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杂志丨美国右翼迷恋欧尔班的背后
美国右翼迷恋欧尔班的背后
雅各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成了美国右翼的英雄。
今年1月，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第二次将他的福克斯新闻网节目搬到布达佩斯制作。5月，欧尔班本人在布达佩斯启动了一场由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组织的特别活动；8月，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再次作为嘉宾，出席了该组织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年度会议，他在那次会议上宣布“全球主义者都可以下地狱了”，迎来的是人们赞美上帝般的欢呼。
两次露面之间，欧尔班受到了唐纳德·特朗普私下欢迎。
今年7月，这位总理在罗马尼亚发表演说时就欧洲“混血”种族关系的危险性发出警告。随后，美国著名保守派作家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出头为欧尔班辩护，他对任何有关欧尔班是种族主义者的说法都置之不理，并无视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历史。
《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前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目前主持一个名为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的智库，该研究所接受匈牙利政府的资助，而匈牙利政府由欧尔班的民粹主义民族保守派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领导。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宣称，欧尔班拥有“几乎每一样政治天赋：勇敢，对敌人精于算计，对朋友古道热肠，注重细节，风趣幽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生于1962年，美国记者，现任设在加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克莱蒙特书评》特约编辑。《克莱蒙特书评》是克莱蒙特研究所旗下出版物。——译注）
右翼对欧尔班的狂热在西方媒体上引发了某种表演性的困惑。《经济学人》的一个标题追问: “为什么美国右翼痴迷于欧尔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舍贝利（Kim Lane Scheppele）在《国会山报》（The Hill ）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欧尔班让美国保守派眼花缭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最寻常可见的答案是，欧尔班已将匈牙利变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变为威权国家的试验场。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一名美国右翼（以一种明显自利的方式）痴迷于少数统治的建立和维持，对这位美国右翼来说，方案始于打压新闻界。冷落国际机构（在欧尔班的例子中是欧盟），将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刻画成恶毒的金融家，外加攻击法治。分化进而彻底摧毁任何挥之不去的政治反对派。最终，形成一个能安全抵御全球主义暴政恶势力的白人基督教国家。结案。
是这样的吗？
尽管美国右翼最近与匈牙利眉来眼去，但事实是，他们对域外威权主义的认可，植根于长期以来对美国民主的敌意，而这种敌意萌生于欧尔班声望鹊起之前。相较于美国左翼对独裁统治的周期性爱慕，美国右翼对威权主义的迷恋较少惹人关切；考虑一下美国左翼为斯大林和教员找借口的那段漫长而悲伤的历史。
一直以来，一种相近、甚至较少为人留意的痼疾正在右翼那里生根。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大批保守派知识分子和记者为一个又一个威权政权欢呼。真正的诱惑来自权力本身: 1946年，在一篇批评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值得铭记的文章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道明了那种“开创一个层级社会，知识分子至少能在其中握住鞭子”的欲望。伯纳姆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帮助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创办了《国家评论》。（詹姆斯·伯纳姆，生于1905年，卒于1987年，美国政治理论家。小威廉·巴克利，生于1925年，卒于2008年，美国保守派作家、政治评论员。——译注）
二十世纪初：“民主教条的败坏”
现代右翼对自由民主的憎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当时，一位名叫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波士顿婆罗门就“民主教条的败坏”有过著名的抱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采用了他哥哥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这句话，作为他1920年出版的著作的书名。他认为，从华盛顿行政分支到格兰特行政分支，美国民主的腐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矛盾。[亨利·亚当斯，生于1838 年，卒于1918年，美国历史学家。其著作《民主教条的败坏》（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首版于1919年，非1920年。格兰特，即Ulysses Simpson Grant，生于1822年，卒于1885年，1869年至1877年任美国总统。——译注]
保守派对美国民主的这种担忧，在门肯（H. L. Mencken）那里达到极致。门肯是热情的尼采主义者、反犹分子，崇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威廉二世在美国以比尔（Kaiser Bill）之名为人所知，回想起来，门肯对比尔的热情或许看上去只是一种癖好，但他的钟爱展示出可以描绘连续几代保守派人士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对所谓文化堕落的厌恶，那种文化堕落与对域外威权主义价值观的过高评价类似，那些价值观理当获得美国的接纳，假如有必要的话，应当强加到美国头上。换言之，普鲁士可以校正美国的错误。（门肯，生于1880 年，卒于1956年，美国记者、作家。——译注）
因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门肯欣喜若狂:
我也像德国领导人一样，对民主报以深刻怀疑……我突然意识到，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在宣扬的整个教义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盎格鲁撒克逊的，而假如我有任何精神家园的话，那一定是在我祖先的土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开始时，我毫不迟疑，开始为德皇呐喊，只要有任何言论自由留存，我就一直在呐喊。
他确实那样做了。对他而言，唯一错过的是戴上一顶尖头盔。关于那场冲突，门肯实际上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在1914年称赞德国的“金发勇士”，另一篇在1917年称赞德国的军事领导力。门肯1915年提交的另一篇文章《德国征服美国之后》（After Germany’s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从未发表过；在杂志收到该文后不久，一艘德国U 型潜艇击沉了从纽约使往利物浦的远洋客船“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近一千两百人失踪，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美国公民。[《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吉维克（Ellery Sedgwick）致信作者：“你那篇应受谴责的文章真有效，该死，但我不想煽动叛国。”]（《大西洋月刊》，1857年以The Atlantic Monthly之名创办。自2004年起于其封面去掉“月刊”字样，2007年正式更名，目前一年出版十期。——译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情第三帝国
门肯确立的模式从没有终结。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美国右翼走向孤立主义，而且他们援引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的蔑视，同情第三帝国。
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敦促人们关照希特勒的冤屈。1940年6月，《华尔街日报》认为，纳粹领导人“至少为下一代人确定了我们国家生活的大致方向”，当时德国正在蹂躏法国，这家报纸却力主“现实主义”。（查尔斯·林德伯格，生于1902 年，卒于1974年，美国飞行员、作家、活动人士。亨利·福特，生于1863 年，卒于1947年，美国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办人。约瑟夫·肯尼迪，生于1888 年，卒于1969年，美国企业家、政治家，民主党人，1938年3月至1940年10月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译注）
年轻的巴克利从他订阅的第一本杂志《斯克里布纳评论员》（Scribner’s Commentator）那里接受了这一信条。这是一本支持孤立主义的月刊，崇拜孤鹰（林德伯格），并谴责“战争贩子”对陷入困境的英国的大力援助。 [1942年，该杂志停止出版，此前，其助理编辑拉尔夫·汤森得（Ralph Townsend）因充当日本特工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随后认罪。]
冷战期间：攻击自由派，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
冷战期间，美国右翼攻击那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自由派人士，认为他们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1952年也在《大西洋月刊》指出的那样，右翼急于揭露所谓的国内叛徒，主要是为掩盖他们自己更早些时候在对抗纳粹主义方面的失败。尽管如此，风格已定。巴克利的《国家评论》接着赞扬了一长串的流氓政权。（小阿瑟·施莱辛格，生于1917 年，卒于2007年，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译注）
巴克利早期的《国家评论》同事之一威尔摩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是一位古怪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1936至1939年——译注）期间曾在那里生活过，早些时候从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转向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根据肯德尔的生平创作的短篇小说《莫斯比回忆录》（Mosby’s Memoirs）中，索尔·贝娄（Saul Bellow）写道，他的主人公“犯下了一些一个人能在二十世纪犯下的最有趣错误”。其中一个错误是，肯德尔决定担任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顾问。特鲁希略自1930年开始统治多米尼加，直至1961年被暗杀。在1957年写给政治理论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一封信中，肯德尔解释了特鲁希略是如何体现“霍布斯的‘公共精神哲学’”的。特鲁希略被广泛认为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血腥的独裁者之一。（威尔摩尔·肯德尔，生于1909年，卒于1967年，美国保守派作家。索尔·贝娄，生于1915年，卒于2005年，美国作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列奥·施特劳斯，生于1899 年，卒于1973年，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译注）
在耶鲁，肯德尔教过巴克利和后来成为巴克利妹夫的小布伦特·博泽尔（L. Brent Bozell Jr.），肯德尔对他们的影响持久不衰。正如历史学家约书亚·泰特（Joshua Tait）所论，巴克利的杂志是法西斯西班牙的宣传之泉: “西班牙保守主义传统的特色在于，颂扬民族主义者反对左翼‘侵略’的胜利，为反对反对佛朗哥的主张辩护，在西班牙大教堂的阴影下反思保守主义教条。”1957年，巴克利访问了西班牙，并宣布佛朗哥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至于博泽尔，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西班牙，最终成了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君主制支持者。
关于南非的种族隔离，一些声名显赫的保守派人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为官方的隔离措施辩护，就像他们曾为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辩护那样。
在1960年的一篇社论中，《国家评论》直截了当地宣称种族隔离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我们认为，白人有权在南非获得优越地位。” 游历南非之后，巴克利本人曾于1963年暗示，种族隔离制度的批评者是那些不宽容的人: “我们至少应该试着理解他们正努力实现什么，自我否认那些偏执之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应有的沾沾自喜。”保守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曾对沃伦法院支持投票权表示痛惜，他在1965年为《国家评论》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起了伯克的名言，警告称普选权在南非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种民主教条的败坏，假如付诸实施，将带来无政府状态和文明的崩溃”。（拉塞尔·柯克，生于1918 年，卒于1994年，美国政治理论家。沃伦法院，是对1953至 1969年，由Earl Warren担任首席大法官的美国最高法院的通称。——译注）
右翼人士进一步用吹捧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或是安哥拉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的文章放大这些错误；前者被当成了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领袖，后者被尊为自由战士。
当代美国：普京和欧尔班的拥趸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密切追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视其为传统基督教的英勇捍卫者和全球精英的敌人。
2013年，时事评论员、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 Buchanan）引燃了赞誉普京之火。布坎南声称，这位俄罗斯领袖看起来是真正的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其使命是，“将未来‘我们与他们’的世界冲突重新定义为这样一场冲突：所有大陆和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站出来，反对他眼中颓废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
接着，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这刺激了许多保守派人士，他们将普京描绘成一位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与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人们认为，普京敢与熊搏斗，会去钻探石油”，萨拉·佩林（Sarah Palin）称。“他们将我们的总统看作是一个穿老妈牛仔裤，说起话来模棱两可、废话连篇的人。”同样，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谈到普京时说: “他就是你们所称的领导人。”2017年，《克莱蒙特书评》的考德威尔写道: “假如用保卫边境和民族繁荣这样的传统标准理解领导人，我们会将普京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谁能与他一争高下?”（萨拉·佩林，生于1964年，曾担任阿拉斯加州州长。鲁迪·朱利安尼，生于1944年，曾任纽约市长。均为共和党人。——译注）
眼下，因普京在乌克兰陷入了的一场灾难性战争，美国保守派对他的忠诚已开始减弱。但追捧某位域外威权领导人并奉其为诱人榜样的冲动并未减弱。今天，这一保守主义分支继续预言一种蔑视自由民主的新的国家主义思想。尽管左翼以前对古巴或越南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迷恋已经消退，但右翼对一些反民主政权的偏好没有消退。欧尔班主义（Orbánism）远非独一无二，不过是最新一轮反复。
列宁主义的左翼一度希望加速历史进程，右翼的政治朝圣者则着眼于扭转历史进程：恢复一种族群同质的理想化过去、传统主义的家庭和宗教理念、前民主时代的社会层级制度。捍卫一个抵御中东和其他地方穆斯林入侵的“基督教国家”，欧尔班的如此夸夸其谈令这些保守派人士陶醉不已。
美国版欧尔班
有关现代共和党的历史著作《统治和毁灭》（Rule and Ruin）的作者杰弗里·卡巴塞尔维斯（Geoffrey Kabaservice）告诉我：“因对威权政权下公民的语言、历史或实际信仰缺乏任何了解，保守派与那些欣赏苏联的左翼人士一样，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并选择不去思考伴随那一模式会强加给美国的怪物。”
这是政治右翼那里，自认为民族保守派（national conservatives）的人士发起的一场新运动的指导精神。他们首度涌现于2019年，享受着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大亨的资助。他们以“NatCons”之名广为人知，使命之一是谋求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剥离。（彼得·蒂尔，生于1967年，德裔美国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译注）
该组织的支持者之一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在他似是而非的著作《民族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中承担了这一使命。2020年，在罗马举行的NatCon大会上，美国企业研究所前所长克里斯托弗·德穆特（Christopher DeMuth）公开访问了欧尔班本人，他在介绍这位匈牙利铁腕人物时称其“勇敢地走在前列，不只是政治领袖，还是思想领袖” 。第三届NatCon 大会定于9月举行，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将是主要发言人之一。
德桑蒂斯矛头直指觉醒派的自由主义者、当地学校的性少数人群话题以及大学中的言论自由，他正用这样的文化战争手段，将自己塑造成美国版的欧尔班。
美国的新民族保守派正谋求实现一个古老的梦想：从域外独裁者那里汲取力量，在国内无拘无束地统治。正如奥威尔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看到有人挥舞鞭子，手中就想有自己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