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Punch丨美国是如何辜负戈尔巴乔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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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梅尔文·古德曼。图源：melvingoodman.com
译按
本文作者梅尔文·古德曼，生于1938年，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专家。
曾供职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下设的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拥有长达42年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现任华盛顿特区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高级研究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
著作包括Contai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2021)、American Carnage: The Wars of Donald Trump（2019）、A Whistleblower at the CIA（2017）、National Insecurity: The Cost of American Militarism（2013），等。
本文原题“America’s Exploitation of Gorbachev”，由美国左翼在线杂志CounterPunch发布于2022年9月2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达原文页面。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美国是如何辜负戈尔巴乔夫的
梅尔文·古德曼（Melvin A. Goodman）
二十世纪，在结束冷战，结束其国家的过度军事化和对核武器的依赖方面，没有哪位领导人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倾力更多。
在国内，在俄罗斯的千年历史长河中，论努力改变国民性格和愚弄心智的意识形态，并基于开放和政治参与创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没有哪位领导人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倾力更多。
两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原本可以做更多事情，帮助戈尔巴乔夫完成这些重大使命，但他们却太过忙于私用戈尔巴乔夫乐意做出的那些妥协。
1985年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做出的一些决定，促成苏联在世界每一个要冲地区都减少了军事存在，在每个关键附庸国都减少了军事援助和顾问。他与美国密切合作，解决了发生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甚至海湾的危机。
就像塔列朗在法国国内外所为，戈尔巴乔夫也改变了苏联在国内外的政策和行为，他明白，假如俄罗斯只是强大，它就不可能伟大。美国今天仍在等待一位理解塔列朗和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人。（塔列朗，即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生于1754年，卒于1838年，法国外交家，1797至1815年间多次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译注）
苏联撤出阿富汗。
在美国灾难性地撤出阿富汗一周年之际，重要的是牢记：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最初决定就包括从阿富汗撤军，甚至留下了一个已运转数年的政府。早在1985年4月，仅仅在其掌权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就要求对阿富汗局势进行“艰难而不偏不倚的分析”，努力“谋求退出之策”。
美国不愿出手相助。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准备向克里姆林宫留下的阿富汗新政府提供援助，但遭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和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领导下的里根国家安全团队反对。正如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所说，苏联想离开阿富汗，但美国一直“横加阻挠”。
苏联从德国撤军。
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最重大决策之一是，1990年下令苏联从东德撤军，并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做出过这些决定，在俄罗斯，他至今仍遭诋毁。
比尔·克林顿总统做出的最重大决策之一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手导演了北约扩张，此举背弃了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对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承诺，即：假如戈尔巴乔夫撤出苏联军队，美国就不会“越过德国”进入东欧。
贝克甚至愿意把这一口头承诺付诸文字，但老布什的国家安全团队驳回了他。这一次，又是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
盖茨的反戈尔巴乔夫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他第一次会晤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时，后者称：“我知道白宫有一个特别小组，其任务是诋毁戈尔巴乔夫。我听说你是负责人，盖茨先生。”
两位国务卿舒尔茨和贝克不得不都介入，分别接洽里根和老布什，以防止盖茨损害美国的莫斯科政策。1987年，舒尔茨与盖茨当面对质，并提醒这位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他对莫斯科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而且他曾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欺骗我们的又一次企图”。盖茨自己经常吹嘘说，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苏联总统和两位美国国务卿都想解雇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1990至1991年爆发的海湾危机，是后冷战时代的第一次考验，戈尔巴乔夫促成了美国和苏联之间史无前例的合作。他必须克服国内的强烈反对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也承认，假如没有莫斯科的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将留下一段“非常艰难的历史”。想必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可以指望苏联支持他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但那并非事实。
戈尔巴乔夫在军备控制和裁军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没有戈尔巴乔夫扮演核心角色，1985年至1991年之间军备控制和裁军多姿多彩的历史就不可能上演。戈尔巴乔夫在《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Treaty)中做出的让步，促成了整整一类核武器的销毁，和遍布东欧和西欧的冷战气氛的缓和。戈尔巴乔夫在整个东欧和中欧削减军力方面的让步，成为1990年最终签署《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 Treaty)的关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莫斯科单方面削减东欧地区的军备，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签署铺平了道路。
1990年，我从中央情报局辞职，这主要是因为该局误判了戈尔巴乔夫，而那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和他的副手鲍勃·盖茨(Bob Gates)一手操办的。他们将情报政治化了，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和白宫无法预测任何与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关的重大事件，包括从阿富汗撤军，从第三世界撤军，不愿干预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一年后突然接受德国的统一。
尽管戈尔巴乔夫了解苏联的经济和社会衰退，告诉他的妻子赖莎“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但中央情报局仍然告诉里根总统，苏联个人消费的增长率实际上超过了美国。里根利用了中央情报局有关苏联经济的假情报，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找到了理由。
译文未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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