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杂志丨厄立特里亚的极权主义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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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的极权主义幽灵
史蒂夫·沃克尔（Steve Walker）
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
作为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手掌控的小弟，白俄罗斯自然听从总部的指示; 叙利亚的“反对”票是对莫斯科的老大(capo dei capi)挽救其政权的军事支持的回报; 当然，朝鲜也投了反对票。
但是厄立特里亚呢？何以一个位于非洲之角，与俄罗斯没有重要关系或肩负对俄罗斯义务的小国，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时刻，选择挑衅既定的国际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招致了不可逆转的声望损害，可似乎一无所获？
厄立特里亚的例子值得考量，因为，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这个例子提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西方在探索“后真相”地缘政治时不应忘记: 极权体制具有内在的毒性，其本质是动荡不宁的，任何数量的“接触”都不会改变它们。
厄立特里亚有多极权
2019年，作为新任使团团长抵达的那一刻，我像所有首次到访的人那样，被首都阿斯马拉（Asmara）迷住了。街道干净整洁；作为意大利殖民时期的鲜活遗存，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使得这座城市成了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天气完美。
但事实上，厄立特里亚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恐怖国家。异议是非法的，没有独立媒体。在强制性、无限期的国民兵役制下，民众要么被征召，要么被指派从事文职工作。这个国家从未举行过全国性选举。厄立特里亚人生活在一种永久恐惧状态下: 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激增; 逮捕是任意的; 民众经常遭到拘押，但不被告知指控是什么，被释放的幸运儿也无从得知他们获得自由的理由，且被告知要保持沉默。
因推行“革命的”经济政策，厄立特里亚是一个贫穷国家，没有值得一提的基础设施，人们对经济发展也就没有现实期待，且长期缺乏粮食安全。在新冠大流行病和埃塞俄比亚北方的冲突使跨界旅行变得不可能之前，每天都有数百厄立特里亚人逃离自己的国家。
这个政权渴望全面控制，即以永久紧急状态为理由实施“社会动员”，这体现在厄立特里亚社会的各个领域。希望出国的民众必须获得出境签证; 在国内旅行的民众必须持有“通行文件”，并在沿途的检查站出示给武装士兵。四种宗教获得承认，所有其他礼拜都是非法的。厄立特里亚人每月只被允许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中提取相当于330美元的钱款，而且必须亲自到银行提取，因为厄立特里亚没有自动取款机，也不存在网上银行。
去年春天，我想去参观一家私营奶牛场，但被告知这需要奶牛场的书面邀请，然后必须送到农业部批准，然后送到外交部，由外交部决定是否发放旅行许可。
邪恶也许寡淡无奇，但在厄立特里亚，它还是荒谬可笑的。
厄立特里亚所在的非洲东北角。图源：必应地图
如何与极权国家打交道
前外交官和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撰写她的经典文章《独裁与双重标准》时，厄立特里亚还不存在，但今天困扰着非洲之角的这个贱民国家证实了她在本文中的看法，即极权体制比威权体制更具毁灭性，其意识形态建构妨碍了自由化，动荡不宁在所难免。我在研究生院读过柯克帕特里克的论文，但忘了它的重要教训。[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生于1926 年，卒于2006年；曾在1980年代担任里根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并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独裁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Commentary Magazine）1979年11月号。厄立特里亚原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1993年宣告独立。——译注]
相反，我一点都不尴尬地回忆起，抵达阿斯马拉时，我渴望“建设性接触”，并乐观地认为，凭借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我可以改善美国和厄立特里亚的关系。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新手的热忱: 许多派驻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官抵达时活力四射、雄心勃勃，但几年后就心灰意冷、精疲力竭地离开了，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成就拿得出手。我在厄立特里亚的日子里，变故频仍，有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有内战般的冲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爆发，有我们双边关系的急剧恶化。经历极权主义体制造就的独特挑战，对我来说是一次一次教育。作为外交政策实践者，我得出了许多有关与极权国家打交道的结论，这些结论本质上是柯克帕特里克概念框架付诸外交实践后的一系列必然结果。(这些结论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国务院。)
其一，与极权国家的外交接触是徒劳的。
厄立特里亚政权喜欢“接触”：参加一些会谈和会议并广而告之，那些会谈和会议给人留下开放和理智的印象。但在这些互动中，厄立特里亚官员向他们的外国对话者明确表示，如他们对我的一位同事所说，厄立特里亚政权将“在程序上而非原则上妥协”。
换言之，你可以无限“参与”，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个政权恐吓并压榨其人民，或者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几十年里，它有介入或挑起邻国的冲突和内战。)
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外交官那里，支持接触是自然而然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存在危险，因为若非小心校正，接触可能赋予极权当局以合法地位。美国、志同道合的一些国家和联合国理当继续与厄立特里亚打交道，甚至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但这理当是战术互动，要从属于一种战略评估，即这个政权哪怕不是敌对的，对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也是有害的。
其二，我们理当承认被压迫人民的生活现实，进而支持他们。
极权当局不满足于政治控制。它们要求无孔不入的控制，这只能通过决定什么是“真相”来实现。
根据厄立特里亚新闻部广而告之、精心编制的叙事，厄立特里亚是非洲的大卫（David），他为了自己的尊严和生存，参与到了反对一位西方巨人歌利亚（Goliath）的正义斗争当中，那位巨人在美国领导下将人权“武器化”了。在这一讲述中，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融为一体，已经实现了社会的公正、国家的自力更生、族群和宗教的和谐共处。事实上，厄立特里亚是一个老人统治下侵犯人权的独裁国家，由完全仰赖从外国人那里借钱、讲提格里尼亚语的东正教基督徒把持。[大卫与歌利亚均为《圣经》中的人物，相关故事见于旧约《撒母耳记》。提格里尼亚语（Tigrigna）是厄立特里亚的官方语言之一。——译注]
美国或许无力拯救厄立特里亚人民，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下的人民，但通过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多样的观点，美国可以阻挠政权实施控制民众认知的举措，进而向他们赋权。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告诉美国外交官，我们倡导人权的努力为那些缺少话语权的人士提供了发声机会。这才是美国外交应该设法去做的。
值得褒奖的是，拜登行政分支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8日在比勒陀利亚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致力于通过外交支持，与非洲合作伙伴携手，“应对诸如虚假信息、数字监控和武器化腐败等二十一世纪对民主的威胁”。那些外交支持包括今年12月主办非洲领导人峰会，并根据两党联合制订的《全球脆弱性法案》（Global Fragility Act）提供财政援助。《全球脆弱性法案》每年提供2亿美元，用于推动冲突多发地区的改革和善治。
其三，对抗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
极权体制需要一个敌人;外国(通常是西方)的敌意为它们的高压统治提供了理由。我们应当理直气壮而非以敌对态度，反对极权当局传播错误信息、合法化他们的镇压行为和歪曲西方政策的举动。
去年秋天，我认定，我们为厄立特里亚宣传机器开绿灯已有太长时间。这一忽略已常态化了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径和宣传。我们开始在我们大使馆的脸书页面上反击该政权的虚假信息，尤其是来自新闻部长推特账号的反美宣传。一般来讲，公共外交设法关注“积极正面”的故事。就极权当局而言，我们不应惧怕有纪律的对抗。在厄立特里亚，这一做法奏效了。
其四，极权国家从本质上讲是动荡不宁的，理当加以孤立和围堵。
极权当局是国际政治中的毒瘤，转移是它们的本质属性。厄立特里亚是地区性的威胁，其数十年来破坏稳定的好斗之举——包括1995年与也门的哈尼什群岛（Hanish Islands）争端，1996年至1998年干预第二次苏丹内战，1998年至2000年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战争，2008年与吉布提的边境冲突，以及2000年代中期对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的所谓援助——引发联合国在2009年和2011年对其实施制裁。
厄立特里亚目前军事介入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冲突。据报道，在这场冲突中，厄立特里亚军队洗劫了平民，并对他们犯下包括性暴力在内的骇人的侵犯人权罪行。这使得制止作战的努力复杂化了，并加剧了一场本已恐怖的人道主义危机。
我们必须承认，对极权当局来说，侵略是一个发动时间的问题，不是会否发动的问题，并相应调整我们的外交路线和筹划。我们目前制裁和孤立厄立特里亚的政策，是应对极权当局的理想模板。我们也许无法阻止它们的侵略，但我们可以竭力加以围堵。
乌克兰战争的当头棒喝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何以厄立特里亚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投下“反对”票?厄立特里亚新闻部长比奥威尔还奥威尔，他表示，这一投票“表明了(厄立特里亚)坚定不移的和平立场”。
答案是：厄立特里亚希望惩罚美国，因美国去年秋天对厄立特里亚实施了制裁，当时的外交接触未能说服厄立特里亚政权从埃塞俄比亚北部撤军。这以牺牲基本国际准则为代价，与厄立特里亚先前的公开立场相矛盾，并证实了厄立特里亚的贱民地位，但似乎对厄立特里亚领导层无关紧要。这是极权当局的另一侧面: 许多政权由反复无常、极端疑惧和满腹委屈的反社会人士领导。我们在与这类人接触时，对成功的预期理当适度。
这里我想说的是，极权主义依旧与我们同在，也依旧邪恶。将外交当作利益竞争共同解决方案的传统主张不适用于极权国家。我在厄立特里亚的日子告诉我，对抗而非妥协，是与这类政权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我们这些外交官喜欢认为，没有什么麻烦是大到无法通过深思熟虑的接触和谈判加以管控的。这一思路通常是正确的，但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厄立特里亚不管用。我们必须在思想层面准备好，迎接正在浮现的国际动态即将构成的挑战。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曾经警告说，当有人告诉你他们是谁，第一次就相信他们。（玛雅·安吉洛，生于1928年，卒于2014年，美国黑人女作家、编剧、导演。——译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唤醒了我们，使得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冷战期间习得的经验教训仍具有现实意义，此时此刻，我们会积极听从她的建议。
（作者是前美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使团团长。本文原题“Totalitarianism Is Still With Us”，由美国《大西洋》杂志网站发布于2022年9月5日。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为原文加上小标题，并有多分段。）
译文未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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