只有32% 的受调查者提到普京。在同一个时间段，普京第五个任期的支持率从70%下降到了48%，41%的受调查俄罗斯人眼下表示，他们更希望普京下台。

无所不能的无能

普京受到的约束不只有他对高支持率的需要，还包括利用一只笨拙的官僚队伍治理一个现代社会的挑战。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3至1964年间领导苏联，并控制着苏联共产党和一套官僚机制，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普京。政治学者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在《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一书中讲述了赫鲁晓夫如何向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抱怨他运用权力时遭到的限制：

你会认为我能改变这个国家的一切。哪有这种事。不论我提出并打算实施什么样的改革，一切都保持不变。俄罗斯就像一只装满生面团的桶，你把手伸进去，一直伸到底，然后认为你已掌握了局势。当你第一次伸出手的时候，一个小洞留下了，然后，就在你眼前，那只生面团会膨胀成又松又涨的一大块。俄罗斯就像是这样。（威廉·陶布曼，生于1940年，美国政治学者。《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中译本名为《赫鲁晓夫全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译注）

俄罗斯体量巨大，官僚系统复杂，这意味着，普京免不了必须将一些决策权下放给更低级别官员，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利益。又因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弱势，普京还必须与有权有势的商人合作，这些商人更热衷于赚钱而不是为国家服务。当普京的权威通过这一官僚、商人和间谍（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分享他的偏好）的链条向下传递时，滑坡难免发生，政策并不总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执行。

当克里姆林宫试图维持似是而非的否认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为暗中补给乌克兰东部的叛乱分子，普京与俄罗斯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菲耶夫（Konstantin Malofeev）结为盟友。据称，马洛菲耶夫资助了一队私人雇佣兵，后者与俄罗斯军方保持着间接联系。然而，2014年7月，这些叛乱分子似乎无意中击落了一架马来西亚商业客机，造成近三百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为掩饰自己的网络攻击，克里姆林宫同样依赖为私人领域前台公司工作，但听命于俄罗斯安全部门的黑客。2016年，正是由于这些黑客的马虎，美国才得以确认俄罗斯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遭黑客攻击事件的源头。

克里姆林宫将脏活外包给与国家关系暧昧的一些团体，俄罗斯分析人士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戏称此举为“灵活型组织管理” （adhocracy）这样的治国手段掩盖了莫斯科的上下其手，但同时也放松了其对政策的掌控。

克里姆林宫一样要与更世俗的任务缠斗。2012年，普京发布了一套促进经济增长、改进官僚机构效率和支持社会项目的详尽目标。这些政令的制订之差劲，是官僚机构软弱无能的一个表现 (其他缺陷还包括，它们乐观地假定年增长率为7%)。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缺乏后续行动。在这些政令颁布五周年之际，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公正俄罗斯”(A Just Russia)时任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报称，俄罗斯官僚机构仅执行了他的议会委员会监督的179项政令中的35项。长期以来，独裁者难以从下属那里套出真实的信息，并确保他们的政策得到落实，普京也不例外。

双重威胁

正是那种使得他们可以聚拢权力的妥协，令独裁者处于危险境地，且受到约束。他们费尽心机，要在对他们的统治造成的两大威胁之间施展平衡，那两大威胁是：政治精英的政变和公众的抗议。领导人核心集团的成员通常与政权的存亡有利害关系。

普京的亲信也是如此，他们的富裕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梦想。但这些精英也构成潜在的威胁。亲信可以俘获那些过于依赖他们支持的个人独裁者。此外，很少有政治圈内的人士认为，假如获得了机会，他不可能比老板做得更好。据政治学者芭芭拉·盖迪斯（Barbara Geddes）、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和艾丽卡·弗朗兹（Erica Frantz）的研究，1945年至2012年间，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被精英政变取代的可能性是被民众反叛取代的可能性的两倍。（芭芭拉·盖迪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约瑟夫·莱特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艾丽卡·弗朗兹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独裁者还面对来自更下层民众，以抗议形式出现的威胁。“颜色革命”在2003年推翻了格鲁吉亚统治者，2004年推翻了乌克兰统治者，2005年推翻了吉尔吉斯斯坦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担忧比民众可能发动起义更能刺激克里姆林宫的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正是2011年和2012年矛头指向腐败和选举舞弊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推动克里姆林宫大幅加码惩罚组织和参与抗议活动的行为。

这些双重威胁令普京左右为难，因为可能降低精英政变风险的措施却能加剧民众起义的风险，反之亦然。在安全部门的投资可以收买精英阶层的忠诚，但可能迫使社会服务领域的投资遭到削减，从而激起民愤，并可能引发抗议。反之，安抚公众和预先阻止民众造反的慷慨社会项目可能需要削减政府开支，这会激怒政权内部人士，并使得宫廷政变更可能发生。总的来讲，在允许其亲信从事足够多的腐败和自我交易以保持他们的忠诚，和推动基础足够广泛的经济增长以防止公众抗议之间，普京必须斟酌再三，小心行事。

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高企的能源价格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模糊了这种权衡，使得普京能以光彩夺目的收入增长来奖励精英和大众。但每桶一百美元的油价和飞速提升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过去，普京现在必须在奖励亲信和改革经济之间做出选择。尽管衡量精英之间的内讧总是难题，但随着普京政权经济赏赐的减少，这种内讧似乎正在加剧。过去四年间，一位在任经济部长因贿赂而入狱，一位议员因谋杀罪而在联邦议会当场被捕，另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商人遭拘押近两年。因经济犯罪而被捕的人数在2019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该数量通常是评估暴虐的企业收购行为的一个粗略指标。2018和2019年，俄罗斯安全部门之间的龃龉激增，直到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爆发。

公众一样焦躁不安。从2013年到2019年，实际家庭收入每年都在下降。2018年期间，养老金改革使普京的支持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俄罗斯人习惯性地将经济困难视作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今年1月，一百多个城市爆发了支持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这既源自对经济的不满，也源自对普京的反对。

2021年1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支持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抗议者。图：Maxim Shemetov/ Reuters

在外交政策方面，普京面对相似的困境。形成经济动能所需要的政策，如向外贸开放经济、减少腐败、加强法治、增加竞争和吸引外国投资，很难与他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合拍。他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安全机构的强硬派人士和进口竞争部门的公司。克里姆林宫对西方采取的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令莫斯科重新成为一支全球力量，并确保了普京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但也妨碍了俄罗斯亟需的经济改革，而这些改革将强化俄罗斯在海外的长期地位，并满足俄罗斯公民的需要。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平，胜过关心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莫斯科并吞克里米亚并介入乌克兰东部，这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制裁措施进一步放缓了经济。这些措施吓跑了外国投资者，减少了俄罗斯获得外国技术和融资的机会。克里姆林宫的精英们一再要求取消制裁，这证明那些制裁措施尤其给一些寡头政治家造成了巨大（虽然时断时续）的痛苦。

普京可能知道，他可以通过制定不那么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他的长期顾问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曾在2000至2011年期间担任俄罗斯财政部长，现在是政府的首席审计师。2018年，库德林告诉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俄罗斯经济政策的成功取决于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这一意见迅速招致俄罗斯外交部的非难。普京继续挑战西方，特别是美国，以提高他在民族主义选民中的声望。但如同普京为处置对其统治的威胁而采取的所有战略一样，煽动爱国情绪是有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

高压手段的风险

与所有个人独裁者一样，普京在处理他那个地位所固有的权衡问题上有相对直率的手段。他成功控制了媒体，但他不是操纵大师。假如他是，公众舆论将更接近克里姆林宫在外交政策上的路线。

普京并吞克里米亚广受欢迎，但对他在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动用俄罗斯军队的行动，俄罗斯人的支持却总是相当温和。尽管克里姆林宫在言辞上强烈反对基辅，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持正面态度，只有15%的人支持与乌克兰统一。近年来，克里姆林宫还发起了一场喧闹的反美运动，但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可能性与持负面看法的可能性一样大。根据2020年1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应将西方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或敌人。克里姆林宫试图将俄罗斯经济萎靡的责任转嫁给外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也几乎没有俄罗斯人相信他们的政府有能力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在俄罗斯人所说的“电视和电冰箱之间的战争”中，电冰箱正在取得胜利。

克里姆林宫的部分问题在于，操纵信息有时适得其反。假如人们认为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被编排过的，他们就会对信息来源失去信心。随着过去十年俄罗斯的电视台越来越政治化，俄罗斯观众也变得越来越怀疑。根据民意调查，观众对电视节目的信任度从2009年的79%下降到2018年的48%。与此同时，2009年到2020年间，将电视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俄罗斯人比例从94%下降到了69%。

普京保留了动武这张王牌，随着经济停滞和克里米亚的温暖光芒逐渐褪去，他越来越频繁地打出这张牌。自2018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对待政治反对派的态度比过去严厉得多，这让独立候选人哪怕竞选地方公职都变得更加困难，对抗议者使用武力成为规则，而不是例外。2020年底和2021年初，克里姆林宫进一步限制了抗议活动，大幅升级对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的处罚，扩展了“外国间谍”的定义，并将网络诽谤定为最高可判处两年监禁的罪行。逮捕纳瓦尔尼，判处其将近三年监禁，并野蛮对待那些为他出头抗议的人士，都是这一高压趋势合乎逻辑的延伸。

普京越来越依赖高压手段，这预示着他的其他手段正在失败。克里姆林宫面对的危险是，高压手段呈现出一种自我强化的势头。如政治学者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所说，诉诸高压手段的威权政权通常会越来越依赖高压手段，因为高压手段往往会使最初生成反对派的问题永久化。镇压根源是生活水平下降的抗议活动只会加剧经济弱势群体的冤屈感，并进一步固化那些从现状中获益人群的地位。高压手段还强化了统治者对安全部门的依赖，并挤出了与反对派打交道的其他手段。（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是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巧妙的高压手段曾有助于普京继续掌权，并将政治反对派推向边缘，但对解决威胁到他权力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助益甚少。那些手段没有推动经济增长，没有强化产权，也没有减少腐败。相反，使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它们赋权于安全部门和腐败的政府官员，腐败官员从中获益最多；而且刺激了对经济增长和实现善治至关重要的人力和经济资本的外逃。2018年，俄罗斯在监狱方面的花费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在囚犯方面的花费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少，这一事实具有典型意义。

能源价格飙升曾经增加了精英阶层的租金收入，并为更广泛的公众奉上繁荣，未来能源价格的飙升或将给普京提供喘息的机会。但假如能源价格保持目前的水平，普京的未来就显得难以为继了。

考虑到操纵媒体的回报在递减，进一步动用高压手段和另行限制政治权利似乎是不错的赌注。克里姆林宫早已在选举战场采取了不利于反对派的举措，并大幅提高了惩罚抗议活动的力度，现又开始采取行动，矛头直指普京的反对者用来斩获支持的社交媒体平台。今年3月，克里姆林宫宣布对脸书、推特、YouTube、TikTok 以及本土社交网站VK 和 Odnoklassniki提出指控，理由是它们未能删除对儿童有害的内容。这样的行动对普京赢得年轻俄罗斯人的喜爱助益甚微，他们已经成为最有可能反对他统治的一群人。

定于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可能令人忧心。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的支持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因此克里姆林宫需要压制反对派，同时留住对普京政权态度友好的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依赖过分的选民舞弊有风险。去年，在一场偷来的选举之后，邻国白俄罗斯发生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克里姆林宫希望避免这样的命运。

其结果很可能，是对普京政权的压力和对反对者的高压都将持续加码。

仍是大国，但已衰落

俄罗斯依旧是超级大国，但已衰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全球实力处在巅峰时期领导苏联，今天他会震惊于这个国家目前的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地位，但鲍里斯·叶利钦继承的是一个处于崩溃之中的国家，会对那些实力和地位羡慕不已。

俄罗斯的核力量、地理位置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确保了俄罗斯跻身大国行列，其教育、科学和能源实力也是如此。这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几乎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产出了一种治疗新冠病毒的高效疫苗；在未来数年里，它将为欧洲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并依旧是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那些对俄罗斯不屑一顾，斥其为地区强国的人搞错了。

普京的统治没有面对直接威胁。他是一位手段高超的战术家，拥有相当可观的财政资源，面对的是缺乏组织的反对派。但再多的精明算计都无法克服像他那样执掌俄罗斯的痛苦权衡。

选举中的尔虞我诈要足够多，这样你就不会有失败的风险，但不能多到释放软弱信号的地步。用反西方的举动激怒基层人士可以，但不要到挑动与西方实际冲突的地步。通过腐败奖励亲信可以，但腐败不能搞太多，以免经济崩溃。操纵新闻可以，但不要到人们不相信媒体的地步。压制政治对手可以，但不要到足以引发民众强烈反弹的地步。强化安全部门可以，但不要强化太多，免得它们倒转矛头与你为敌。

克里姆林宫如何平衡这些权衡，将决定俄罗斯近在眼前的未来。但过去四年里高压措施加码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可能继续下去，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来说是不祥之兆。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近著为《Weak Strongman: TheLimits of Power in Putin’s Russia》，本文节选自该书。原题“Russia’s Weak Strongman”，见于《外交事务》2021年5/6月号，网络版发布于2021年4月1日。译者听桥，不负责辞章完美，且有多分段。）

译文未经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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