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thdig丨新闻自由的神话

美国调查记者盖瑞·韦布（Gary Webb，1955—2004）。图源：fair.org

原文截图

译按

本文作者克里斯·海吉斯（Chris Hedges）生于1956年，是美国记者、作家。

职业生涯早期作为自由战地记者常驻中美洲，先后服务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全国公共电台、《达拉斯晨报》。1990年至2005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中东分社和巴尔干分社；2002年，作为《纽约时报》调查记者团队成员，凭借该报前一年有关全球恐怖主义的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解释性报道）。

2004至2020年为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真相挖掘”（Thuthdig）撰写双周专栏。2016年至2022年为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RT）撰写专栏。

著有《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2002)、《American Fascists: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the War on America》 (2007)、《Death of the Liberal Class》 (2010)、《Days of Destruction, Days of Revolt》 (2012，与他人合著)等。

本文原题“The Myth of the Free Press”，由“真相挖掘”网站发布于2014年10月27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题图和正文图片均为译者添加。

新闻自由的神话

克里斯·海吉斯（Chris Hedges）

纪录主流媒体如何诋毁调查记者盖瑞·韦布（Gary Webb）作品的电影《杀死信使》，要比赞美揭露水门事件的几位记者英勇行为的电影《总统班底》，呈现了更多美国新闻业的真相。

电影《杀死信使》（2014）海报。图源：Wikipedia

电影《总统班底》（1976）海报。本片据调查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初版于1974年的同名非虚作品改编而成。图源：Wikipedia

非虚构作品《总统班底》（1974年初版）封面。图源：Wikipedia

大众媒体盲目支持企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们称颂并推广美国民主的神话，尽管我们被剥夺了公民自由，金钱取代了选票。它们对华尔街和华盛顿的领袖们毕恭毕敬，不论他们的罪行有多么背信弃义。它们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盲目崇拜军队和执法部门。它们挑选几乎总是来自权力中心的专业人士和专家解释现实和政策。它们通常依靠公司撰写的新闻稿制作自己的新闻。它们用名人八卦、生活故事、体育和琐事填满绝大部分新闻窗口。

大众媒体的作用是娱乐大众，或是鹦鹉学舌般地将官方宣传送达大众。拥有媒体的大公司雇佣乐意谄媚精英的记者，然后把记者当作名人去推广。那些可以赚取数百万美元、惯于谄媚精英的记者获得邀请，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圈子。如约翰·拉尔森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所论，他们是权力享乐主义者。（约翰·拉尔森顿·索尔，生于1947年，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译注）

1996年，韦布在《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撰写的一组系列报道揭露，中央情报局作为共谋，走私了成吨强效可卡因到美国贩售，用来资助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各色反共反政府武装团体。自那以后，新闻界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历经数个世代，从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到I.F. 斯通（I.F. Stone）再到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一长串名字可以收入这份不受待见记者名录。（艾达·威尔斯，生于1862年，卒于1931年，美国黑人女记者、活动人士。I.F.斯通，本名Isidor Feinstein, 生于1907年，卒于1989年，美国调查记者。朱利安·阿桑奇，1971年生于澳大利亚，“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译注）

自本月（2014年10月——译注）早些时候《杀死信使》公映以来，《华盛顿邮报》之类出版物再次对韦布发动攻击。这些攻击是一种自辩行为，企图掩盖大众媒体自身与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兑。大众媒体和其他自由派建制机构一样，试图将自己包裹在无畏追求真相和正义的道德外衣之下。但为维持这个神话，它们不得不去败坏韦布和阿桑奇之类记者的声誉，那些记者清楚呈现了帝国邪恶而残忍的内部运作，关心真相胜过关心新闻。

包括我的前东家《纽约时报》（该报写道，韦布的观点“缺乏证据”）在内，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充当了中央情报局的看门狗。1996年韦布的揭秘报道刊发后，《华盛顿邮报》很快就用了将近两个整版批评韦布的发现。《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三篇不同文章，抨击韦布和他的报道。这是美国新闻史上肮脏、恶心、可耻的一页，但绝非独一无二。Alexander Cockburn和 Jeffrey St. Clair在他们2004年的文章《媒体和中央情报局如何扼杀盖瑞·韦布的职业生涯》（How the Press and the CIA Killed Gary Webb’s Career）中，详细叙述了全国范围内这类抹黑行动的动态。（本段最后一句中提到的文章，2004年12月17日发布于CounterPunch网站，实际是两位作者初版于1998年的著作《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中的一章的扩充版。——译注）

韦布的东家在刊出有关中央情报局系列报道的道歉文告后，将他扫地出门。他无法再度从事调查记者的工作，且因害怕失去自己的房子，于2004年自杀。部分有赖于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领衔的一个参议院调查，我们知道韦布是对的。但对那些反对这位记者的人来说，真相从来都不是问题。韦布揭露的中央情报局充斥着走私枪支和毒品的暴徒。他揭露的大众媒体，它们的绝大部分新闻都依赖官方来源，因此被这些来源绑架，成了懦弱的权力侍女。他已经越界，并为之付出了代价。（约翰·克里，生于1943年，2013至2017年于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国务卿。——译注）

假如中央情报局将数亿美元毒品输送到城市中心区，以为尼加拉瓜的一场非法战争提供资金，这说明了这个庞大秘密组织正当性的什么？关于所谓禁毒战争，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政府对穷人，特别是在强效可卡因流行高峰期对有色人种的冷漠和麻木，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那些执行时不受公众监督的流氓军事行动，这说明了什么？

这些都是权力精英和他们在媒体中的谄媚者决意沉默以对的问题。如同研究机构、工会、艺术界、民主党和宗教机构那样，媒体受到同样的平庸、社团主义和名利追逐的困扰。它们死守自私自利的公正和客观原则，为它们对权力的屈从辩护。学者彼此之间就像是中世纪神学家那样，用晦涩难懂的术语喋喋不休；可媒体不像学者，媒体上的文字和宣讲，是要让公众理解和听到。出于这一原因，媒体更强势，也更严密地受国家控制。它在官方宣传的散布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为有效散布官方宣传，媒体必须维持独立和公正这样的虚名。它们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如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是实现遵从的基本工具。它们向读者和观众传递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它们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它们告诉他们自己的抱负理当是什么。它们承诺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抱负。它们提供承诺个人和专业成功的形形色色技巧、建议和计划。如赖特所论，大众媒体的存在，主要是为帮助公民感受到他们是成功的，即使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已经实现了。它们使用语言和图像操纵和形成意见，而不是培养真正的民主辩论和对话，或者为自由的政治行动和公共审议开放公共空间。我们被大众媒体转变成了权力的被动旁观者，它们为我们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真相不是我们发现的东西，而是由大众传播机构裁定的东西。[赖特·米尔斯，生于1916年，卒于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著有《权力精英》(1956年初版，有中文版)，本文对其观点的引用出自本书有关大众社会的第十三章。——译注]

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一书中写道：“真相与话语和行动的分离——传播的工具化——不只增加了宣传的发生率，还扰乱了真相的概念，因此，我们借以获得在这个世界上所处方位的感知也被摧毁了。”（詹姆斯·凯瑞，生于1934年，卒于2006年，美国传播理论家。《作为文化的传播》，初版于1989年。——译注）

弥合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在商品文化中，理想身份关乎地位、金钱、名誉和权力的获得，或至少是幻想获得。并且，迎合这些很大程度上由广告商和企业文化植入的理想身份，可以非常有利可图。我们被赋予的不是我们需要的，而是我们想要的。大众媒体使我们得以逃逸到娱乐和奇观的迷人世界中去。新闻被过滤到这个混合体中，但那并非大众媒体的主要关切。在任何报纸上，专门用来呈现新闻的版面不超过15%，其余版面都致力于徒劳地追求自我实现。在电视广播节目中，这个比例甚至更不平衡。

米尔斯写道：“这大约是当今大众媒体的基本心理公式。但是，作为一个公式，它与人类的发展并不合拍。它是一个由媒体发明和维系的伪世界的公式。”

这个伪世界的核心是一个神话，即：我们的国家机构，包括政府、军队和财政机构，是高效率、讲道德的，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它们的意图也是好的。你可以批评这些机构的越轨和滥权行为，但不能抨击它们敌视民主和共同利益。你不能揭露它们是犯罪集团，至少假如有人希望在大众媒体上保留发言权的话。

那些在大众媒体工作（我曾有二十年也是如此）的人，敏锐意识到与权力的勾兑和权力精英对公众玩世不恭的操纵。这不意味着从来就没有好的新闻报道，也不意味着研究机构内部对公司权力的顺从总是排除了好的学术研究。但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内部压力，使伟大的新闻报道和伟大的学术研究都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这样的工作，尤其是假如它得以延续，通常成了职场杀手。像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那样的学者，像韦布和阿桑奇那样的记者，他们避开人们认可的讨论规范，挑战神话般的权力叙事，质疑知名机构的动机和德行，指出帝国的罪行，但被扫地出门了。（诺曼·芬克尔斯坦，生于1953年，美国政治学者、活动人士。——译注）

只有当权力圈内的一派与另一派开战时，媒体才会攻击权力精英内的群体。理查德·尼克松曾使用非法和秘密手段骚扰和关闭地下媒体，迫害反战活动家和激进的黑人不同政见人士，当他冲民主党而去时，他就成了媒体攻击的对象。他的罪过不是滥用权力。他长期滥用权力对付在当权派眼中无足轻重的人士和团体。尼克松的罪过是，滥用权力对付权力精英本身内部的一派。

水门事件被神话化为媒体无畏和独立的证据，可以说明大众媒体在调查权力中心时是多么受限。

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制造共识》一书中写道：“历史已足够仁慈，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受控实验’，以确定在媒体对抗姿态最为激烈的水门事件期间，受威胁的是什么。答案清晰明了的: 强大的团体有能力自辩，这不令人意外; 而且，按照媒体的标准，当它们的地位和权利受到威胁时，事情就成了丑闻。”“相较而言，只要非法行为和违反民主实质的行为局限于边缘群体或美国军事攻击的持不同政见受害者，或造成了扩散成本，被强加到一般民众头上时，媒体就是默不做声的，对抗立场也完全缺席。尼克松何以能走到如此远，乃至于受到误导，获得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原因在这里。准确讲，这是因为，看门狗只在尼克松开始威胁到特权阶层时才会吠叫。”（爱德华·赫尔曼，生于1925 年，卒于2017年，美国经济学家、媒体学者、社会批评家。诺姆·乔姆斯基，生于1928年，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本段引文取自《制造共识: 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62至263，略加改动。这个中文版依据的是原书1988年初版，但本文作者引用的是原书2008年版，个别措辞有不同。——译注）

废奴主义者和民权牧师的正义呼喊；激怒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芝加哥牲畜围场所有者的调查记者；破坏统治阶级兜售的神话，表达普通民众心声的激进戏剧作品，如《风云时代》（The Cradle Will Rock）；允许非洲裔美国人、移民和男女工人寻找尊严和希望的工会；为移民子女提供接受一流教育机会的大型公立大学；理解假如民主不能为其公民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水准，保护国家不被私人权力劫持，民主就不安全的新政民主党人：——它们和他们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当新闻自由如同民主本身，成了空洞的陈词滥调，在这样一个时代从业，是韦布的不幸。

和源自联邦戏剧项目（Federal Theatre Project）的许多流行作品一样，《风云时代》直面工人阶级而非权力精英的关切。它痛斥了战争的愚蠢、贪婪、腐败，以及自由派建制机构，尤其是媒体，在保护权力精英和忽视资本主义滥用方面的共谋。剧中的“先生”（Mister Mister）就像管理私人企业那样管理钢铁城（Steeltown）。（联邦戏剧项目，是罗斯福新政的部分内容，实施于1935至1939年间，旨在为美国艺术表演和娱乐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风云时代》是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首演于1937年6月。钢铁城是剧中故事的发生地。以下出自该剧的引文完全无法确保准确理解，省略号代表因无法理解而没有译出的一小句。——译注）

《风云时代》1937年的一张演出海报（实际并未于图中剧院上演）。图源：Wikipedia

“我认为报纸是塑造精神的重要工具”，先生说。“我的钢铁产业确实仰赖它们。”

“只需要打电话给新闻部就好”，戴利编辑（Editor Daily）回应说。“我们会刊登所有新闻。从海岸到海岸，从边界到边界。”

戴利编辑与先生唱道：

啊，新闻，新闻，新闻自由。

他们永远不会剥夺新闻自由。

我们必须自由地直抒胸臆——

……

哪一方出钱最多，就服务哪一方。

“我想要一个关于年轻的拉里·福尔曼（Larry Foreman）的系列报道”，先生告诉戴利编辑。“这人四处胡闹，组织工会。”

“是，我们听说过他”，戴利编辑告诉先生。“事实上，有关他的都是好事。他似乎很受工人们欢迎。”

“查查他和谁喝酒，和谁说话，和谁睡觉。查查他的过去，直到最后查出点什么。”

 “但这人斗志昂扬，简直就令人心潮澎湃，唉哟，需要一支军队才能驯服他”，戴利编辑表示。

“那么，驯服他应该不太难”，先生表示。

“啊，新闻，新闻，新闻自由”，两人唱道。“不论什么适合刊登，你只需要暗示一下; 假如出了问题，唉哟，我们随后会刊登合适的东西。……哪一方出钱最多，就服务哪一方。”

译文未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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