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美国沉默的进步多数
美国沉默的进步多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本月，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可怕“红色浪潮”未能成为现实，全世界如释重负。虽然共和党人以微弱优势拿下众议院，但民主党人继续掌控参议院。共和党的表现不只比预期更糟糕，而且，对一个没有控制白宫的政党来说，这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中期选举表现。
看上去，今年的选民否定了共和党人的极端主义和伪善做派，基本上拒绝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支持的许多候选人奉上胜利。为获得特朗普的背书，他们接受了他有关2020年总统选 “被偷走了”的谎言，并公开质疑基本的民主原则，如和平移交权力和无党派的选举管理。在包括亚利桑那、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战场州在内的一些州，他们当中的很多候选人都以失败告终。
但我们不应太过乐观。在许多情况下，胜利的优势微乎其微。大量美国人投票支持了极端分子，那些候选人中的一些也确实赢得了胜利。这理当要求我们停下来思考片刻。
如同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巴西战胜“热带特朗普”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那样，我们决不能允许一些令人振奋的选举结果扰乱对威权主义崛起这一更广泛趋势的关注。没有理由认为世界因民主而变得安全了。只有当民主政府展示出它们一直在服务于选民的利益，并着力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决定性问题时，这种事情才会发生。（本段有删节。——译注）
拜登做成了什么
诚然，考虑到决定个人投票方式的诸多因素的复杂性，误读选举结果的危险总是存在的。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似乎尤其如此，许多强大的力量在各个方向上拉扯。
但从我的角度看，普通而理智的选民承认了民主党人过去两年间取得的历史性成功。因拜登总统实施了经济复苏法案[《美国纾困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 ]，美国成为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复苏最强劲的国家，在一年时间里，将儿童贫困率减少了几乎一半。
拜登还主持通过了几十年间第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法案; 美国响应气候变化的首个重要立法，即《降低通货膨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 以及一个重要的产业政策法案，即《芯片和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这部法律明确承认了政府塑造经济的核心角色。虽说国会历来难以驾驭，但这些里程碑式的法案仍获得通过。
假如国会山那里有更多的合作和善意的谈判，拜登或许已通过一项暴利税立法，这一立法将转变化石燃料行业一些源自战争的肮脏收入的用途至更好的领域。利润理应提供激励，以满足经济需求，但这些贪婪的公司拒绝打开油气龙头，因为它们认为控制供应将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利润。
但拜登已经尽力了。此外，他的成就不局限于立法。他任命了第一位黑人女性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发布了一些行政命令，旨在减轻学生贷款债务、改善反垄断执法、更新气候变化时代的金融法规。他促成美国回归巴黎气候协定，并在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历史很可能证明，他管控俄乌战争的手段是高明精妙的，哪怕他没有因之而收获多少美誉。
拜登遭遇了什么
在我们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当今美国人不快活的两大主要来源都无法算到拜登头上。
新冠大流行病持续的时间比应有的时间要长，但拜登至少已尽其所能加以遏制，这不同于特朗普。反疫苗接种者和那些拒绝采取低成本的基本预防措施(如戴口罩)的人士一直是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一些支持特朗普的郡，这些人群集中生活在那里。
通货膨胀也不能算到拜登头上。尽管一些评论人士(甚至是民主党内部的评论人士)断定，通胀是政府过度支出的结果，但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的整体需求基本上低于趋势水平，美国的通胀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相差无几。原因显而易见: 新冠大流行病以及随后的俄罗斯战争造成了大量供应侧瓶颈和行业需求转向。
同样，假如有一个“更友好”的国会，拜登可能做成更多事情。就劳动力短缺的程度而言，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这一问题原本可以得到缓解。拜登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计划原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参议院遭到否决。同样，一些价格上涨与公司成本上升不成比例，反映出对市场力量的公然滥用。拜登和他的团队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国会和法院从中作梗。
更多支出用于可再生能源将弱化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对美国的影响。可再生能源只不过和天气一样可靠，如此误导性的说法必须对照如下事实进行权衡：少数几个石油国家的独裁者可以一时头脑发热，就挟持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半导体短缺是大流行病后经济复苏之初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关键来源。但凭借《芯片和科学法》，拜登已动员大量投资，以确保未来的国内供应更加充足。
美国人站哪一方
既然美国选民似乎拒绝了共和党的极端主义，一些人会认为，拜登理当采取正确策略，俘获政治中心。但如此解读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是错误的，因为选民不是要寻求某种两败俱伤的解决方案。
考虑一下支持女性生育权的候选人和那些力倡绝对禁止堕胎的候选人之间的分歧吧；对后者而言，哪怕遭遇强奸、乱伦、危及母亲生命或任何其他迫切需要终止妊娠的情况，堕胎都不能例外。显然并没有美国的“中间派”站出来说，“划定四个半月为线，乱伦除外，其他任何强奸案都不例外”。不论如何看待堕胎——没有人对这种事有兴致——美国人总是表示，他们一般都同意，堕胎的决定应留给女性自己而不是政府做出。
而且对其他绝大多数重大事宜来讲，中间路线都是错误的方式。指出美国经济并没有服务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这并非左翼极端主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本已明显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自大流行病爆发之前就一直在下降。不平等状况一直在加剧，社会流动机会日益枯竭，而且这些问题因教育领域长期缺乏投入而更加严重。今天，相较于任何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都更仰赖他们父母的收入和教育。
我们理当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事实加剧了不公正之感。美国是一个极度富裕的国家，比那些正为它们的公民提供更好生活条件——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容易获得的教育，更大的社会流动性，等等——的很多国家都远为富裕。美国的失败是一个选择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的失败是一个政治体制做出的决定的结果，这个体制没有反映其多数公民的利益，因为它已被俘获了，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
因之，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联邦最低工资应大幅提高，至少提高一倍，但自2009年以来，联邦最低工资就不曾上调。同样，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医保，哪怕他们对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存在分歧。美国人还普遍认为，能从大学教育中受益的美国人都应追求大学教育，而不论他们父母的收入情况如何，而且不会背上数万美元的债务负担。所有美国人也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的退休生活并能获得体面的廉价住房。
要求有政策方案因应这些问题，或者保护环境、加强经济安全、夯实竞争、确保在我们的政治体制内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闻，这不是左翼极端主义。尽管那些右翼人士竭力将这一进步议程刻画成过犹不及的激进主张，但绝大多数选民并不买账。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进步议程变成了中间议程。只有极端保守主义者、盲目的理论家和致力于维护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
事实上，绝大多数进步议程的目标不过是要增进已得到全球承认的一些权利而已，比如载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的那些。《世界人权宣言》的目标在其他许多地方被认为是常识，远非空中楼阁。持续记录到更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国家（多种指标均如此）均已成功实施了反映这些原则的政策，这并非偶然。
自由有赖于什么
支撑进步议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绝大多数重大难题，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的难题，是在集体参与而非个体行动的情形下获得了最优解。另一项原则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必须以民主和包容的方式加以动员。
过往时代那些彼此孤立的农民可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但哪怕是他们，也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以保护自己免受偷盗和暴力行径之害，还需要政府监管，以确保他们进行交易的市场能正常运转。今天，我们面对自然灾害、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威胁都超越了个体和国界。幸运的是，拜科学和技术进步之赐，我们还拥有比两百五十年前的社会高出许多的生活水平。科学和技术进步是基础研究的产物，而基础研究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假如留给私人部门，它将总是供不应求。
今天的技术自由主义者忽视了这一切。他们嘲笑约翰·多恩（John Donne）著名警告，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为他们未能理解或拒绝接受的一点是，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不自由。一个人不戴口罩或不接种疫苗的权利，会侵犯另一个人免受传染性病毒感染的安全权利。一个人携带 AR-15自动步枪的权利，会太过经常地侵犯到其他许多个人的生存权。当被要求权衡这些权利时，绝大多数通情达理的人士会做出确定无疑的选择。（约翰·多恩，生于1572年，卒于1631年，英国诗人。——译注）
创新性的、精心设计的公共政策能扩大每个人的行动范围，从根本上扩大自由的领域。这里有一个微妙的讽刺:人们被迫缴税，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获益了。当然，每个人自然都宁可其由他人承担纳税责任，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搭便车问题。但我认为，哪怕在我们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人们也普遍同意，那些更有能力纳税的人理当承担更大比例的纳税负担，因为他们拥有更多财富。
同样，哪怕在我们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人们也理当广泛同意，抑制选民之举在道德上是错误的。2020年和2022年选举非同寻常的地方，是那些意识到政治不只是游戏，更不只是交易的政府官员的数量，其中很多人是共和党人。他们不畏横逆，高屋建瓴，拒绝向特朗普破坏选举进程和推翻选举结果的举动让步。
2022年中期选举至少表明，很大一部分选民希望摆脱特朗普式的政治。他们感受到了我们面对的挑战，并相信我们能通过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辩论共同应对那些挑战，更出色完成工作。美国人已厌倦了指名道姓的谩骂和威逼恐吓战术。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一个进步的议程，以及这个议程为所有人提供更高生活水平的承诺。
（作者生于1943年，曾于1997年至2000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原题“America's Silent Progressive Majority”，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2年11月25日。题图图说非原文所有，斜体字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无法确保准确理解。）
译文未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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