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印度有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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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多民主？
萨达南·杜梅（Sadanand Dhume）
今年春天，残酷的新冠疫情第二波重击印度，将该国另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推入幕后: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民主？
自2014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掌权以后，印度在衡量民主健康状况的几个全球性指数中的排名已急剧下滑。过去六年间，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排名中，印度下降了26位，从第27位降至第53位。今年3月，自由之家将印度的级别由“自由”下调至“部分自由”，与厄瓜多尔、莫桑比克和塞尔维亚等国并列。同月，瑞典的多元民主研究所（V-Dem Institute）更进一步，宣布印度已完全不再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该研究所目前将印度归类为“选举独裁国家”，这比沙特阿拉伯等（本处略去一个国家的名字——译注）“封闭的独裁国家”高一级，比日本和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低两级。在其过去十年间失去最民主阵地的国家名单中，印度排名第七。据此标准，印度的退步幅度不及匈牙利和土耳其，但超过了玻利维亚和泰国。
2019年，印度有超过6亿人在大选中投出选票，这一数字约占合格选民的三分之二。在这个国家，许多人认为，有关印度民主衰落的指控代表西方削弱该国的企图。“你们使用了民主和独裁的两分法”，3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一次媒体秘密会议上表示。“你们想要真正的答案？这是伪善。”
在这片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土地上，这一拳击式的回应相当奏效。独立后的印度有一段将任何出错的事都算到“外国势力”头上的尘封历史，莫迪政府熟练地复兴了这一传统。但这位外交部长的偏离并没有回答核心问题: 为什么长期以来因在贫困中守护民主而被视为后殖民世界之异类的印度，突然失去了光彩？
族群式民主
Modi’s India: HinduN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Ethnic Democracy
By Christophe Jaffrelot
656 p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贾弗雷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有关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的新著，是一个能找到答案的好去处。贾弗雷洛特认为，在莫迪领导下，印度已蜕变为一个“族群式民主国家”（ethnic democracy），这个国家将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约为人口的五分之四）群体等同于整个国民，而将基督徒和穆斯林贬为二等公民，将他们排除在国族形象之外，且将他们暴露在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有干系的治安团体的愤怒之下。
这一族群化工程有多个层面。首先，在联邦和邦一级，人民党政府都订立法律保护印度教及其象征物。比如，若干人民党执政的邦通过的法律惩罚杀牛行为（在虔诚的印度教徒那里，牛被视为神圣之物），并限制宗教自由，阻止民众从主流的印度教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些邦通过了这些法律，但没有改变印度形式世俗的宪法。
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任命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士管理一些声誉卓著的大学（如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打压令人头疼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由此攻击左派和世俗主义思想的堡垒。去年，大赦国际援引“由虚假指控构成的步调一致的恶意抹黑运动、各类调查机构的突袭行动、恶意的媒体曝光、恐吓行径”，关闭了它在印度的办公室。
莫迪政府还赋予全国志愿者组织（RSS）以合法地位，这个带有准军事化特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志愿者组织拥有近百年历史，为人民党提供了高层领导、独特的世界观和最忠诚的干部。自2014年起，印度国家电视台（Doordarshan）向全国转播该组织干事长的年度讲话。得益于人民党在一些邦的选举中获胜，全国志愿者组织的工作人员进入了多个层级的政府部门工作，这削弱了常任公务员的公正履职。
随着邦当局鼓励改写教科书，这场渐进的意识形态运动已潜入教育系统，包括历史教学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待印度的过去，是透过与中世纪伊斯兰统治者冲突的棱镜，而非将那一过去视作包含冲突和合作元素的复杂镶嵌画。
最后，贾弗雷洛特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谋“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印度的公共领域”。简言之，这意味着政府和执法机构会庇护印度教民族主义治安团体，令它们免受起诉，并纵容它们攻击那些它们认为是“反国家”的人士。在大学校园里，包括全国志愿者组织的学生一翼ABVP（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在内，一些右翼青年团体攻击那些呼喊赞扬克什米尔分裂分子口号，或拒唱民族主义赞美诗《大地之母》（Vande Mataram）的学生。
民主倒退
全国志愿者组织或许没有直接控制那些被冠以印度奶牛保护组织（Bhartiya Gau Raksha Dal）和印度教青年力量（Hindu Yuva Vahini）之类名号的最暴力治安团体，但在人民党掌权的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等一些邦展开行动时肆无忌惮。自莫迪当选总理以来，暴徒们私刑处死了至少37名穆斯林，这些人被控杀牛或运送牛只供屠宰，但往往没有证据。这些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由人民党掌权的邦。任何试用印度推特的人或许都见证过这类治安维持活动的网络版: 攻击任何被视为批评了莫迪，哪怕对人民党蒸蒸日上的文化项目的任何方面抱以怀疑态度的人士。人民党信息技术小组负责人在一次专访中吹嘘说，他指挥着一支由超过120万志愿者组成的军队，他们致力于不间断地传播该党的信息。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如出一辙，莫迪已掏空原本可能制衡其权力的机构。贾弗雷洛特展示了，印度政府如何利用国家调查局（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和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等联邦执法机构骚扰政治反对派。(假如反对派政客选择加入人民党，他们的法律麻烦就会奇迹般地消失。)政府不断削弱最高法院，令这家以独立为荣的机构沦为橡皮图章，要不就是回避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政府在2019年突然取消了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最高法院有时拒绝执行人身保护令，而这是印度本该遵循的英美法的基石。
2014年，莫迪到访纽约市。图：Lucas Jackson / Reuters
政府还对大量曾经是亚洲最活跃的媒体实施严格控制。它恐吓新闻界，手段包括突击查税，对电视频道发布临时禁令，施压媒体巨头解雇桀骜不驯的记者，否则它们就得面对商业利益损失的可能。它还以其庞大的广告预算吸引媒体，用那些预算影响政治类报道。一批新设立的亲政府宣传频道昼夜不停地诽谤反对派领导人，称赞莫迪的优点。自2016年以来，印度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中下降了九位，目前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2位。
不论印度的公民社会、机构和媒体面对多么艰难的处境，选举长期以来都是印度民主评价中的最光彩夺目之点。印度超大规模的民主选择实践以其高投票率为傲，且由历史记录不偏不倚的选举委员会进行督导。
但贾弗雷洛特认为，印度现在已屈从于“选举威权主义”。印度依旧举行多党选举，但那些选举缺乏“民主实质”。人民党任命所谓党徒进入选举委员会，并惩罚这个委员会内部的异见人士，由此将政治竞争导向不利反对派的局面。相较于对手，执政党还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部分原因是引入了新的竞选融资形式，即选举债券，捐赠者将这种债券存入政党的注册银行账户。不像其他形式的竞选融资，如现金捐赠，这些债券可以溯源至由政府监管的国有银行。这使得那些向反对派提供大量资金的人很容易遭到政府报复。据一项估算，印度2019年的大选耗资86亿美元，超过了据估计为66亿美元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花费。
印度监督机构民主改革协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发布的报告称，2017至2018年，人民党收入占印度全国性政党公布的全部收入的近四分之三，是其最大竞争对手国大党的五倍多。
印度教民主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
印度的民主倒退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但由莫迪操刀加持的意识形态竞争可以追溯到近一个世纪之前。
传统的印度民族主义旗手甘地（Mohandas Gandhi）领导了印度独立斗争，他被拥趸尊为圣雄。甘地是众所周知的虔诚印度教徒，但他尝试团结各不同信仰的印度人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在1909年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一书中写道：“假如印度教徒认为印度理当只有印度教徒栖居，那他们就是生活在梦幻之地。”甘地最重要的信徒、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手缔造了一个大体符合世俗主义重要标准的政体: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宗奉他或她的宗教，国家认为所有宗教在公共领域都是平等的。但不像法国的是，比如，印度没有试图分离信仰与国家，或对社会实施世俗化改造。印度的世俗主义不是立足于回避宗教，而是力求平等对待所有宗教。
贾弗雷洛特对比了甘地的宗教多元主义立场和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后者是类似“世界各地其他排外的‘大地之子’运动”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的一种形式。在他看来，19世纪殖民时期，认为印度教徒“微不足道”的那种刻板印象导致印度教徒缺乏自尊，这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源头。而且，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人口变化激发了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恐惧，即认为印度教徒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种族”。
最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家维纳亚克·萨瓦尔卡（Vinayak Savarkar）是一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声名鹊起的无神论者。他列出了民族归属的四个标准: 种族、领土、语言和文化。对萨瓦尔卡的信徒来说，只有那些将印度视作祖国和圣地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样的信仰自然而然将人们的怀疑投向印度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他们的圣地远在印度次大陆之外。甘地以将非暴力作为他政治哲学的核心而知名。相较而言，萨瓦尔卡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谴责这一立场是某种形式的软弱。
四十多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一直停留在国民生活的边缘。但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人民党作为一只重要力量出现在印度政坛。该党声援了在印度北部阿约提亚镇（Ayodhya）一座16世纪的清真寺所在地为印度教的罗摩神建造一座庙的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声称，穆斯林入侵者恰好在据称是罗摩出生的地点建起了这座清真寺。1992年，一群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夷平这座清真寺，这在该国许多地方引发了印度教徒-穆斯林的骚乱，但也提升了人民党的选举前景，尤其是在人口稠密、讲印地语的核心区域。尽管如此，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人民党距离该国主流太远，因而无力谋取权力。
1998年，人民党组建了由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的联合政府。部分通过搁置该党标志性的文化事项，瓦杰帕伊得以当政六年：建造罗摩神庙; 结束该国唯一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所享有的自治权; 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以结束伊斯兰教法在穆斯林的结婚、离婚和继承事项上的适用。贾弗雷洛特将自瓦杰帕伊当选到莫迪上台的1998至2014年称作人民党的 “被迫温和”时期，这是因为，人民党必须与差不多二十几个地区性政党和基于种姓的政党结盟，而其中许多政党依赖穆斯林选民。
莫迪狂热
2014年，莫迪击溃了中间偏左的国大党，并领导人民党成为三十年来印度首个唯一取得多数地位的政党。他的崛起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智慧。莫迪展示出，人民党可以在印度教徒多数派中巩固足够的选票，也就是跨越种姓差异，以抵消该党在基督徒和穆斯林那里的弱势，且不再需要在联邦层面与其他政党结盟。
贾弗雷洛特认为，莫迪还证明了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温和论”的错误。温和论认定，选举政治和治理的强制性，往往会将“激进党派”改造为“更温和的政治行动者”。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印度教徒-穆斯林的血腥暴乱，当时莫迪担任该邦的首席部长，自那之后，莫迪首度全国声名鹊起。那场暴乱致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人是穆斯林。
莫迪政治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首先，他获益于全国志愿者组织和人民党数十年来的努力，那些努力壮大了人民党在传统上层种姓的基础选民之外获得的支持。莫迪属于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印度复杂的社会群体分类中，这是一个人数上占主导地位，但历史上处于劣势的类别宽泛的种姓。莫迪以在自己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一个火车站台上卖茶而出名，这一平民背景与一度主导印度政治，拥有贵族血统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形成有利对比。
正如贾弗雷洛特援引民粹主义研究者皮埃尔·奥斯蒂盖（Pierre Ostigguy）的话所说，大批下层印度人（其中许多是年轻人）视莫迪为“一位既像我......又自负的理想人物”。也即，莫迪是那个他们渴望成为的人。和他们一样，莫迪缺乏炫目的家族血统、光鲜亮丽的文凭和流利的英语。但他可以与世界领导人平起平坐，对那些认定自己比他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施展权力。
莫迪通过一档名为“诚挚思考”（Mann Ki Baat）的广播节目与他的拥趸直接交流，试图建立贾弗雷洛特所称的“领袖与其人民之间亲密的、基于信任的关系”。他还发起了一系列民粹主义的政府倡议项目，以彰显他对穷人的关切。那些项目包括“清洁印度任务”（Swachh Bharat Abhiyan）、“总理的人民财富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总理的光亮计划”（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规模令人瞠目，专注人的尊严。“清洁印度任务”已建造6600万个家用厕所。“人民财富计划”为穷人开设了4.255亿个银行账户。“光亮计划”为8300万户家庭提供了有补贴的烹饪用气体钢瓶，它们取代了粪便、木柴和木炭。
同时，莫迪精心营造出了贾弗雷洛特所称的“世俗禁欲主义”氛围。贾弗雷洛特指出，莫迪将自己塑造成了类似神秘主义者的人士，“竭力配合一档享有盛誉的印度政治戏剧的演出”，这部政治戏剧的最重要出演者是甘地。莫迪的传记和民粹主义招牌大大强化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选举方面的吸引力。
2019年12月，印度北方邦，一名女性与防暴警察。Adnan Abidi /Reuters
对印度的两亿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个国家从一个世俗民主国家转变为族群式民主国家的后果是深远的。一些人民党执政的邦已通过法律，制止“爱的圣战”（love jihad），这是有关穆斯林男性向印度教女性求爱，以之作为一种社会战争形式的虚构现象。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邦，由印度教僧侣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领导。他组建了一支反穆斯林的民兵组织，他反对穆斯林的一些言论令人毛骨悚然，曾将他一度排除在高级公职之外。阿迪蒂亚纳特称穆斯林为“必须加以制止的两条腿动物”。尽管有过（抑或正是因为）这些制造分裂的诉求，阿迪蒂亚纳特仍在北方邦赢得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正如贾弗雷洛特所论，目前在北方邦，“政府首脑、精神领袖和民兵头目的职能都集中在一个人那里”。
在第二任期，莫迪草率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并通过了一项公民身份法，这部法律明确将来自三个邻国的穆斯林排除在快速入籍的便利之外。长期以来，在军队、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穆斯林的代表性不足，人民党的崛起见证了这样的边缘化向政治领域扩展。自1980年到2019年，穆斯林在直选产生的印度议会下院中的议员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为26人，占议会总人数的4.6%。与此同时，穆斯林在印度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了近三个百分点，达14.4%。人民党的303名直选产生的议员中，没有一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贾弗雷洛特认为，“今天的穆斯林很可能成为印度的新贱民”。
威权主义的种子
贾夫雷洛特的著作是对莫迪政府和人民党在莫迪治下所宗奉的方向的有利控诉。但一如印度的民主，本书也存在缺陷，这包括若干著名人士的名字被拼错了。有时候，贾弗雷洛特会偏离正题，转向阴谋论领域。人们可以合理地认定，在莫迪执政期间，最高法院大体而言已丧失效力，但假如像贾弗雷洛特那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敲诈法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贾弗雷洛特认为，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旧精英阶层的“印度式保守主义革命”，这一看法并不如他所暗示的那样直截了当。人民党或许在讲印地语的核心区域遏制了基于种姓的政党的权力，但它是通过使其领导层的种姓背景多样化做到这一点的。人民党仅仅是婆罗门（祭司）和巴尼亚斯（商人)的政党，这一古老的政治格言不再成立。此外，人民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印度讲英语的老一辈精英。在这一意义上讲，人民党是一个新贵的政党，而非特权人士的政党。
贾弗雷洛特似乎把讲印地语的核心区域当成了整个印度的代表。事实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迹比他所认为的要更有限。北方邦的基督徒或穆斯林可能生活在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治安团体的恐惧当中。但很难认定，这一说法捕捉到了非人民党政府执政的印度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宗教少数派的遭遇。今年5月，人民党在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邦选举中遭遇惨败，这意味着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招牌存在地理限度。
说得委婉一点，贾弗雷洛特对印度的未来并不乐观。他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从一个“事实上的印度教国家（Hindu nation）”转变成了一个“威权主义的印度教民族国家（Hindu nation-state）”。莫迪已经领会到，在印度，“领袖魅力高于责任”。他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招牌不只令印度成为一个族群式民主国家，而且为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思考贾弗雷洛特预言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作一种看似合理的最坏情形。过去七年里，印度走上了一条显然是非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莫迪仍面临巨大挑战，那些挑战使得宣布印度教民族主义已铁定收获胜利尚不成熟。它们包括：经济不景气，新冠疫情肆虐，邦政府不合作，与中国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这一届美国政府可能较上一届更关注人权问题。印度的自由民主可能岌岌可危。但现在就断定它是否会倒下，仍为时过早。
（作者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本文原题“How DemocraticIs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见于《外交事务》2021年9/10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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