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杂志丨大流行病的遗留影响已然清晰
原文截图
本文作者Ed Yong。摄影：Urszula Soltys
译按
本文作者是美国科普作家、科学事务记者。
全名Edmund Soon-Weng Yong，1981年生于马来西亚，1994年移居英国并于2005年成为英国公民。在剑桥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目前是美国《大西洋》杂志记者，2021年因其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解释性报道类）。
著有《An Immense World: How Animal Senses Reveal the Hidden Realms Around Us》（2022）、《I Contain Multitudes: The Microbes Within Us and a Grander View of Life》（2016）。
本文原题“The Pandemic’s Legacy Is Already Clear”，由《大西洋》杂志网站发布于2022年9月30日。文中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无法保证理解全部准确。
大流行病的遗留影响已然清晰
Ed Yong
最近，在经历了2789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的一周后，拜登总统宣布，“这场大流行病已经结束”。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将有关拜登此番宣示的争议描述为一个“语义学”问题，但我们正面对的事实可以自行说明一切。
新冠肺炎一周致死的美国人数量，依旧大致相当于死于9·11事件的美国人，预计一年将致死至少10万人，是流感通常致死人数的三倍。尽管存在严重低估，每天记录在案的感染病例仍超过5万。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估计，有1900万成年人患有长期新冠肺炎。（安东尼·福奇，生于1940年，自2021年起担任总统首席医学顾问，自1984年起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他已宣布将于2022年12月退休。——译注）
毫无疑问，自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称这场大流行病“结束”，就像称一场战斗“打完了”，因为你的对手是在打你的肋骨而不是你的脸那样。
美国的系统性失败
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美国领导人和权威人士一直试图宣布其结束，结果只是面对新的病例激增或病毒变种。此等心态不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管控新冠肺炎的能力，还使其容易受到其它流行病爆发的影响。
未来的大流行病不是假设的，而是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近几十年来，新的传染病经常出现，而且气候变化正在加快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随着气温上升迫使动物迁移，从未共存过的物种会相遇，使它们体内的病毒能够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新宿主。重新面对这一切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2018年，我在《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著文警告说，美国没有为一场大流行病的到来做好准备。此判断依旧不变; 如果说有什么要变的话，那就是，我当时过于乐观了。
2019年，美国被评为世界上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令人困惑的是，2021年，美国再次荣膺这一头衔——但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却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6%，尽管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4%。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花费比其他任何一个富裕国家都要多，但它的医院仍然不堪重负。它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帮助研发出了疫苗，但在全面接种疫苗方面排在世界第67位。(之所以有这一趋势，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分歧; 哪怕接种疫苗最多的蓝色州罗德岛，也仍落后于21个国家。)
202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幅度是所有富裕国家中最大的，而且与其他富裕国家不同，2021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继续下降。假如美国表现得仅仅是与其他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一样好，那么去年死亡的110万人(占美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会依然活着。
美国的抗疫表现之所以超级低劣，不能只怪罪特朗普或拜登行政分支，尽管它们都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毋宁说，新冠病毒利用了这个国家许多失败的系统:监狱人满为患，养老院人手不足; 公共卫生系统长期资金不足; 对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和即时经济的依赖; 营利性医疗系统的工人已筋疲力尽; 长达数十年解除社会保障网络的项目;早就令黑人和土著社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社区承受了不成比例健康问题负担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哪怕在疫情爆发前的一些年份，美国失去的人口仍然比人们预期一个同等规模和资源的国家会失去的人口多62.6万人。新冠肺炎只是倾覆了一栋地基已然腐烂的大厦。
狂飙突进的重建在同一地基上进行，这时美国再度将自身置于崩溃的境地。经验据说是最好的老师，但美国在面对德尔塔和和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时，重复了这场大流行病爆发之初的错误。
美国很早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疫苗，但在所有成年人都够资格接种疫苗之后，仍失去了近50万人。它曾拼力控制猴痘，这是一种传播较慢的病毒，目前已有疫苗可加以防范。它的右翼立法者已经通过的法律和判决，限制了诸如隔离和疫苗令之类重要公共卫生措施订立的可能。它没有做出任何会保护其人口免受未来病原体侵害的广泛改变，例如改进通风设施或实行全民带薪病假。
它的选择实际上确保了过去三年发生的一切将再次发生。
个人主义与美国的大流行病
美国将继续与传染病缠斗，部分原因是其最根深蒂固的一些价值观与击败病毒的任务背道而驰。
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所珍视的是一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它优先考虑个人自由，看重自力更生。依据这一精神，人们对自己的福祉负责，身体和精神力量是对等的，社会脆弱性源于个人的软弱而非政策的失败，政府的施舍或建议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理念在应对大流行病时是灾难性的，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疾病传播。每一位个人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社区，而且对集体的威胁总是超过对个人的威胁。例如，最初的奥密克戎变种对每一位被感染者造成的风险都略低于先前的变种，但传播极为迅速，以至于淹没了医院，极大放大了新冠肺炎的社会成本。为应对这些威胁，集体行动是必要的。政府需要政策，比如疫苗要求，抑或，是的，口罩令，来保护整体的人口健康，同时个人必须考虑他们对其他每个人造成的风险，以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但自2021年春季以来，权威人士总是嘲笑那些继续这样认为的人，称他们不理智、过分谨慎，政府官员也一直将新冠肺炎视作个人责任问题。
其次，一个人的环境往往制约着他的选择。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群体发现，生病时更难避免感染或被隔离，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拥挤的家中，从事没有带薪休假或远程工作选择的小时工作。监狱和疗养院等居民几乎没有自主权的地方，成为最严重疫情爆发的热点。将大流行病当作一场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忽略了一件事：对许多美国人来讲，保护他们自己是多么困难。这还令人们的脆弱性在多代病原体中持续存在: 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病中受害最深的群体，与十年后承受新冠肺炎冲击的，是同一群体。
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还影响到整个医疗卫生系统。这一系统将健康与财富和就业联系在了一起，其组织围绕动用巨量浪费性支出治疗病人展开，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预防社区被疾病攻陷。社区是公共卫生而非医学的职权范围，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资金，价值被低估。甚至美国最高公共卫生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在今年2月修改了其指导方针，将住院治疗置于病例之上，只要医院稳定，就含蓄地容忍感染。但这一策略实际上确保了：急诊室将被快速传播的病毒吞噬; 医护工人随后会退出；一波又一波因染疫而致残的长期新冠肺炎患者会寻求治疗，却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已经发生，并将再次发生。
美国的大流行病个人主义意味着，保护自己免受感染是你的工作; 假如你生病了，你的治疗或许不是可负担的，而且假如你没有好转，你将很难找到帮助，哪怕是找到任何相信你的人。
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在等待下一波疫病侵袭
十九世纪晚期，许多学者意识到，流行病是社会问题，其传播和致死人数受贫困、不平等、过度拥挤、危险的工作条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政治疏忽的影响。
但在细菌理论出现之后，这一社会模式被一种生物医学和好斗的模式所取代，在后一种模式中，疾病是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的简单战斗，在个体内部进行。这一范式很容易让人们忽视疾病的社会背景。科学家们没有去处置棘手的社会问题，而是专注于用药物、疫苗和其他科学研究产品对抗显微镜下的敌人，这一思路很容易契合美国视技术为灵丹妙药的长期执迷。
生物医学灵丹妙药的诱惑力依旧强大。一年多以来，拜登行政分支及其顾问已向美国人保证，因为有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我们有工具”控制大流行病。这些工具确实有效，但假如人们无法获取或不想获取它们，假如政府不制定政策改变这一状况，它们的效力就会受到限制。
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总是在获得疫苗方面挣扎:低收入、缺乏安全食物、有被扫地出门的风险、没有医保的人你争我抢，进行或参加疫苗预约，甚至在注射广泛可用之后仍是如此。一个极度不信任的社会总是在犹豫不决中挣扎，政治极化和错误信息的肆意传播令这一状况雪上加霜。结果是，只有72% 的美国人完成了初步的注射流程，只有一半的人获得了防范目前的变种病毒所必需的第一剂加强针。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其他保护措施都被剥夺，新冠肺炎资金正在蒸发。然而，白宫最近的大流行病防范战略仍主要集中在生物医学的“魔法子弹”上，对可能把这些子弹变成哑弹的社会状况关注甚少。
技术解决方案也往往升入社会的顶层公寓，同时流行病渗入其缝隙。治疗、疫苗和诊断首先流向有权力、有财富和受过教育的人，然后他们拍马前行，留下受疾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继续承受重担。这一动态解释了何以同样的卫生领域不公在几十年里挥之不去，哪怕病原体来了又走；也解释了何以美国目前可怕的新冠肺炎致死和致残水平已常态化。此等苦难集中在老年人、免疫系统受损人群、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社区当中：这些群体在政治决策者和媒体中的代表性不足，而政治决策者可以宣布大流行病的结束。
哪怕不公正已经凸显，知识似乎依旧压倒了行动：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白人在了解新冠肺炎的种族差异后，变得不是那么同情脆弱社区，也不是那么支持安全预防措施了。这一态度是自我毁灭的，限制了哪怕是最有特权的美国人所享有的优势。那些可能平息社会不平等的措施，如全民医保和更好的通风条件，将使每个人受益，而缺乏那些措施将伤害到每个人。2021年，美国年轻白人的死亡率低于黑人和土著美国人，但仍是其他富裕国家同龄人的三倍。
由于未能正视其社会弱点，美国积累了更多弱点。据估计，900万美国人因新冠肺炎失去了亲人，其中约10%的人可能经历长期的悲痛，美国贫乏的心理健康服务将疲于应付这一问题。因脑雾、疲劳和其他使人衰弱的症状，长期新冠肺炎正在夺走相当于200万到40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在收入损失和医疗费用增加之间，长期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成本可能达到一年2.6万亿美元。医护工人尤其是经验丰富的工人的大批离开，使得医院缺乏人手和技能。作为一个国家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的最重要预测性指标之一，信任水平已经下降，这加剧了部署大流行病干预措施的难度，同时也为虚假信息的萌芽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这就是接受不可接受事物的代价:一个甚至更加脆弱的基础，在等待下一波疾病的侵袭。
如何塑造更美好的常态
2020年春，我写道，这场大流行病将持续数年，美国需要制订实施控制的长期战略。
但美国领导人的行动始终如一，就好像他们在打一场遭遇战，而不是围攻战，他们过早取消了防护措施，然后又过慢地重新实施。他们绕开了具体阐明大流行病结束后实际情况会如何的责任，这意味着，每当公民成功使病例变化曲线变平滑，他们争取到的时间就被浪费了。小范围疫情被等同于不作为，而不是积极管控。这一态度消除了做出长期改变的任何动机或意愿，那种改变将遏制目前的灾难并防止未来的灾难。因此，美国几乎没有机会有效防控未来不可避免的大流行病，甚至无法专注于正在发生的大流行病。
假如改变发生，它比较可能缓慢行进，从基层开始。艾滋病同盟（ACT UP）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活动人士组织，改变了世界应对艾滋病的方式。基于艾滋病同盟的风格，由长期新冠肺炎患者、失去亲人的悲伤人士、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以及其他受到大流行病不成比例伤害的人群组成的草根团体已经创设，构成了公共卫生领域长期以来缺乏的那种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人群。（艾滋病同盟，全称为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是一个致力于终结艾滋病的国际性草根政治团体，成立于1987年，总部设在巴黎。——译注）
更多的大流行病会发生，而美国不可思议地未能控制住目前这一场。但美国承受不起虚无主义的奢侈。它仍然有时间正视其个人主义和不平等的基础，打造一个有效预防疾病而不是仅仅努力治疗疾病的卫生系统，并制定政策，正确地优先考虑残疾人和脆弱社区的需要。考虑到过去三年令人彻底失望的情况，这些变化看起来不切实际，但重大的社会进步在事实上实现之前，看上去总是不可行的。
常态导致了这一切。塑造一个更美好的常态还不是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