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快闪”中国：英名与骂名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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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头像拼接图丨柏林幻想博物馆藏/方兹扬摄
《民国日报》刊登的 欢迎爱因斯坦的广告丨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晨报》刊登的《安斯坦不来》消息丨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
“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1922年12月8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德文在信中向爱因斯坦发出热情邀约。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访华学术之旅最终流产，仅在从日本返回欧洲途中“快闪”中国。
短短几日，给中国人留下的有遗憾，也有心结。特别是2018年爱因斯坦日记英文版公开以后，这位享有盛名的大师也背上了“字字让人愤怒”的“种族主义者”的骂名。
爱因斯坦缘何“失约”中国？日记中是否存在不可饶恕之种族偏见？他在百年前带来的那场文化冲击波对中国科学发展是否仍有考察价值？
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一直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近日，他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这些年寻得的一些史证，并吐露了自己对这些疑问的看法。
“非常尊敬的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蔡元培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
这封信原文保存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2019年，这封信曾和爱因斯坦与其他中国知名人士的往来书信及珍贵手稿原件一同在上海举办的特展上展出。
“它们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作为特邀专家，方在庆曾担任该展览科学顾问并应邀访问以色列，追踪更多相关资料。
实际上，中国学者要早于日本学者与爱因斯坦接洽访问事宜。
早在1920年和1921年，蔡元培先后两次到爱因斯坦家中拜访，邀其访华。但因诸事缠身，爱因斯坦未能接受邀请。不过，他允诺在美国之行结束后，下一次远洋航行就是去中国。
但随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捷足先登了。
与中国“失约”确实事出有因。
1922年3月至4月间，爱因斯坦在与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当时正在德国留学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的来往信件中表示：一方面因与其他任务相冲突，他无法像北京大学所期待的那样访学一年；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报酬不够所需”。
而日本方面提供的“报酬足够四周的旅行计划所需”，可以在访日后到中国“顺访”两周。
这让朱家骅难以接受，在他看来，理应在访美后将中国排在第一位，即便不考虑先来后到的规矩，中国也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但爱因斯坦似乎并不以为然。
对此，爱因斯坦的回复是，“不能想象访问两个国家的次序有何重要之处，至少日本先开出了合适的价码”。
他还提出将酬金数额从北京大学最初提议的每月1000华币（当时约539美元或122英镑）改为1000美元。同时支付自己和妻子从东京至北京、北京至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旅店的开销。
“我认为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因为其他国家提出的，还有像美国的几所大学已经支付的酬金，都远在此之上。否则，对其他国家太不公平。”爱因斯坦在给魏宸组的信中写道。而作为对比，他为日本讲学的酬金是2000英镑及相关的待遇。
爱因斯坦差钱吗？对此，方在庆表示，爱因斯坦远东之行的目的，除了体验异国文化，也为了顺便缓解一下当时的经济压力。1922年夏，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德国马克迅速贬值。
之前的美国之行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收入，他要支付前妻及两个儿子的抚养费、救济收入不稳定的妹妹和妹夫，虽然工资不低，但也时常入不敷出。
爱因斯坦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暂时远离一战后德国猖獗的反犹主义。他的朋友、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在1922年6月被极右分子暗杀，他作为最著名的犹太人打算尽量减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1922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
几个月后的初秋，爱因斯坦踏上了对他来说最远的一次旅程。
为了欢迎他的到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一股宣传相对论的热潮。比如数学家魏嗣銮征得爱因斯坦同意在《少年中国》杂志介绍相对论。《民国日报》也刊登了相关的欢迎广告。
巧合的是，爱因斯坦从香港转赴上海途中,获知自己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1月14日，爱因斯坦抵沪次日，《大陆报》也对此做了报道。
可惜，爱因斯坦步履匆匆，仅在上海停留一天半，便奔赴日本。
在日本数周的时间里，这位早已声名远扬的物理学大师，因新获诺贝尔奖产生了强烈的“超级明星效应”，在他做演讲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每次报告会参加者无不摩肩接踵。
隔海相望，中国学界也在翘首以盼他的返程归来。
然而，圣诞前夜，上海《晨报》却发出一则令人遗憾的消息：安（爱因）斯坦不来。
个中原因，爱因斯坦在当年12月22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解释道：“虽然我本人极愿意并且还有我们互相郑重的约定，但我现在不能去中国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你们是不打算践约了。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同济医工学校任内科学讲师）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不一致的报酬条件。我也因此猜测先生不情愿履行诺言。”
为此，爱因斯坦把原定访华的时间安排给了日本。因邮路拖延，直至收到蔡元培12月8日写来的书信，他才知道是中间沟通出了问题，但已无法追改旅行计划，只希望“这种因令人遗憾的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能有补偿的机会”。
此后数日，爱因斯坦离日返欧，又一次步履匆匆，当年12月31日抵沪后停留两天半，便踏上归程。
回首百年前，在方在庆看来，除了当时国力太弱等因素，国人当时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反省，“以为只要口头承诺了，就万事大吉。涉及到具体事务，都没有落实或跟进。爱因斯坦到上海后，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学术机构与之联系，得到这个结果就不奇怪了”。
而反观日本，与爱因斯坦签订了专门的合同，预付了押金，并派专人到欧洲负责接洽访日事宜。爱因斯坦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派专人全程陪同，确保行程不会改变。
1943年12月，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束星北先生再次给爱因斯坦致信，邀其前来中国，但终未如愿。
除了遗憾，百年前爱因斯坦“快闪”中国，留下的还有数篇让一些国人愤慨的旅行日记。
翻阅《爱因斯坦全集》中译版第13卷，其中相关日记的一些描述，的确令人不悦。
比如去程抵港期间，他在参观九龙岛大陆中国人聚居区后写道，“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在餐馆前面用餐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就像欧洲人在绿林中大小便一样……甚至小孩看上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
数天后抵达上海，他写道，“即便是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
1923年元旦当日，他从日本返程途经上海，又写道，“中国人肮脏、饱受折磨、麻木迟钝”“涉及商业技巧时也一致同意他们智力低劣”。
类似这样的描述让爱因斯坦被扣上了“种族主义者”的帽子。“爱因斯坦不是完人，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文化偏见。他的一些话确实不中听，但由此认定他是种族主义者，有失偏颇。”作为一名研究爱因斯坦已有三十六载的科技哲学学者，方在庆认为爱因斯坦的天性中有诙谐的一面，说话尖刻，充满了嘲讽。
事实上，爱因斯坦日记中用调侃甚至恶作剧式的语气描述遇到的人和事的地方随处可见。即使对热情款待他的日本人也并非一味赞扬，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没有科学意识，日本的饮食“像魔鬼的祖母煮的”。
挖苦最狠的是那些他在亚洲遇到的傲慢的欧洲人， 甚至连他的犹太同胞也不放过。看到那些在面对哭墙来回摇晃、大声祷告的“愚钝的同族兄弟”，他认为他们是“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的人”。
他还讽刺当时英国对香港的治理“值得赞赏”，警察由外来的身材魁梧的黑皮肤印度人担任，从来不让中国人干。“可怜的欧洲人”不知道如何用宽容消除民族反抗运动的危险。
“不能因为日记里一些讽刺挖苦的言论，就判定爱因斯坦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应该通过一个人的实际行动来判定他。”方在庆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美国，爱因斯坦都敢于反抗暴政，公开为受到迫害的人群说话。
爱因斯坦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书信往来也凸显他“和蔼可亲”“关怀人类命运”“捍卫世界和平”的一面。
例如，1927年，他与宋庆龄、高尔基等共同组织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发起和指导世界和平运动的活动。之后，宋庆龄也因其“对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同情心”，致信爱因斯坦请他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
1928年，在就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回复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共产党员廖焕星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绝对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有公正的欧洲人都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是一项普遍的义务，无论这些行为是由谁发起或由谁实施的。”
1932年，爱因斯坦曾在一些外国学者向蒋介石发出的呼吁中加上自己的名字，要求从监狱中释放陈独秀。
1938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有过联络的物理学家周培源给爱因斯坦写信，描述了他回国后在战争期间的感受和经历，把爱因斯坦看成是同情中国事业的人。
1946年，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曾拜访爱因斯坦，在忆及两人通信时，他表示爱因斯坦在信中还赞扬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精神。
“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语言学家周有光曾在1947年两次访问爱因斯坦。
“他（爱因斯坦）在上海短暂逗留期间，主要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但也见到了许多中国人，有富人也有穷人。他对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农民和城镇劳工特别同情，尽管他所居住的德国本土正进入经济萧条期。他很难接受大规模贫困的现实，正如他在旅行日记中所记载的，他内心的想法有时会很严苛。”
即将出版的中文简体版《爱因斯坦百科》的作者爱丽丝·卡拉普里斯、丹尼尔·肯尼菲克和罗伯特·舒尔曼在该书中译版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他现在访问中国，肯定会对他访问之后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实现的巨大转变、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及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留下深刻印象。”
爱因斯坦在日本六周的访问，不仅促进了相对论在该国传播，对其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改变了日本人的科学观，间接促进了日本科学研究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对一代日本青年的熏陶和启蒙。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目前已有27人获奖，物理学领域最多，达到11人。
特别是爱因斯坦曾经发表演讲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几所大学获奖者最多。方在庆认为，这与爱因斯坦思想的熏陶与传承不无关系。
爱因斯坦对整个日本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看到日本快速步入现代化、非常勤奋地学习西方这种亦步亦趋的潜在风险，他警告日本不要受西方过度影响，更不要屈服于西方的影响。
虽然爱因斯坦并未访学中国，但他的科学思想在中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并影响了许多中国人及华裔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受过爱因斯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对两人合写的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非常感兴趣，就让助手请两人到办公室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杨振宁对此曾表示，爱因斯坦没有大师的架子，只把他们作为学术探讨者看待，诚恳地抛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还用画曲线的方式予以解释。
“最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并且对我说：祝你未来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我记得他的手大、厚而温暖。”李政道曾回忆说，爱因斯坦的祝福使他深深感动。
在中西学术合作与文化交流方面，爱因斯坦在与罗忠恕的来往信件中也表示，“徒吸收外来文化”并不可取，能否与本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相调和是关键。
有趣的是，在上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许多国家不乏争议，包括诺贝尔奖延迟颁发也是对相对论的怀疑所致，但相对论在中国却被很快接受。
数学家魏嗣銮研究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时空观使得对相对论的接受避免了通常对时间相对性产生的争议，因为中国学者不受牛顿的绝对时间等概念的制约。因此，中国物理学家比西方物理学家能够更快地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
事实上，有多位中国第一代理论物理学家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广义相对论上，比如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胡宁在引力波发射导致的双星系统衰变方面的研究，束星北在上世纪30年代对统一场理论的研究，都对中国物理学在二战后的繁荣局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与日本相比，中国本土至今未诞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方在庆认为，这与科学思想没有扎根不无关系。
“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似乎非常苛刻。”1922年12月31日晚，爱因斯坦从日本返沪后到一位犹太女主人家做客时写下了他的观察所感，意思是科学并不会在任何社会文化土壤里成长。
他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项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即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或蕴含因果关系的系统性实验。而中国没有这些基础。
“只有将爱因斯坦所认为的这些西方文化最优秀的部分扎根在中国文化里，使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学文化才有活力。”遗憾的是，方在庆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这一传统断了，日本则一直传承下来。
在中科院物理所王鼎盛院士看来，从爱因斯坦到李约瑟，都讲到科学的发展需要土壤、环境。如何在中国造就好的环境，让高科技在中国发展起来，很值得思考。
“100年前，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能够摩肩接踵地去听爱因斯坦的讲演，他们追的是什么星？现在，我们只有歌星、演员到学校才有这种反应，哪个科学家的报告有这样的情况？这是100年的差距。”近日，在方在庆于北京泰康燕园举行的“爱因斯坦访问东亚100年”报告会上，王鼎盛听完报告后对《中国科学报》说。
“如果下一个爱因斯坦来了，我们有实力欢迎；但来了之后，有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学习和努力，这也很重要。”王鼎盛补充说。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技报”，编辑：赵路，原题目为《独家！爱因斯坦为何“失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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