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威权国家的长臂管辖
绘图：Edel Rodriguez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威权国家的长臂管辖
迈克·阿布拉莫维茨（Mike Abramowitz）
奈特·申坎（Nate Schenkkan）
2019年10月，伊朗在伊拉克绑架了记者鲁霍拉·萨姆（Ruhollah Zam）。早些时候，扎姆在法国以官方认可的难民身份生活，但在因不明原因前往伊拉克后，革命卫队绑架了他，随后将他偷运至伊朗边境。经去年夏天仓促审判后，去年12月，他因犯下“尘世腐败”罪（corruption on earth）而遭处决。
2020年6月，伊朗首都德黑兰，革命法庭上的伊朗记者鲁霍拉·萨姆。图：Ali Shirband/Mizan News Agency,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去年7月，曾批评过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政权的车臣流亡者马米汗·乌马洛夫（Mamikhan Umarov）在维也纳郊区遭枪击后身亡，他是一年内在欧洲死于昭然若揭的刺杀行动的第三名车臣人。
车臣流亡者马米汗·乌马洛夫。图：thetimes.co.uk
8月，卢旺达政府绑架了奥斯卡提名影片《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的原型人物、现实中的英雄保罗·鲁塞萨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当时他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旅行。在被单独监禁至少三天之后，他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目前等待审判。
奥斯卡提名影片《卢旺达饭店》的原型人物保罗·鲁塞萨巴吉纳。图：Marvin Joseph/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研究伊朗、俄罗斯和卢旺达事态的专家会觉得这些案例似曾相识。大多数消息灵通人士也都知道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坦布尔谋杀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图：美联社
这些事件是日渐壮大的“跨国镇压”模式或威权政府在海外对本国公民实施的胁迫一部分。那些逃离国内压迫的人们或许曾经期盼在国外能过上相对摆脱侵扰的生活，现在却发现很难找到那样的避难所。通过人身威胁、间谍软件和暴力，一些国家正步步紧逼，恐吓流亡者并阻止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甚至民主国家也是这样。
今天，跨境胁迫即将成为常态。今年1月，乌克兰逮捕了两名土耳其公民，且未经适当驱逐程序就将他们遣送回国。自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以来，对土耳其公民实施的不同寻常的引渡有数十宗，这是最新一宗。
在一份题为《看不见，但够得着》（Out of Sight，Not Out of Reach）的新报告中，Freedom House汇编并记录了2014年以来发生的608起这一类由威权国家实施的直接跨境攻击事件，包括拘押、攻击、人身恐吓、非法驱逐、引渡和疑似暗杀。被记录下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每一次暗杀，每一次引渡，每一次拘押，都在侨民社区中形成了连锁反应，遭到压制的远不只有成为目标的个人。这些事件之外，还有更为普遍的“日常”跨国镇压策略: 数字威胁、间谍软件和通过代理人实施胁迫，比如监禁流亡者的家人。
这些暴力和恐吓行径塑造了流亡者的生活。Freedom House为撰写我们的报告而访问过的人士描述了他们的强烈抑郁和疲惫感。尽管一些活动人士依旧坚忍不拔，甚至对那些行径不屑一顾，但其他许多人已不再从事相关活动，或者避免公开发言。一位卢旺达流亡者表示: “即使他们没有杀死你的身体，他们也会杀死你。他们会杀死你的精神。”
制止跨国侵扰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也是美国及其公民自身利益的问题。俄罗斯等一些现代威权政权不是被动藏身铁幕之后，而是通过经济交往、旅行和密切的日常人际交流网络，与民主国家纠缠在了一起。除了这些关联，它们进而试图将曾经仅限于国境之内的威权控制手段扩展到了民主国家。假如我们不能或不愿保护那些寻求自由社会保护的流亡者和侨民的权利，那对我们保护自己公民的意愿又意味着什么呢？
跨国镇压何以日甚一日
跨国镇压并非新现象，想想看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40年，被怀疑是约瑟夫·斯大林特工的一名杀手在墨西哥将其刺杀。但影响范围正显著扩大。威权主义者不只要求对国家忠诚，还要求对领导人或党忠诚。但这些领导人无法通过民众的同意来获得合法性，而是仰赖胁迫手段，并利用这种手段对付那些前往国外的人。
俄罗斯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图：Public domain image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国际上对“流浪狗”（他这样形容他的反对者）的追捕，将恐怖情绪散播到了利比亚流亡者社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伊朗在欧洲掀起一波暗杀流亡人士的高潮，之前，伊朗政治领导人和反对派团体在革命爆发后逃离了该国。自1994年种族灭绝事件以来，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一直遭到域外暗杀和绑架的指控。当时，新政权以反对派为敌，一开始是在国内，进而是在他们逃亡国外之后。
2006年，这一致命趋势随着俄罗斯叛逃者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英国中毒身亡而加速。为报复他与西方情报机构合作，俄罗斯特工飞往伦敦，在他的茶杯中投下罕见的放射性同位素。英国对利特维年科遇刺的反应缓慢而无效，这预示着俄罗斯日后会在欧洲不断发动无耻的攻击，这包括2018年在英国以神经毒剂毒杀谢尔盖·斯克里帕（Sergei Skripal），以及2019年在柏林一处公园枪击泽林姆汉·坎格什维里（Zelimkhan Khangoshvili）。
2006年11月20日，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特护病房中的俄罗斯叛逃者利特维年科。三天后，利特维年科死亡。图: Natasja Weitsz/Getty Images Contributor
暗杀和引渡是可以登上报纸头条的案件。但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趋势；技术、民主国家中对移民的敌意以及阻止袭击的承诺日渐弱化，则强化了这一趋势。
首要因素是技术。数字通信放大了一些政权对流亡者构成的威胁的印象。萨姆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中为伊朗人开设了一个很受欢迎的频道，名叫“Amadnews”。尽管他生活在法国，但他能够远程、几乎是实时性地介入伊朗的公民生活。与其他车臣流亡者一样，乌马洛夫在一个YouTube 频道中发布节目，谴责卡德罗夫的残暴领导。
随着流亡者受众队伍的壮大，一些政权压制他们声音的能力也在强化。正是数字技术使得活动人士能够接触到国内的数百万人，同时为各国提供了机会，使得它们可以从数千英里之外扰乱和监视流亡者的网络。这些工具的成本在下降，同时作为软件和服务在一个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国际市场上可以出售并被购买到，意味着任何愿意付费的政府都可以获得它们。
绘图：Edel Rodriguez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以色列NSO 集团（NSO Group）的软件“飞马”（Pegasus）最为知名，但并非独一无二。沙特阿拉伯曾使用该软件侵入包括卡舒吉朋友在内的流亡者的手机。Freedom House在其研究中发现，17个有过实际行动的国家也对其海外公民使用间谍软件，这其中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公认的国家，但一样包括埃塞俄比亚、柬埔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和埃及。
（这里删去一段。——译注）
即使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对流亡者实施数字恐吓和诽谤活动也相对简单。尤其是，结合了对仍在原籍国的家庭成员的威胁或实际暴力后，这些工具可以迫使流亡者降低身段，与他们所在的网络切断联系，或完全退出相关活动。2016年，卡德罗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时扼要指出，他就是冲着那些车臣侨民的: “当下的时代和科技让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我们可以找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跨国镇压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民主国家对寻求庇护者甚至对不同形式的合法迁居持有敌意，这使得追踪流亡者的那些国家更容易拘押和遣返它们的政治对手。例如，实施高压政策的国家可以利用虚假的指控触发东道国机构实施拘押或予以驱逐出境，而那些机构已做好加速实施这类程序的准备。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依国际刑警组织的假通告逮捕了俄罗斯公民阿列克谢·哈里斯（Alexey Kharis），之后将他拘押了十五个月。
有关这一问题，慢慢浮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是美国政府的秘密绑架和定点清除，这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在全球各地，一些国家为它们追捕的流亡人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它们往往援引美国或以色列的例子，这两个国家也介入了在各自领土之外实施的定点清除行动。Freedom House的记录中，有58% 的案例涉及目标个人的来源国家指控该个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形。我们的统计发现，自2014年以来，10个不同来源国对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实施了90次引渡和9次暗杀或暗杀企图。
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在全球词典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词，许多国家用这个词将某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穆斯林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在Freedom House确认的案件中，有78%似乎涉及具有穆斯林血统的人士，这反映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参与这些行动的比例很高，一些国家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了迫害，以及在全球担忧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时代，穆斯林在移民浪潮中的脆弱性。
这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处置
其结果是，不论是在盟友国家还是对手国家，针对流亡者实施跨境攻击的举动都有被政府欣然接纳的危险。
在卡舒吉遭定点清除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不顾国会反对，强行捂住了问题，甚至还增加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销售。联合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称，土耳其的行动是“国家支持域外绑架和强制遣返的系统性做法”，但在土耳其的北约盟友中，这一事情绝少被提起。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明目张胆地实施暗杀，也许在美国也是如此。《卢旺达饭店》中的英雄人物原型鲁塞萨巴吉纳遭绑架时是在美国生活，但美国国务院几乎没有提出他的案件，而且卡加梅政权仍是国际社会中声誉良好的一员。处置这个问题，要从处置有罪不罚开始: 打破一些国家领导人料定他们杀了人但事实上可以逍遥法外的假设。这意味着，对那些杀害、绑架、威胁和攻击流亡者的国家，要实施连续不断、有针对性的制裁，且要形成持久的双边后果。
插图: Edel Rodriguez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民主国家的自审。这意味着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恢复寻求庇护的基本权利;持续深入联络弱势群体社区，而不是令他们成为监控加码的目标；利用外交和财政压力改革国际刑警组织，这样该组织将不再被滥用; 以及，切断方便实施镇压行动的商业间谍软件的出口。这些措施可以强化对流亡者的保护，使一些国家更难将触手伸向它们的海外公民。
跨国镇压是一个问题，表明“在那边”眼下事实上是如何比以往更“在这里”的。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乔·拜登恰如其分地将威权主义的全球崛起与民主国家内部的仇外和非自由主义转向联系到了一起。拜登总统的行政分支已采取值得称赞的措施，摆脱了特朗普时代过于进攻性的移民和边境政策，这理当减少其他国家利用美国移民体系对付流亡者的机会。拜登行政分支还冻结了上届行政分支对沙特阿拉伯的可疑武器销售，新任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也已承诺向国会呈交情报部门关于卡舒吉遇刺案的报告。这些举动还不是反击跨国镇压的战略，但它们是指向正确方向的迹象。
打造抵御种种跨国胁迫手段的能力，理当成为抵御威权主义全球浪潮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这将从内部肯定我们的民主，强化我们对抗独裁者影响的能力，并为当代世界的民主变革创造机会。
（本文第一作者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Freedom House”主席，第二作者是该组织研究战略主管，同时是文中提到的报告合著者。本文原题“The Long Arm of theAuthoritarian State”，由《华盛顿邮报》网站“The Opinions Essay”栏目发布于2021年2月3日。听桥译，有删节，个别地方略去一个国家的名字。文中插入的摄影图片非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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