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丨新的民主联盟与乌克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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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主联盟与乌克兰战争

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

俄罗斯在未受一丁点挑衅的情形下入侵并摧毁了乌克兰。

谢天谢地，在美国领导下——两年前，我们不会对白宫有任何期待——绝大多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加入了谴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侵略行径的队列。一些国家正在提供军事援助。

但欧洲并未就适当的政策响应达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冷战时期的确定性，即在苏联和西方对抗的情形下，为实现共同事业而精细准备的计划，不复存在了。

阵营的各自瓦解

法国看起来大有可能选出马琳·勒庞这样一位总统，这是危险的。她曾公开表示钦佩普京，并于上周要求，待乌克兰战争结束即与俄罗斯恢复友好关系。据报道，在与总统马克龙进行第二轮决选之际，她谈到法国要从北约统一军事行动中退出，并拒绝支持西方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说法。

匈牙利新当选的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对基辅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德国声称支持北约的行动，但尚未提供有意义的军事援助，而且正继续购买普京的天然气和石油，为普京的战争行动提供资金。

在其他地方，以色列明显与北约保持距离，因为它认为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太过重要，不能冒险。印度尽管据称坚定追随美国领导下的四方联盟遏制中国，仍积极购买打折的俄罗斯能源，并拒绝与西方保持一致立场。

巴基斯坦在有关当天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的问题上绝少与印度意见一致，但同样反对北约的立场。目前已是前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曾强硬要求西方大使: “我们是你们的奴隶，要听从你们的命令吗?”

南非为俄罗斯辩护。巴西和墨西哥婉拒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列，墨西哥总统给出了四平八稳的理由: “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完全不愿与俄罗斯切割，从未动摇过其公开承诺，即选择使用武力追求核心国家利益。

旧的全球秩序仰赖两个超级大国对很多主顾施加影响，那些主顾往往遵从权威。美国牢牢控制了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苏联对其东欧帝国和一些中东国家也是如此。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和法国这样的中等强国仍能指望很多它们的老殖民地政府支持它们的外交政策目标。

今天，这样的影响力甚至对话都大大减弱了。沙特阿拉伯事实上的统治者、可恶的王储本·萨勒曼对西方批评其人权记录深感厌恶，并拒绝增加沙特的石油产量，以缓解能源危机。

另一位独裁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婉拒参与制裁。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的复杂关系，以及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S-400地对空导弹。

所有这些模棱两可的举动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冷战时代，两个阵营麾下各自整齐列队的国家，今天已随风飘荡四散。很难预测哪些国家对任何特定国际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全球失序的时代

尽管我们的政治家和媒体强调“世界”谴责了俄罗斯新近的侵略行为，但有比我们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国家，不喜且憎恶它们所感受到的西方的傲慢自大——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建立在成就基础上的自信。不少人对乌克兰漠不关心，但钦佩普京对西方霸权的不屑一顾。（本段最后一句有删节。——译注）

自白宫2002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已走过一段长路，而且不是朝着我们绝大多数人欢迎的方向。在那个后冷战的傲慢自大无以复加的时刻，美国宣布，“国家成功的可持续模式仅有一个: 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小布什的行政分支强调，推广自由制度提供了“自十七世纪民族国家崛起以来，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的最佳机会：大国可以在其中和平竞争，而不是不断准备战争”。

如此抱负令人钦佩。但我们后来发现，尽管这抱负适合那些极大程度上基于自由、技术、企业家精神和自由主义繁荣起来的社会，但绝对不适合那些缺乏这种技能或拒绝这些自由的社会。

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用死于冲突的人数衡量，世界正变成一个不那么暴力的地方。这可能是事实，但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由于暴力威胁的制度化，有数亿人被迫屈从于高压。

我们已进入一个全球失序的时代，一个多极宇宙，这是二战前相当长时段历史的准则，但在冷战造就的对抗性核稳定中消失了。

耶鲁大学伟大的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一本有关1939至1945年海上竞争的新书中指出，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能像1940年6月至1941年12月间那样变化万千。

一开始，法国和英国与德国交战，而斯大林是希特勒的高效犯罪伙伴。然后法国退出，意大利加入，与英国对抗。然后德国攻击苏联，苏联突然成为英国的盟友。然后日本攻击美国和欧洲帝国，催生了温斯顿·丘吉尔所称的“大联盟”（Grand Alliance）。

这一伙伴关系来之不易，使得这位年迈的首相沮丧地评论道，唯一比与盟友并肩作战更糟糕的事情是，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到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被击败，这一关系即无法维系。

随后，苏联成为西方的敌人，到1991年一直如此，很大程度上中国也参与其中。很难用幸福或友好来形容这一局面，因为世界生活在善恶对决的阴影当中。但它形成了一种稳定，很多现代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带着怀旧的情绪看待这种稳定。

今天，旧的联盟摇摆不定，新的伙伴关系正在形成，但形成的方式更不可预测，因而较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加危险。自苏联解体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当然是，世所公认的美国主导地位衰落了。

回想1992年，我对才华横溢的时任美国驻伦敦大使雷·塞茨（Ray Seitz）讲，我想知道，在一个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发现生活。他颇有预见性地回答说: “你的问题预先假定了美国愿意履行那一职责。”

此外，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实力依旧得以维持，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急剧增强了。关于美国胜出的手段和决心，人们提出了在新千年到来时不可想象的问题。

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承认：“……东欧、中东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明显发生了逆转。这些趋势正在削弱对美国对手的威慑和美国盟友的信心。美国军队……可能很难赢得或者可能输掉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争。”

2020年，全球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SecurityResearch)主任布拉德·罗伯茨(Brad Roberts)写道: “美国承诺保护其盟友免受攻击，并在必要时加以响应，甚至在那些盟友的重大利益蒙受威胁时动用核武器加以响应，但近年来，这些承诺已经褪色了。”

令人心悦的新动向

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的毁灭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带来什么好消息，但其唤醒了很多政府意识到联盟必不可少的方式仍可鼓舞到我们。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些共和党支持者是一些本能的孤立主义者，质疑北约的价值。但甚至连他们似乎也更乐意承认，我们的安全——甚至只是美国的安全——必须取决于与美国在价值观上有少量共同之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

亨利·基辛格曾写道: “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行动，都无法实现世界秩序……构成世界秩序的国家在保持自身价值观的同时，必须获得一种能适应全球、有适当结构、能适当裁决的二次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目标必须是在限制兵燹的同时实现那种平衡。”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英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可以再次与美国同行交流，尤其是在情报领域，比冷战以来更加亲密，这让他们倍受鼓舞。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们相信，英国秘密情报局和政府通讯总部的老总们将确保他们的秘密是安全的，反之亦然。

三年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告诉一位采访者，“我们目前正经历的是北约的脑死亡”，我们许多人都同意这一点。除英国和法国外，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维持着大量武装力量，即使是英国和法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军队的规模。

今天，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抓牢北约不放，承诺大力加强自身防御，这样的热情，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是难以想象的。在维持中立立场几代人之后，芬兰和瑞典正考虑加入北约，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1991年后，德国人实际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眼下他们已匆忙承诺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

对我们这些严肃看待安全问题的人来讲，所有这些举动都令人心悦，尽管要使欧洲军队再次具备作战能力还需要数年时间。目前为止承诺拨出的资金只够修复现有的士兵、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系统设施中最明显的缺陷，但不会增进作战能力。

此外，随着乌克兰冲突久拖不决，全球能源危机持续发酵，欧洲的团结和达成目标的决心是否能维持，这一重大问题依然存在。普京藐视西方社会，因为他认为我们是腐朽堕落的，与俄罗斯在摧毁车臣、叙利亚和现在的乌克兰过程中生动展现出的男子气概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宠坏了，在这方面他似乎相当正确。不像我们习惯于苦难和牺牲的先辈，我们很早就认为舒适、安全和繁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被迫奋斗——更糟糕的是，在大国冲突中诉诸武力——以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想法不在现代西方经验之内。

我们必须再次承认古老谚语中的无上真理：和平的代价是始终如一的警惕，以及为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去战斗、杀戮、必要时做出牺牲——或至少让其他人承诺这样做——的意愿。

美国的领导地位仍不可或缺

二战结束后，为协助和平解决争端、推动自由贸易和鼓励全球贸易，一批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后来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回顾过去，值得铭记的是，这些机构取得了多少成果，它们的道德和经济权威在多长时间内被用来行善。

但旧的战后秩序已一去不回了，且无法重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写道: “环顾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对抗美国的主导地位……面对那些他们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控制的力量，以及他们觉得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不论是从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人们都在伸张他们的国家身份。”

但尽管这不容置疑，对我们这些致力于自由和民主的人来说，强调我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渴望似乎也并不幼稚。在我们这个邪恶的世界，要提供肌肉，做成事情，美国的领导地位仍不可或缺。

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和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最近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学报上写道:

在美国和更广大的世界，民主的最终存续，将取决于一个对抗并克服特朗普主义挖掘出来的反自由主义和反民主力量的新政治核心的形成。绝大多数美国人必须搁置他们因不同的自由和限制而产生的内部争吵，组建另一个版本的“生命中枢”（Vital Center）……这个中枢组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旨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右翼和共产主义左翼。（“国际战略研究所学报”，即《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双月刊，引文见于其2021年第6期题为“Getting Restraint Right: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的文章。丹尼尔·杜德尼，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我们必须谨慎看待这个新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为这样一种反思而欢欣鼓舞: 伟大的自由主义国家在制定克服暴政的战略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功记录，这一点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最为凸显。

这个星球在其文明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烂摊子，也许回归到那一状况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糟糕。再度与作为超级大国的敌人对抗，将严重危及本应是人类共同挑战的难题，即携手致力于防止气候变化，这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气候变化笃定毁灭我们的后代，哪怕是比核冲突更缓慢地毁灭。

（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包括《Inferno》和《Vietnam: An Epic Tragedy 1945-75》在内的大约三十部著作，曾任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和英国《每日电讯报》总编辑。本文原题“The New Democratic Alliance May Not Outlast the Ukraine War”，由彭博新闻发布于2022年4月17日。译者听桥，不确保准确理解，并为原文加上小标题。除了有注明的删节之外，文末另有三段文字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